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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8年开始，我陆续主编了几本不同主题的政治社会学文集：《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身份认同研究：观念 态度 理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转型中国：社会公正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以及《社会组织化行为：案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这本书是第五本，目的是运用历史资料，探讨制度的生成及影响。这些研究文章全部由青年学者写成，他们的工作显示了训练有素的专业分析，尤其是主题价值、目标意识、证据运用以及对公共（非个人）后果的揭示，大大拓展了政治社会学理解社会现象的广度和深度。
在主题方面，文集涉及的研究问题具有拓展性与跨学科性。比如：亲缘网络形态与国家政权建设存在怎样的关系？民族国家兴起与全球制度同构是否有关？国家税收制度如何影响政体延续？革命运动对民族国家的模式形成具有什么作用？社会人口理论如何反映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主张？历史上的边疆治理模式怎样影响了族群关系？边缘地带的中间人在改变资源和权力关系配置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在不同社会中，服军役经历对人生发展有何影响？这些提问延续了政治社会学一向关注的社会现象——全球化、民族国家、政体延续、革命运动、社会结构、国族建设、民族冲突、发展战略、治理模式等等，研究议题基础又重要：它们有助于理解其他的社会衍生现象，所以谓之基础；它们不仅关于历史，其揭示的影响关系对认识现今也有裨益，所以谓之重要。
在组织材料和运用证据方面，这些研究具有明确的社会科学意识。本文集的作品虽然采用的是历史材料，但是在研究设问的指向上与常见的历史学作品显示出区别来。多数史学研究指向经验事实问题：发生了什么？它是不是真的？而政治社会学希望寻找解释——揭示关键的因果影响关系。这一出发点的差异使得研究者在挖掘事实的同时，更关心理论性问题：为什么会有如此现象？目标不同，历史事实在研究中的作用就存在差异：对于史学，揭示历史真相就是目的本身，但政治社会学需要对证据再进行组织化，因为史实过程不是结论，而是一种展示要点关联的根据。因此，不同于历史探秘或讲一个好故事，政治社会学的研究目标在于通过事实证据发现一般性知识，研究结论不是只揭示一个（历史）现象，而是试图让其关乎对一类现象的解释。
在社会后果揭示方面，政治社会学看重非个人的、公共性的后果，所以它们分析事（比如行为模式），而不是具体的人（比如张三如何做），除非这个人具有重要的作用，其做法具有代表性，可以揭示一种势的改变，而且确实产生了重要的社会政治后果。同样是针对制度规则生成，政治社会学不仅追溯它们如何而来，更希望知道其为何而来，以及对社会整体产生了什么实际影响。
为何要揭示这些影响关系？因为政治社会学希望发现关于人类行为的理论解释。历史事实常变，但理论关系相对稳定。如果追随这种具体的变，而不是发现更一般的解释，结果常是史无定法，历史“总是被改写”——在不同时代中，历史阐释出现很大不同。这样一来，如何阐释历史就仅仅取决于时代的兴趣或利益影响下的认知，现时代的状况就决定着研究者如何看待“历史”，甚至决定着他视为重要“历史”的东西。人们根据对当代的直接感受（好或坏的东西）从过往的各种事件中进行选择，而对这些残存碎片的拼接组合，很大程度上则听任研究者个人进行处置（诺贝特·埃利亚斯，2020）。这种处置之所以缺乏稳定性，是因为没有相对独立的、系统化的理论。
理论是超越具体事件的一种关系阐述，没有这种超越性，自然缺少相对独立的稳定性：如针对一次事件或一个事实，而不是比较不同事件或不同事实；又如针对个体单一行动的重复积累，而不是对其为何具有如此角色地位的社会支持系统展开研究。显然，如果只通过“同理心”去了解人类行为，我们就永远不能证伪描述性假设，也无法为它们提供自己经验之外的证据。这样的阐释将止步于不断变化的“个人理解”（加里·金等，2014），无益于科学研究的知识积累。
政治社会学试图克服这一点，基本方法包括：由系统而独立的理论——表现为一种分析框架——引导，而非单一的事件引导；采用过程追踪的方法，但不是就事论事地描述进程，而是寻找现象的差异性特征且以此为标准进行比较；不仅描述关联的存在，更要解释关联为何发生（因果）以及怎样发生（机制），这就需要有关研究对象的整体知识。不比较很难看到整体，比较要求将对案例的所知放入整个知识体系中加以观照：试想象我们正面对的事实是一个房间，我虽然可以告诉你房间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说出房间所处的位置。若要知道这个位置，就必须走出房间了解整体，摆脱偶然和短暂因素的缠绕，从特定史实中寻找普遍性程度更高的知识，即通过反问来评估事实发现的价值：除了该历史材料，它还能解释什么现象？它为何值得揭示？它是否有系统性知识的含义？是否在脱离特定局部经验后，该结论仍具有解释力？总之，理论赋予处理历史信息的眼光，决定了政治社会学可见事实的水平。
张静
2022年春于双清苑
小威廉·休厄尔，2021，《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朱联璧、费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理查德·拉赫曼，2017，《历史社会学概论》，赵莉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加里·金、罗伯特·基欧汉、悉尼·维巴，2014，《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陈硕译，上海：格致出版社。
诺贝特·埃利亚斯，2020，《宫廷社会》，林荣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德里克·比奇、拉斯穆斯·布伦·佩德森，2020，《过程追踪法：基本原理与指导方针》，汪卫华译，上海：格致出版社。
张静，2019，《社会转型研究的分析框架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第157—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