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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由此开启了我国进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时期。2021年建党百年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凝练为“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为过程导向的国家治理理论构建提供了实践命题。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优势，因此构建“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过程导向治理理论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基础工作。当前我国面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党和政府是国家治理的核心主体，因此，治理转型的任何改革首要依赖于高水平的政府质量，即公权力的高品质运行。国内外国家治理的经验表明，高水平的政府质量不仅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也是公民与政府构建协同共治关系的必要条件，更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必由之路。因此，政府质量成为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成效的重要视角，也成为评价国家—社会关系的重要概念。本书正是在上述背景下致力于探究政府质量之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及实践意涵。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转变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制度命题，这一转变的实现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备高质量的制度执行能力来建设“有为政府”，政府质量作为制度执行能力的关键要素驱动着治理效能的持续转化。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和深化改革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风险矛盾显性化，制度建设进入攻坚期，政府对市场与社会主体的公共服务、商事服务和社会治理等职能进一步凸显，这客观上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公共权力行使以及政府质量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加之新兴信息技术蓬勃发展，正通过技术赋权和技术赋能的双重机制进一步驱动着政府质量的提升：一方面，技术赋权令公众参与意识逐渐增强，公众诉求得以在网络空间快速形成、表达和传播，这提升了社会参与公共事务、监督公共权力的能力；另一方面，技术赋能显著提升了政府对社会偏好的回应、服务和传播能力。因此，依托上述两种机制共同塑造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和协同共治格局，成为数字时代提升政府质量、驱动治理效能的重要命题。基于此，本书在治理理论、政治过程理论的基础上形成本土化政府质量理论体系，同时进一步立足中国实践，通过问卷调查、实验和大数据等方法实证地评估地方政府质量，并基于政治过程理论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来分析和评估政府质量的生成机制及其政治效应，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政府质量的理论及评估体系，提炼出提升政府质量的若干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