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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政府质量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讨论政府质量的政治经济来源及其生成机制，即考察一系列重要的政治经济因素如何影响政府质量。在广泛讨论的政府质量来源中，民主程度、经济发展、社会资本和官僚制度是解释政府质量差异的关键因素。本部分将系统阐述上述政治经济因素对政府质量的影响效应以及作用机制。
民主发展能够提升政府质量的观点，与人类社会的民主化实践进程和对民主理论的认知发展过程密切相关。20世纪之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认为非民主政体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更为优越。
然而，20世纪之后，这种观点发生倒转，变成民主政体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更为优越，即认为民主化会提高政府质量。20世纪70—90年代，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大量威权国家以不同方式建立了民主政体，民主化国家从1973年的30个迅速增加到2004年的118个。但是，这些新生的民主化国家并没有实现政府质量的提升，相反，相当一部分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走向了内战、分裂、经济停滞、效率低下和腐败盛行的境况。这促使学术界开始重新讨论民主政体与政府质量之间是否具有相关关系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相关关系的问题。
第一，民主政体能够减少腐败。早期研究多直接使用腐败程度来测量政府质量，所以关于民主程度对政府质量之影响的问题讨论，也就简化成民主政体如何抑制政府腐败的问题。其解释逻辑是民主政体的发展会带来有序的政治竞争：在新闻自由、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和政治竞争的环境下，政党和政治家为了能在竞争中获胜，就必须得到民众的支持，为此也就必须降低自身的腐败程度。这也导致民主政体的领导人比威权政府的领导人有更强的动机去提升政府质量。持这种观点的典型学者，如亚瑟·戈德史密斯（Arthur Goldsmith）就认为，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民主程度与腐败程度之间呈现出一种负相关关系，虽然二者在统计上的显著性程度并不高。
丹尼尔·莱德曼（Daniel Lederman）等人认为民主制度满足了制度抑制腐败的两大渠道要件：一是政府责任和公共品供给结构，即政治制度通过惩罚腐败官员或为公民提供了解政府活动信息的方式，增强了政府的责任意识；二是公共品的竞争性供给产生竞争机制，减少了政府寻租的可能性。
这种观点认为民主化是能够减少腐败的——虽然许多新生的民主化国家出现了很多问题，但这只是短期的“门槛效应”，而随着民主政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这些问题也就会被解决。对此，典型的学者如加布里埃拉·蒙蒂诺拉（Gabriella Montinola）和罗伯特·杰克曼（Robert Jackman）认为，在民主化的初始阶段，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会有所升高，而随着民主化程度的逐步深化，政府的廉洁程度将逐步提高，因而民主程度与腐败程度之间是一种动态的倒U型曲线关系。
又如尼丹尔·特雷斯曼（Daniel Treisman）认为，长远而言，民主经历时间越长的国家，腐败程度会越低。
韦恩·桑德霍尔茨（Wayne Sandholtz）和威廉·科茨尔（William Koetzle）也认为，民主规范和制度的成熟程度以及一个国家经历民主的时间长度，都与腐败程度呈负相关。
第二，民主程度能够提升政府质量，但这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首先是受到各种政治条件的制约。例如宋鸿恩（Hung-En Sung）认为政府质量是民主化程度（政治体制）与政治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政治条件包括经济发展程度等物质指标，也包括参与意识、民主理念、政策理解能力等文化性指标。所以，宋鸿恩认为民主化与腐败的关系表现为一种横着的S型曲线模型：在民主化初期阶段，腐败的程度会有所下降；在中度民主化的国家中，腐败最为严重；而一旦进入高阶民主化阶段，腐败的程度又会大大下降。即宋鸿恩认为，民主化程度会提升政府质量的观点是成立的，只不过不同模式的提升方式、提升幅度以及受其他因素制约的条件不同。
