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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围绕日本的人口政策解释两个经验问题。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的1945—1950年间，日本政府受到马尔萨斯范式的主导，但为什么没有最终将其转化为政策？为什么在1951—1962年，日本逐步建立了人力资源范式的人口政策？
日本在“二战”中无条件投降后，丧失了海外殖民地，物资出现严重短缺，生产陷于停滞（Dinmore, 2006：Ch.2）。与此同时，政府支出过重、通货膨胀、黑市等现象严重（中村隆英，1992：第四章；约翰·W.道尔，2015：第三章；都留重人，2020：第一章）。此时，日本政府希望能尽快恢复经济增长，而盟军司令部则希望对日本实现“民主化和去军事化”，实现日本的经济自主性（都留重人，2020：第一章；约翰·W.道尔，2015）。
这一时期，由于战后婴儿潮、海外移民回流、退伍士兵回乡三重因素的共同作用，日本人口急剧增长，战后五年间（1946—1950），日本人口增长超过1000万，增长近12%（Takeda, 2004；Connelly, 2009∶135），粮食短缺一直持续到1950年（吉田茂，2019：第十五章）。而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实行《国民优生法》，以增加人口数量为目标，严格限制节育（广嶋清志，2020）。如何对这一政策做出修改，成为日本政府和盟军司令部需要解决的问题。
日本政府对生育控制的支持态度比较明确。1945年10月，内阁成立新人口对策委员会，厚生省成立人口问题研究会（以下简称“研究会”）。1946年11月，研究会提交了《关于新人口政策基本方针的建议》，建议围绕生育控制和优生学制定日本的人口政策。1948年吉田茂上台后，对生育控制的态度更为积极。1949年，吉田内阁关于“加速日本恢复的十点方针”之一，即“建立制度解决人口问题”（Oakley, 1977），并成立人口问题审议会（人口问题审议会，1953；Connelly, 2009∶139）。同年5月，众议院通过《关于人口问题的决议》，称“当前我国人口显著过剩……希望对人口自然增长的速度加以抑制”。
日本政府对人口资源的焦虑，源于盟军司令部管制下的进口受限和产能不足。日本的工业原料供应既已短缺，而盟军司令部的经济制裁更使日本情况雪上加霜。1945—1946年，盟军司令部计划极大地削弱工业产能，同时强令拆散掌握日本经济命脉的财阀（都留重人，2020∶6—10；中村隆英，1992∶133—141）。日本企业的进口必须通过通产省贸易厅向盟军司令部申请，受限严重。1947年，日本进口额只有1930—1934年的28.4%，其中超过一半的进口额还是粮食（Dinmore, 2006∶119-120）。战后初期，日本煤炭月产量从400万吨下降到55.4万吨（查默斯·约翰逊，2010）。1946年底，稻叶秀三等经济官员提出“三月危机论”，即三个月内由于原料短缺，日本将无法生产任何产品。
日本政府以恢复生产为优先，贸易和财政政策都较为激进。1948年，吉田内阁提出“倾斜生产方式”的经济政策。这一思想的核心是从美国进口战略物资（比如重油），以此为杠杆盘活经济（中村隆英，1992∶154）。“倾斜生产方式”引起了日本经济的严重入超，而这一差额需由美国财政承担（查默斯·约翰逊，2010∶205）。此外，日本政府采取了扩张的财政政策，以“充分就业”为目标，通过复兴金融银行的形式向企业注资（中村隆英，1990∶77—78，1992∶153—154；查默斯·约翰逊，2010）。
而盟军司令部则以经济稳定为圭臬，与日本政府的矛盾日益突出（高柏，2008∶120—135）。1948年12月，美国政府明确命令盟军司令部，将日本经济自立作为首要目标。盟军司令部随后发布九点稳定经济计划，要求平衡预算、限制贷款、加强外汇管制、利用本地原料等。1949年初，美国银行家道奇（Joseph Dodge）作为大使与大藏省合作，在稳定经济的原则下制定了紧缩的财政预算方案，停发补贴和复兴债券（中村隆英，1992∶163—164）。
