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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纪初以来，民族国家已经取代了帝国、王国和其他政治形式，并最终成为在世界范围内居主导地位的政治组织形式。如何解释民族国家的全球崛起是政治社会学和比较历史社会学的重要课题。那么，全球范围内民族国家这一政治组织形式的流行，究竟是像世界政体理论家宣称的那样，是全球性制度扩散的结果，还是像历史制度主义者强调的那样，是一个更加地方化和区域化的过程？
威默（Wimmer）和范斯坦（Feinstein）的文章《1816—2001年民族国家在全世界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Nation-State across the World, 1816-2001，以下简称WF［2010］）将民族国家（nation-state）界定为“拥有成文宪法的独立国家，公民人人平等，以民族的名义统治”。基于此，他们建构了一个1816—2001年关于民族国家的全球性数据集，并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回答这一问题。他们发现，世界政体理论无法解释民族国家的兴起。具体而言，WF（2010）认为，国家间组织（IGO）的成员身份对民族国家的兴起并不重要，而且世界上现有民族国家的数量反而对新的民族国家的兴起产生异常的负面影响。此外，他们也不认为“世界政体”视角强调的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是制度扩散的重要工具。他们根据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得出结论，认为民族国家的全球兴起源于新兴民族主义者的力量越来越强，这是由民族国家既有政权的弱化所导致的。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各政治组织团体之间的权力配置和权力平衡，从一种国家类型向另一种国家类型的变迁被视为权力斗争的结果（WF［2010］：769-771）。然而，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尽管全球各地的情况、历史千差万别，但不同类型的权力斗争最终都会加强民族主义者的力量，并导致20世纪民族国家的全球兴起。相比之下，世界政体理论则侧重于被历史制度主义所忽视的全球文化的作用。世界政体是一个由世界文化构成的单一政体，这是一套基础性的、独特的和普遍的原则与模式，推动了各国之间的结构同构（Boli and Thomas, 1997）。因此，民族国家的兴起被看作民族国家这一制度模板（institutional template）全球扩散的结果。该制度模板由一系列关于国家的理念构成，包括宪法、宪制原则、公民平等理念等。在这一制度模板的扩散过程中，国际组织起到关键作用。
WF（2010）假定，早在1816年，这种民族国家模板就已经在世界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事实上，“二战”之前，民族国家模板面临来自帝国和殖民模式的强大竞争，且后者更具合法性。那时候，民族国家并没有成为最具合法性的制度形式。此外，WF（2010）忽略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民族国家制度传播中的作用，而这恰恰是世界政体理论最为强调的地方。为了纠正这两个问题，我们重新分析了WF（2010）所使用的数据，并发现国家间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现有的民族国家都显著促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国家创建。如图1所示，随着“二战”结束，民族国家数量开始单调、稳步地增长。为了评估世界政体理论是否有助于理解民族国家在全球的兴起，本文专注于“二战”后的时期。
图1 世界政体的发展（1816—2001）
本文安排如下：首先，我们简要描述关于民族国家创建的世界政体理论以及世界政体理论与历史制度主义之间的关系。其次，将整个数据集分为两个子集——一个用于1816—1945年间，另一个用于1946—2001年间，并对每个子集都进行相关的统计模型分析。我们发现，国家间组织的会员资格显著促进了“二战”后世界各国对民族国家这一制度模板的接受。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数据只涉及1953—2001年的。在这一期间，我们发现国家间组织的成员身份、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成员身份以及现有的民族国家，都对民族国家的兴起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