这种观点认为，腐败之所以在民主化的中级阶段爆发得最多，是因为威权政体解体之后，民主政体带来的政治竞争使政治向为数众多的利益集团开放，但是在这一时期，这些国家往往还不具备足够的政治条件，这既包括媒体和经济的发展程度，也包括教育水平、民众的参与意识、精英的自我约束意识等等。这样，民主政体和政治条件的不匹配也就导致了腐败的剧增。施瓦本（Schwabe）也讨论了这一问题。他认为，政府质量为政治候选人的平均能力水平和公共物品的资源分配所共同决定。一个官职所代表的权力增加会吸引能力更高的候选人，但也可能会对政府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其次是受到公民认知的制约。马修·钦戈斯（Matthew Chingos）、迈克尔·亨德森（Michael Henderson）和马丁·韦斯特（Martin West）以公民认知（citizen perceptions）为切入点展开讨论，认为民主责任性（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的传统模型的核心是公民精确评价政府绩效的能力，但是因为公民认知不足，难以形成对政府的有效诉求，所以也就会限制政府质量的提高。三位学者通过分析公立学校的数据，对上述解释逻辑进行实证验证。统计结果显示，公民对当地公立学校的认知（公民认知）确实会对学校的绩效表现（政府质量）产生影响，即公民所感知到的政府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府真实的服务质量。
最后是受到政府能力的制约。汉娜·贝克和哈德纽斯就认为民主化与政府质量之间呈现一种J型曲线模型，原因是民主化程度对政府质量的影响要受到国家能力这个变量的制约。也就是说，在低度民主化的国家中，民主对国家能力的影响是负面的；在中度民主化的国家中，民主对国家能力没有影响；在高度民主化的国家中，民主对国家能力有着极强的正面影响。进而，汉娜·贝克和哈德纽斯使用1984—2002年间140个国家的民主程度与政府质量指标，采用时间序列分析和截面数据回归分析，验证了以上解释逻辑的正确性。
第三，民主程度能够提升政府质量是因为对公权力进行了有效制约。汉娜·贝克和哈德纽斯认为，无论是U型曲线还是S型曲线，都仅仅以腐败程度来作为政府质量的衡量标准。这种做法显然过于简单，因为仅凭腐败并不能完全反映政府质量，尤其是腐败未必能够代表行政绩效。为了更为全面地把握政府质量，最好是从腐败程度和行政绩效两个方面进行评判。汉娜·贝克和哈德纽斯将民主程度影响政府质量的原因解释为民主政体对政府权力的控制：民主政体中对权力的控制自下而上地来自民众，而不像威权体制中对权力的控制是自上而下地来自中央权威。即在民主政体中，民众可以通过民主机制来限制政府及政府官员的权力，敦促他们更好地行使权力。这样便能够有效控制政府权力，而这种控制可以限制权力的滥用和防止腐败，进而实现权力的有效行使和带来较高的行政效率。
拉米雷斯（Ramirez）在他的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中提出了类似的解释。他认为，在所有提高政府质量的民主因素中（如政治参与、选举竞争、出版自由等），权力制约与平衡体系（checks and balances）对行政人员自由裁量权的政治约束是作用最大的一个，尤其是立法约束（legislative constraints）可通过降低行政人员对于公共官僚机构的自由裁量权而大幅度提高政府质量。
通过以上文献回顾，不难得出结论：就长时段而言，民主的深化有利于政府质量的提升。
或者说，在当代的政体形态中，民主程度越高的国家，其政府质量也越高。虽然在从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的过程中，民主程度与政府质量的关系较为复杂（有时会呈现出正相关关系，有时会呈现出负相关关系，有时甚至没有关系），但是民主化会促进政府质量提升的基本解释逻辑是成立的。
经济发展水平对政府质量的影响，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国家的税收汲取能力和财政收入水平，进而影响政府质量；二是经济发展模式如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等，会影响政府质量；三是经济对外开放程度会影响政府质量。
