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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是当今世界的主导政治模式，但如何建立符合本国实际的国族模式并没有统一性方案。由于套用“一族一国”的民族主义原则而造成国族认同薄弱、经济发展不畅、社会秩序动荡的例子，在世界范围内比比皆是。中国的国族模式借鉴了苏联做法，但又和苏联有所区别。两国都没有完全追随“一族一国”的民族自决潮流，放任原有版图解体，而是在政治统一前提下，给予少数民族经济和文化上的扶助。中国也没有建立苏式联盟化的民族国家共同体，而是将所有族群统一在“中华民族”的概念之下，因而在形式上更接近常规的民族国家。为何会出现这些差异？我希望通过中国与苏联的比较，探索革命运动在寻找特定国族模式过程中的作用。
中苏革命的相似性在于，都具有从帝国体系向民族国家转型的世界背景，以及批判旧秩序旧文化、鼓励被压迫群体的革命意识形态。这种共性导致中苏在革命初期的国家建设构想上非常接近，一些共性也由此得到长期保持，包括扶持少数民族、淡化“主体民族”、革命性重构、强调集中性和统一性。但中苏之间也存在很多差异。首先，由于处在帝国体系分崩离析、民族自决的去中心化浪潮之中，俄国革命催生出了民族国家联盟形式的政治结构；而中国革命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传统帝国体系的再中心化同步，其他国家的再中心化间接影响了中国。其次，中国革命对本国传统文化经历了一个由激烈否定到创造性和解的过程，革命与国族的关系从早期对立转变成较为融洽；而苏联建国发生于俄罗斯文化与革命之间存在高度紧张关系的革命运动早期，这直接导致了“俄罗斯”被“苏维埃”取代。最后，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前经历了漫长的根据地时期，积累了管理边疆族群的实际经验，这使得革命者对“民族”的定义较为灵活，虽借鉴布尔什维克对语言、宗教等天然差异基础的强调，但没有完全执迷于此。
相比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存在如下清晰特征：处于民族自决短暂退潮的再中心化世界（并且这个世界已经存在一个按照民族国家逻辑行事的社会主义国家），全面的大众革命动员（因面向农民所以需要广泛地采用传统文化符号），获得全国胜利前已具备丰富的实际执政经验（即与边疆少数民族接触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