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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着重回答两个经验问题：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为什么要否定“人口控制论”思想？60年代平缓的“节制生育”政策为何在70年代升级为“计划生育”政策？
在1953年实行“一五”计划后，中国持续面临物资短缺的情况（如中共中央，1954；李富春，1955；陈云，2005），对人口进行计划逐渐提上日程：“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一千万……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确实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周恩来，1953）1954年，邓小平批准医药公司提供避孕药品（孙沐寒，1987∶92）。刘少奇（1954）表示，“不节育是无法解决困难的”。1955，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节制人口问题的指示》。尤其到1957年上半年，陈云、李先念、刘少奇等领导人都表示支持“节制生育”（见《中国计划生育全书》第一部分）。这一时期，毛泽东也发表过不少支持节育的观点，比如“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等。
但到了1958年，人口控制论却被看作马尔萨斯主义而受到政治批评。最突出的事件是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北京大学档案，1959；李建新，2019）。许多支持人口控制的社会科学家（如陈达、费孝通、吴景超、李景汉、陈长蘅、许仕廉）被划为“右派”。在“大跃进”之后十余年内，都没有人口学论文发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07∶43）。人口控制论问题被政治化了。
人口控制论主要是作为“综合平衡理论”的一部分而被政治化的。1955—1958年，强调经济均衡的官员（简称“均衡派”）和强调经济自主的官员（简称“自主派”）围绕是否“反冒进”进行了理论争论。均衡派秉持综合平衡理论，认为国民经济各部分（如财政、信贷、贸易、农轻重）在一定时期内要维持固定比例，才能实现经济的稳定运转和资源的充分利用，主张提升工业原材料和机器设备进口，推进重工业的发展（参见国家计生委，1957；李先念，1957）。而控制人口规模是维持经济平衡的重要前提。马寅初（1957a）的《新人口论》清晰阐明了“人口控制”与“综合平衡”的关系。需要强调的是，马寅初本人和他的批判者都很重视这两者的关系。1958年，马寅初（1957b, 1957c）还将《新人口论》与谈论综合平衡理论的文章共同结集出版。社会学家吴景超、孙本文等人也持类似立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07∶40—41）。
自主派则反对综合平衡理论。他们的批评可概括为三方面。首先，综合平衡理论过分强调机器设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忽视生产关系：“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规律。”其次，综合平衡理论仅仅着眼于物质生产条件，没有发挥工人的革命意志：“即使承认物质刺激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要有另一个原则，在政治思想方面的革命精神鼓励的原则。”最后，综合平衡理论对平衡的认识太过静态：“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总的来说，发展经济不能依赖大工业、洋技术、进口驱动，而应当坚持中小工业、土技术、自力更生：“问题并不在于技术落后，人口众多，增加就业。在大的主导下，大量的发展中小型，在洋的主导上普遍采用土法，主要是为了高速度。”（均引自毛泽东，1960）
自主派主张，人首先是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在物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生产率也可以通过变化生产关系、推广农业经验、昂扬革命精神来实现（Schmalzer, 2016）。1958年《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只要认真推广深耕细作、分层施肥、合理密植而获得极其大量的高额丰产的经验，耕地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人口就不是多了，而是感到劳动力不足了，这将是一个极大的变化。”在1958年之后的政治环境下，这种思想主导了人口政策。
简言之，人口控制论的政治化是综合平衡理论的政治化所造成的，均衡派与自主派的矛盾同样反映了自主导向与增长导向的矛盾。综合平衡论所主张的工业化道路高度依赖进出口，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尤其依赖苏联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与战后日本的盟军司令部相似，自主派通过消解人口过剩论的话语来挑战综合平衡论。
“大跃进”结束后，国民经济进入调整巩固时期，1961—1963年，劳动部门对城镇人口进行了有计划的控制，减少城镇人口约3000万人（劳动部，1963）。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提出在城市工作中重抓节育工作，国务院和大部分省份都建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避孕器材的生产和推广在20世纪60年代获得了较大发展（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07：第三章）。