第一，经济发展是其他变量影响政府质量的根本。这种观点最早源于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说，即认为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生产力，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进而决定了政治制度、政府行为等上层建筑。这种观点比较典型的表现是，在解释民主发展对政府质量影响的时候，将其看成经济发展影响政府质量的中间变量，或者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程度发生交互作用，进而影响政府质量。例如，很多解释就认为，在民主政体中，当经济发展水平很低时，民众对官僚能力的长期投资需求也很低。中间选民期望与国家政权建立恩庇-侍从（patron-client）关系，更多地希望领导者提供基础服务。此时，政府质量的水平之低是可以想见的，甚至不如同等条件下的威权/独裁政体。但是，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民主政体来说，中间选民就会对领导者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进行中长期投资以提高行政能力。尼古拉斯·查伦（Nicholas Charron）和维克多·拉普恩特（Victor Lapuente）采用超过12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对“民主政体是否比威权政体绩效更高”这一问题做出细致的回应。他们最后发现，独裁/专制政体在国家发展早期、经济水平很低时可能反而具有更高的政府质量。但是一旦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那么相比较而言，民主政体可以更好地保证完善的官僚队伍和行政管理服务，以及较低程度的腐败。
第二，国家的税收和财政会影响政府质量。一方面，税收和财政会影响政府能力，进而影响政府质量。葛德雪（Goldscheid）和熊彼特（Schumpeter）等人很早就论述过政府从社会汲取资源的行为将如何对政府的治理产生影响。历史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通过分析欧洲国家的形成过程，认为政府对社会的财政汲取能力和汲取方式会影响政府运作。蒂利认为统治者不是单纯地强制性征税，而是积极主动地与大资本家就税收、国家财政和公共政策等问题进行谈判以获取政府统治资源。特别是在战争中，国家往往变得更有能力，并且对公民更负责任，这是因为战争的外部威胁促使各方政治势力更容易达成妥协，而国家也就更容易获得税收和财政支配能力。
米克·摩尔（Mick Moore）从政治学的角度，系统分析了税收和财政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政府质量。他认为财政收入、税收、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途径、税收占公民收入的比重、谁来承担怎样的税收、税收的衡量和征集途径等都会对政府质量产生影响。
苏希扬坦·巴斯卡兰（Thushyanthan Baskaran）和阿恩·比斯滕（Arne Bigsten）收集了1990—2005年间31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数据，在分析了财政能力与政府质量之间的关系后，认为财政能力的提高有助于政府质量的提高，尤其能够减少腐败和增强民主程度。他们的解释逻辑是，政府财政能力的提高意味着公民财政负担的增加，特别是赋税负担的增加，所以公民会要求政府增强问责性（accountability）并积极地参与到政治进程当中。
另一方面，税收和财政也会影响政治代表性，进而影响政府质量。例如，迈克尔·罗斯（Michael Ross）就使用了许多国家的跨部门面板数据分析税收如何影响一个政府的代表性；
迈克尔·赫伯（Michael Herb）利用跨国面板数据分析了非税收财政收入和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
丹尼尔·伯杰（Daniel Berger）对尼日利亚的亚国家区域进行研究，发现在殖民地时期，曾经获得英国对其财政能力投资的那些区域，往往具有更好的政府和更高的行政质量。
第三，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会影响政府质量。资源诅咒理论认为，那些曾经因为自然资源而迅速获得高收入的国家或地区，往往具有更低的民主化程度和政府质量。
基伦·乔杜里（Kiren Chaudhry）分析了公共财政收入的对比资源效应对当代国家形成过程的影响，他通过分析沙特阿拉伯和也门两个中东国家的石油租金收入和国外工作的公民所创造的外汇收入，来分析资源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占比以及资源依赖程度对政府质量的影响。乔杜里的研究清楚地展示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源性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比的变化如何形塑了政府职能、政府能力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的方式。