在这一背景下，日本经济官僚普遍将人口过剩视为经济恢复的障碍。长期担任政府经济顾问的中山伊知郎对人口与进出口的关系有明确的论述，认为生产力发展建立在原材料进口的基础上，而进口需要靠出口维持，因此出口增长必须跟上人口增长（Dinmore, 2006∶134，150-151）。经济安定本部的经济学家美浓口时次郎提出，日本人口已经不成比例地超过了资源与资本的数量（Dinmore, 2006）。其他对经济政策较为重要的经济学家，如有泽广巳和东畑精一，也各自表述了人口过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Dinmore, 2006）。之所以要在人口过剩与经济恢复（尤其是进出口贸易）之间建立关联，是为了给战后经济困难提供一个结构性解释：日本经济所面临的困难，不仅反映了战后局面所造成的暂时性困境，更暴露了地狭人稠这一本质性问题；因此，不通过贸易进口资源，很难实现日本的经济自立。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盟军司令部则倾向于认为人口问题是战后的暂时性现象，其将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而得到改善。最高司令麦克阿瑟提出，人口变化有其自然规律，不应人为加以干预（Norgren, 2001∶81）。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部主任萨姆斯（Crawford Sams）将军虽然承认日本人口过剩问题严重，但也认为人口趋势无法由政府干预来调节，而是归根结底取决于城市化和工业化（Connelly, 2009∶135；Takeda, 2004∶84；Oakley, 1977）。1949年，著名的美国节育运动领导者桑格（Margaret Sanger）就访日问题致函正在日本的学者麦考伊（Oliver McCoy），麦考伊回复她，盟军司令部中没有一位官员会批准其来访（Takeuchi-Demirci, 2018∶129）。在这种环境下，日本政府显然无法实施强有力的国家计划来控制人口。
两个个案可以佐证日本政府和盟军司令部不同的产业政策主张与人口政策的关系。首先，1948年吉田内阁拟定《经济复兴计划》草案，四个主要方面中包括“尽最大努力扩大出口”和“采取有力措施，限制人口增长”（都留重人，2020∶114—115）。这一草案清晰地展现了生育控制与经济扩张之间的关系。由于道奇计划的压力和吉田内阁配合美方的态度，这项计划最终被抛弃。其次，1947年提交议会的《优生保护法》，草案原本以自愿节育、控制人口为核心，但为了争取盟军司令部的配合，刻意淡化了行文的经济色彩，突出了生育权的重要性，删去了节育内容，以“没有节育权的堕胎权”的奇怪形式得以通过（Norgren, 2001：Ch.4）。
简言之，在战后产能不足的经济环境下，日本政府之所以持有马尔萨斯范式，是借人口过剩论述为争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进口管制提供正当性；而盟军司令部之所以反对这种论点，则是为了支持其收缩财政政策和抑制通胀的目标，以尽快恢复日本经济自立，减少日本对美国援助的依赖。这一案例反映了在产能不足的背景下，增长导向精英和自主导向精英借助人口论述来进行产业政策竞争的情况。
随着冷战格局逐渐明朗，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政策方向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开始发生变化。自1949年起，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制裁逐渐结束，日本的赔偿责任大为减轻，解散财阀的数量锐减（都留重人，2020∶41—47）。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出口“特需物品”使日本产能得以恢复，进出口得以平衡（中村隆英，1990∶95—106）。1952年盟军占领时期结束后，日本相继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其国际贸易环境大为改善。
由于盟军司令部立场转变和经济好转，日本政府内部贸易派和统制派的矛盾逐渐凸显。贸易派以大藏省、外务省、公平贸易委员会等机构为核心，得到银行和中小企业的支持。他们认为应当充分发挥日元汇率偏低的优势，鼓励自由竞争，形成出口的成本优势，建立出口导向经济。日本“在狭长的国土上拥有罕见的稠密人口。为了养活这些人口，扩大海外贸易是必需的”（吉田茂，2019：第三章，125—126）。中山伊知郎是贸易派的经济学家代表，他认为由于日本产业极度依赖进口，而进口必须由出口来保障，因此日本市场必须向世界经济开放（高柏，2008∶194）。
