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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的核心诉求是“一族一国”（Gellner, 1983）。民族国家反映了西方的近代历史经验，对以帝国、普遍主义和部落为传统的亚非地区而言，是必须适应的世界文化范式（Smith, 1998∶99-100）。民族国家有三类代表性的子类型：第一类以族群基础高度单一的日本为代表，其基本无须实施大规模的边界改造或族群清洗，依靠精神上的再发明，在大量保存古代文化的前提下把帝制传统再造为现代民族——当然也包含削弱和消灭地方性文化的国族建构元素。第二类是就转型意义而言的法西斯政体，它通过严厉的族群清洗、族群迁移和强制同化，实现文化同质性，即“族群国族主义”，这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实际构造方式。第三类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公民国族模式，它在宽容异质性的基础上塑造了超越族群的美国性，同时在正式制度层面保留了隔离和排斥。与法国大革命的公民民族主义不同，美国建国遵循了实用主义和最小变化的原则。
中国和俄国在接受上述任何子类型的民族国家模式方面都有困难。作为幅员辽阔的多族群国家，两国的族群和语言远没有日本、朝鲜和德国那样单一，这意味着很难通过单纯地再发明传统来实现转型，虽然族群基础的异质性并不妨碍中俄可以通过强有力的国家行动来铸造国族。事实上，不论是晚期沙俄、临时政府及其后继的白卫军运动，还是中国北洋政府和国民党，都曾选择了强力同化的道路：通过革命进行现代化。中苏对法西斯模式和美国模式的抗拒都与革命有关。与法西斯主义者不同，中国革命者作为挑战者而不是掌权者，并不把弱小民族当成征服对象，而是首先动员它们一起去推翻统治者。共产主义革命诉诸的激烈社会变迁，排斥渐进改良或者有限革命，使得美国那种继承殖民地时期社会结构的“国族”构建方式很难被容忍，这突出体现在俄共和中共对二月革命和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批判上。革命和现代化都对原有社会传统进行了改造和颠覆，所以中苏的革命建国，很难模仿德日走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