摩尔也对中东的资源“食利国”进行过讨论，认为这些国家更高水平的税收能够带来政府更强的能力、责任和代表性。当然，资源诅咒理论也受到一些批判，例如罗斯就认为这些研究只是“就事论事”地讨论资源变量，但真实的情况可能复杂得多，尤其在长期的历史演化进程中会形成复杂的制度背景，而这是简单的资源诅咒和经济发展所不能解释的。
第四，经济的国际交流程度会影响政府质量。这种观点认为，跨国公司等国际组织的投资和策略会促使一个国家进行制度创新，进而影响这个国家的政府质量。例如，凯·奥尔德森（Kai Alderson）将国际组织促使一个国家进行国际社会化的机制分成四类：（1）生产排名和国际评价；（2）为经济援助提供条件；（3）促进与国际组织成员的互动；（4）通过会员程序与国际组织成员扩展联系。
在奥尔德森的基础上，莫妮卡·鲍尔（Monika Bauhr）和纳赫梅·纳西里图西（Naghmeh Nasiritousi）根据“物质—规范”和“竞争—融合”，将国际组织促使主权国家提升国家质量的路径分成四种类型：（1）排名和国家评价；（2）与国际组织加强交流；（3）有条件的经济援助；（4）扩散国际组织规模。两位学者以一种“论争—整合”（contestation-integration）的维度来理解国际组织在提升政府质量和打击腐败方面的力量：国际组织要想行使权力和发挥作用，要么将各国整合进一个文化充分交流的网络，要么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当国际组织运用治理能力排名和援助条件来挑战现存秩序时，它面临着观念意义上的缺陷，包括客观数据和政策建议。相反，建立在整合基础上的措施，例如国际组织的会籍申请过程或与国际组织的互动，则更容易面临内部程序上的缺陷，如国际组织推动其组织准则内在化和主流化的尝试很可能失败。但无论如何，国际组织通过其种种努力，确实会对世界各国政府质量的提高有所帮助。
在国内研究方面，马汴京和谢作诗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切入点，运用国内120个城市的经验数据，检验内生FDI流入与中国政府质量的关系。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结果表明，FDI流入有助于提高多个维度衡量的政府质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FDI流入有助于减少企业进出口通关时间，增强人们对法院判决的信心，降低实际税负和旅游与娱乐开支占销售额的比例。此外，外企工业产值比例较高的地区也对应着较少的与政府打交道的时间和较低的婴儿死亡率。一旦控制FDI变量，东部沿海地区的政府并没有表现出更优的运行效率。在控制经济发展水平、地理、政治等因素后，FDI流入对政府质量改进的边际贡献仍然显著为正，且其估计值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稳定性。
斯蒂芬·克纳克（Stephen Knack）认为，包括公众自愿参与、人口回应性和社会信任三个方面在内的社会资本会对政府质量产生影响。
卡尔斯·博伊克斯（Carles Boix）和丹尼尔·波斯纳（Daniel Posner）总结了社会资本能够提高政府质量的原因：一方面社会资本能够扩大政府承担责任的范围；另一方面在政治偏好极化的情况下其能够促进协商，而这在政策创新面临新挑战或危机的时候尤为重要。
拉波尔塔等人
以及克纳克和菲利普·基弗（Philip Keefer）
认为，社会资本一方面会提高政府效率，另一方面会提高政府回应性，所以社会资本会带来更好的政府表现。
第一，社会资本能够提高政府回应性和政治代表性。首先，社会资本能够监督政府公权力运行。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等人认为，在社会资本发育良好的地区，公民参与更加积极，公众对政府形成更好的监督机制，促使政府更加积极地执行公共政策，防止政府被局部利益俘获，减少政府无能和渎职行为。
其次，社会资本也是民主运行的必要条件。帕梅拉·帕克斯顿（Pamela Paxton）认为，社会资本背后的笼统性社会信任对民主政府的存活非常重要，这是因为组织和领导往往不情愿放弃权力和遵守规则，尤其当他们不相信对方会放弃规则的时候，他们会努力强化对政府规则的控制。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的实证研究也发现，人际信任更高的国家更加支持民主社会资本。