60年代的节育工作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其指导理念与70年代之后的计划生育政策有明显不同。正如孙沐寒（1987∶131）所指出的，这一时期尽管存在两种提法，“但总的来说，还是节制生育，而不是计划生育”。两者的差别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节制生育”主要面向城市人口，“计划生育”则面向包括城乡在内的全体人口，而60年代的城市人口比重从未超过总人口的20%。第二，70年代之后，“计划生育”的计划性才得以真正体现。“四五”计划（1971—1975）首次将人口自然增长率作为计划的一部分，要求在“四五”期间，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10‰左右，农村降到15‰左右。第三，“节制生育”是倡导性的政策，而“计划生育”则带有强制性。如福建省和山东省年要求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生育间隔分别为3—5年和4—5年。从70年代初开始，“计划生育”政策所体现的总体性、计划性、强制性，更接近本文所定义的马尔萨斯范式。
马尔萨斯式范式在50年代末引起猛烈的政治批判，而在70年代初却没有发生类似情况。毛泽东在1965年和1970年两次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都表达了自己对节育工作的重视（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5∶465；6∶359）。“文革”时期计划生育的典型——上海严桥公社，恰恰是在“造反派”领导下被树立起来的（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07）。尽管对马尔萨斯主义的一般性批评依然存在（人民日报，1974），但可以说，人口控制论在70年代初已经去政治化了。
人口控制论之所以能够去政治化，是因为综合平衡理论在70年代去政治化了。到了60年代末，自主派所设想的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提高革命意志、动员群众运动的独立自主道路，反而加剧了生产中物资短缺的状况，客观上加深了经济对进口的依赖。这种变化使自主派不再将综合平衡理论视为一种对立观点。
首先，限制粮食进口的策略反而增加了农业生产的对外依赖程度。到了60年代，低成本的“自主”手段所带来的边际效用基本耗尽。1950—1958年，中国粮食总产量增长率为51.3%，人均产量增长率为26.8%。但在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中，粮食总产量都没有再达到1958年的水平，收成较好的1970年，粮食总产量相比1958年只增长了20.0%，人均粮食产量较1958年的水平还有所下降（国家统计局，2022）。在60年代，中国的粮食进口额虽然有所减少，从1961年的581万吨下降到1969年的378万吨，但化肥进口额从1961年的113万吨上升到1970年的641万吨（中国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1982）。从成本上看，粮食生产的对外依赖程度并没有下降。
其次，备战计划加剧了初级工业品的进口压力。1964年，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三线建设”开始，以准备与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大战为前提，计划在短时间内将“三线”建设为战略大后方。“三线建设”极大提高了国民经济的积累率，1966年的积累率达到30.6%，1969—1970年的积累率进一步达到32.9%（薄一波，1991∶1218）。1964—1970年，中国的进出口额变化不大，但进口钢材从41万吨增长到267万吨，有色金属从3.3万吨增长到27.5万吨（国家统计局，1982）。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与超级大国发生战争的危险大为减小，“三线建设”的必要性也随之下降。
最后，中苏关系的恶化加深了中国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外贸易关系。1960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有62.7%的贸易是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进行的，而到了1970年，这一比例只有14.1%（国家统计局，1982b）。相比于50年代的苏联援助，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无疑对外汇储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这一背景下，加上1971年之后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自主派与增长派在计划经济方面的矛盾有所缓和。1971年以后，一批计划官员恢复工作，中央开始强调经济工作中的计划性。周恩来批评1969年“经济管理瞎指挥”，又批评1971年盲目投资引起的“三突破”“确实没有‘王法’了”（孙沐寒，1987）。1973年，国家计委发布《坚持统一计划，整顿财经纪律》，提出经济工作的十条“纪律”，其中第一条就是“坚持统一计划，搞好综合平衡”。与此同时，进出口贸易的限制也得以放松。尤其是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的外贸环境大为改善，借助进口发展工业的可行性大为提高。1972—1973年间，国家计委提出了以化工业为核心的“四三计划”。1973年以后，中国对外进出口总额有了质的提高（世界银行，2021）。
在综合平衡理论重新主导经济计划的背景下，马尔萨斯范式得以重新去政治化，“节制生育”也名正言顺地成为经济计划的一部分，发展为“计划生育”。1971年，国务院转发《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提出“力争到一九七五年，一般城市降到千分之十左右，农村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该报告成为第一个明确提出人口增长计划的文件。1973年，国家计委在《关于国民经济计划问题的报告》中重申了这一目标。自此直至“十一五”计划（2006—2010），每个五年计划均有明确的人口控制目标。这一时期，毛泽东也放弃了从群众动员角度批评人口过剩的观点，而强化了从计划经济角度支持“计划生育”的看法。1972年，他提出避孕药物和器械应当送货上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07∶598）。
简言之，中国的人口政策是与马尔萨斯范式的政治化和去政治化密切相关联的。50年代末，在均衡派和自主派的争论中，马尔萨斯范式作为综合平衡理论的一部分被政治化。而70年代初，随着进口压力日益增大，自主派的自主导向减弱，综合平衡理论又被重新去政治化，马尔萨斯范式的人口政策才得以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