与之相对，以通商产业省和经济企划厅为核心的统制派主张在国家适度保护之下发展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他们主要得到财阀的支持。支持统制派的经济学家如有泽广巳和都留重人，都认为与国际市场过分密切的联系会对日本弱势产业的发展形成威胁。盟军占领结束后，统制派积极谋求修改反垄断法，促成了一系列大财阀的重组和合并。1954年之后，反对吉田茂的鸠山一郎、曾任通产大臣的石桥湛山和岸信介相继担任首相，统制派逐渐主导了50年代后期的日本政坛。1955年，鸠山内阁制定了《经济独立的五年计划》，提出了两个主要目标：第一，不再依赖美国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第二，实现充分就业（高柏，2008∶164）。
统制派所推行的“生产合理化运动”主张淘汰落后产业，实现产业升级，但这一运动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低素质劳动力的大量失业。统制派必须在理论上回答，如果要淘汰落后产业，那么应如何解决可能的失业问题。但有泽广巳等统制派经济学家提出，在日本经济的“二元结构”下，大部分劳动力由产能落后的小企业吸收，其生产力无法得到充分释放，因此失业率貌似很低（20世纪50年代，日本失业率长期维持2%的低水平），实际上却处在不充分就业的状态（高柏，2008∶168—169）。根据这一论述，“生产合理化运动”非但不是加剧失业的原因，反而是解决“不完全就业”的方法。如1955年经济企划厅发布的《人口白皮书》指出，就业是日本经济最薄弱的一环（O'Bryan, 2009∶152）。
1953年成立的厚生省人口问题审议会（以下简称“审议会”）是人口问题的主要决策机构。审议会积极参与了统制派的“生产合理化运动”，以“人力资源”概念重新论述了人口问题。“人力资源”受到重视的原因在于：第一，审议会与产业界关系密切，审议会委员既包括银行和中小企业团体联盟等机构的代表，也包括经济团体联合会和各财阀的代表（人口问题审议会，1953；永井亨，1960）。第二，审议会实现了生育控制与优生学的合流。战前主张生育控制的多是左翼学者，优生学家多持反对态度；但战后由于堕胎率居高不下，许多优生学家转而支持以节育降低堕胎率（Takeuchi-Demirci, 2018；Homei, 2016；杉田菜穗，2015）。正是这一时期，“家庭计划”这一概念逐渐在正式文件中取代了早期的“限制生育”等概念。武田宏子（Takeda, 2004∶106）指出，“计划”这一概念本身就具有“合理化”的意味。
在“生产合理化”观念的影响下，厚生省从50年代初期开始将“人口问题”与“不完全就业”联系起来。如1955年人口问题审议会通过《关于人口收容力的决议》，指出：“就业人数表面看增加了……［但］推算这种不完全就业者达到了七百万人，七十万人的完全失业者只是冰山一角。”（人口问题审议会，1955）50年代初，厚生省在大企业中推行“新生活运动”，将节育工作与企业劳动政策、福利政策、家庭主妇培训等社会工作结合起来。1955年之后，“新生活运动”成为旨在建设“民主的福利国家和文明国家”的全国性运动（Takeda, 2004：Ch.5；Gordon, 1997）。
50年代中后期，日本人口政策中人力资源的色彩更为明显。1959年的《厚生白皮书》主张人口政策以“人口素质论”为中心。1962年，审议会通过《关于提高人口素质的决议》，以培养“体力、智力和精神力都很优秀的人”为宗旨。60年代后，防止婴幼儿遗传病成为厚生省的重要工作（Takeda, 2004∶112）。1959年审议会发布的《人口白书：转型期日本的人口问题》很好地概括了这一时期日本政府所理解的人口问题：“第一，劳动力快速增加导致的雇佣问题；第二，应对严格节育的正确普及家庭计划的问题；第三，与贫困问题交织而日益严重的人口素质问题。”（人口问题审议会，1959）
总之，在50年代日本经济恢复、市场竞争加剧甚至产能过剩的情况下，贸易派主张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优势，发展出口替代型经济，因而弱化了马尔萨斯范式的人口论述。而统制派则主张通过行政指导和“生产合理化运动”，发展薄弱的重化工业，尽快实现经济独立。统制派将人口问题论述为产业升级所导致的不完全就业问题，因此将人口政策引入重视劳动力再生产、重视家庭和儿童福利的优生学式道路。这一案例反映了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自主导向精英与增长导向精英借助人口论述来进行产业政策竞争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