第二，社会资本提高政府效率和社会治理效能。其解释路径是社会资本能够防止政治极化，促进政治精英与社会大众之间的协调配合，或是能够抵制政治极化带来的低效率并减少协调成本和提高治理效率。一方面，社会资本会带来更多的创新和更灵活的政策制定。帕特南等人认为，公众参与更加积极的地区会更少出现因政策被精英主导而抵制政策变迁的事情，所以地方政府也就在“更加公民化的区域”，“更加成功地回应不断出现的问题和挑战”。
另一方面，社会资本促进政治精英间的合作。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等人认为在更加公民化的地区，领导间更愿意进行“公众协作”，这对于民主稳定的重要性表现在监督精英权力以使精英更加负责。
克纳克以美国各州的数据为基础，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和二阶段最小二乘法方法，对社会资本和政府质量进行分析，得出社会资本强烈影响政府质量的结论——特别是志愿活动（volunteering）、人口普查回应（census response）和社会信任（social trust）对预测政府绩效具有显著意义。
阿尔贝托·阿莱西纳（Alberto Alesina）和叶卡捷琳娜·朱拉夫斯卡娅（Ekaterina Zhuravskaya）研究过种族、语言和宗教的隔离/分离对于政府质量的影响。他们发现，种族和语言隔离/分离程度高的国家，其政府质量一般较低，而且种族和语言隔离/分离对政府质量的影响在民主国家表现得更加强烈。
第三，社会资本促进经济发展进而提高政府质量。社会资本的另一解释路径是社会资本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以提升政府质量。克纳克和基弗的经典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带来的人际信任、市民间基于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协作促进机制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并提高政府质量。
罗斯坦分析了社会资本、经济增长与政府质量三者间的因果机制。他认为，即使在政府的公正性和廉洁性成为共识的社会中，大多数人仍然是自利的，因此，执行法律和政策的公共机构越是廉洁和公正，它获得的社会资本就越多，人们也就越信任政府。
第四，社会资本抑制腐败进而提高政府质量。罗斯坦区分了两个概念——普遍信任（generalized trust）和对政府的信任（trust in government），并认为输出部门（output institutions）的质量决定了普遍信任的发展，民众与政客、选举等政治事务联系得很少，而与负责落实公共政策的政府输出部门联系得很多。罗斯坦认为，即使在一个对政府应具有公正性和政府官员不应腐败具有共识的社会，大多数人只要有渠道，就还是会利用一切机会牟取不义之财。因此，不止是政府官员，大多数人都是不可信的，他们不可能完全按照法律和规则来办事。所以，执行、落实法律和政策的政府机构越是清廉与公正，它获得的社会资本就越多。而如果法官、教师、警察和教授都不可信了，那么民众还可以信任谁呢？既然大多数人都不可信，人们就倾向于信赖政府。
现代政府都是建立在韦伯（Max Weber）意义上的官僚制基础之上的，所以官僚制本身的特征，如政治问责性、信息公开和政府承诺等，都会对政府质量产生影响。下面从理性官僚制的完善程度、对理性官僚制的政治控制程度、官僚机构代理人的竞争和激励等方面阐述官僚制度影响政府质量的因果机制。
第一，理性官僚制完善程度对政府质量的影响。韦伯总结了官僚制的一些经典特质：（1）职业官僚代替庇护体系；（2）通过竞争性考核来实现选贤任能；（3）法理型权威；（4）职业分工；（5）层级节制；（6）终生雇佣以保证官僚体制稳定性。韦伯认为，官僚制是现代政府区别于传统政府的基本特征，因此，韦伯意义上的官僚制的完善程度对政府质量产生着重要影响。
詹姆斯·劳赫（James Rauch）和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认为，吸引人的薪水（competitive salaries）、内部推动力（internal promotion）、职业稳定性（career stability）和精英招募（meritocratic recruitment）是官僚机构高效运行的四个核心要素。他们进而用35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验证了精英招募是对提高官僚制绩效而言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
杰瑞尔·科格本（Jerrell Coggburn）和桑德拉·施耐德（Saundra Schneider）从政府管理质量和管理能力角度对美国诸多州政府的绩效进行经验分析，发现州政府的管理能力对各州的政策承诺有着直接影响，拥有高水平管理能力的州倾向于制定广泛的社会福利/集体利益政策。
在中国场景下，罗斯坦指出中国特色的“干部制”政府管理模式可以帮助官员集中精力去执行具体的政策方针，由此促进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公众福祉的进步。
第二，对理性官僚制的政治控制程度。建立起理性官僚制，并不意味着政府质量就能够提升，这是因为官僚机构可能被利益集团、私人企业等俘获，从而导致其偏离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目标。劳赫最早尝试将韦伯关于官僚制的假设与经济学的“委托—代理”分析框架结合，更加注重从微观个体层面，考察官员的组织管理、绩效考核与教育等对整个官僚体制质量的影响。
罗伯特·克里加德（Robert Klitgaard）认为，缺乏监督的官僚机构代理人不可能减少腐败和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保罗·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和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认为，好的代理人激励制度如结果导向的薪酬制、高层的任期制等能够诱发好的政府表现，有力并且受监督的代理人能够减少腐败并提高服务质量。
杰拉德·凯登（Gerald Caiden）和彼得·奥科恩（Peter Aucoin）认为“委托—代理”框架下的结论构成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本观点。
苏珊·罗斯-阿克曼认为，专业化官僚体系比直接政治任命更能增长公共决策者对公共投资获益的意愿等待时间，这样就会激励政府更多地投向那些投资期长、见效慢的基础性领域。
艾丽西亚·阿德塞拉（Alicia Adserà）等人联合论证政治责任性与政府质量之间的关系，认为政府质量的高低依赖于公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迫使官员对其行为负责。对官员的政治控制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自由和定期的选举，这让公民得以规制官员，即官员出于对在下一个选举周期竞选失败的担忧而不得不对选民的利益做出回应；二是公民掌握的信息渠道，这限制了官员参与腐败和进行政治操控的可能性。当公民掌握了更多更精确的关于政策为何以及政策将在何种环境中以何种方式落实的信息时，政府绩效就会大大提高——尤其是还有落选作为惩罚不负责任的官员的一种手段。他们还认为，信息掌握充分且政治热情很高的选民群体对提升政府质量的作用远大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作用。
第三，官僚机构代理人间的竞争与激励。在“委托—代理”的分析框架下，民意层层上传至议会中并促成决策，然后在官僚体制内层层下传并得到执行。在多层级政府的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委托—代理”链过长，代理人的目标往往发生偏移。在中国大国治理的特殊国情下，官僚制的层级更多，因此这个问题也更加严重。那么，应当如何减少这种偏移呢？制度经济学家发掘出了一些内在机制：第一，通过分权促进代理人竞争以维持公共目标。例如，让-保罗·法盖（Jean-Paul Faguet）就发现玻利维亚的分权促使地方政府对公众需求更加负责，即分权会提高地方政府的回应性。
许成钢和皮斯托（Katharina Pistor）等人提出“财政联邦主义”的概念，认为中国官僚体制通过地方政府间财政的分权竞争，对地方政府进行激励，这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所说的共产主义体制的“预算软约束”问题。
第二，通过晋升考核促进代理人竞争与激励，进而维持公共目标。郑永年认为，中国官僚体制的特点除了“财政分权”，还有“人事集权”，即中国官僚体制自上而下的人事任命制度为地方政府提供更大激励。周黎安用“行政发包制”和“晋升锦标赛”模型来概括中国基于行政“一把手晋升”的特殊官僚激励制度，认为中国官僚体制的“职责同构”“M型组织形式”和“蜂窝状”组织结构对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起到促进作用。第三，通过价值传承来维持公共目标。埃文斯和劳赫认为，官员的选拔任命机制不但为官员提供了直接激励，而且还起到了价值传承作用——符合某种价值观的优秀代理人被选拔为委托者，这本身便是一种价值传承，并能够在官僚体制内形成自我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