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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二战”期间禁止节育，在“二战”结束后，人口政策的形成过程经历了从“节制生育（产儿制限）”到“家庭计划（家族计画）”的转变（广嶋清志，2020）。在战后物资匮乏、人口激增的环境下，日本政府有意推动政府主导的生育控制运动，却迟迟没有成形的政策出台；五六十年代，在出生率下降的背景下，日本政府转而以“家庭计划”这一概念将生育控制与家庭福利政策和劳动政策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人口政策范式。
奥克利（Oakley, 1977）认为，日本人口政策的发展是演进性的学习过程。根据她的论述，在1949年以前，推动人口控制政策的主要力量是社会运动，尤其是家庭计划运动及其在国会中的活动；内阁与厚生省官僚对出台生育控制政策相对谨慎；而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盟军司令部则持消极态度。美国社会科学家访问团在1949年论述了人口过剩问题对日本未来发展的威胁。这些研究改变了盟军司令部和日本政府的看法，日本政府从此将经济恢复视为“与人口作斗争”，并扩大了对节育的财政补助，这也同时获得了盟军司令部的支持。后来的部分研究者也赞同这一立场，强调美国学者的统计学和公共卫生等专业知识对改变政策方向的作用（如Homei, 2016）。
奥克利论述的缺陷在于日本政府初期的谨慎并非由于对人口问题缺乏认识。相反，有学者指出，日本政府对人口过剩的焦虑由来已久，自明治时代开始，并与日本的工业化相始终（郑亚楠，2014；Lee, 2017）。战后，日本政府对人口过剩的焦虑更甚于前，因为日本对进口的依赖加剧了政府对国家安全的隐忧（Dinmore, 2006）。因此，日本政府对人口问题的态度逐渐变得积极并非“学习”的结果。另外，这种观点也忽视了日本政府的人口论述在战后与五六十年代这两个时期中的差异。有学者甚至认为这种差异反映了日本从民主化时期到福利国家时期的制度转型，体现了国家治理术的整体演变（Takeda, 2004）。
中国的人口政策则经历了从“节制生育”到“计划生育”的演变（孙沐寒，1987）。“节制生育”体现了五六十年代人口政策的特征，即主要针对城市，以倡导性和辅助性政策为主，而且多次被政治运动打断。“计划生育”则形成于70年代初，特征是总体性（生育政策被推广到农村）、计划性（在五年计划中制定人口增长率目标）、强制性。
在中国人口政策的研究中，两个问题尤其重要。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人口控制在50年代中后期日益变得政治化。既有文献对此的解释截然相反。怀特（White, 2006）将计划生育视为“生产性的政治运动”，认为50年代末毛泽东之所以批判人口过剩理论，是因为他相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育也是可计划的，因此排斥人口失控的悲观论调。梁中堂（2014）的解释恰恰与之相反，强调毛泽东的人口观具有人本主义的特征，反对以计划的方式看待人口。前一种看法忽视了毛泽东的主张与苏联式计划经济之间的差异，而后一种看法又夸大了二者之间这种差异，以至于无法解释全国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开始于“文革”中期。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在70年代开始实行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对这一问题的解释以格林哈尔希（Greenhalgh, 2008）的研究最为典型。她发现，在70年代末，三组具有政策影响力的研究者提出了竞争性的政策主张，即主张严格一孩政策的控制论学者、主张渐进一孩政策的马克思主义统计学者、主张间隔二孩政策的马克思主义人文学者。在改革开放初期特殊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下，控制论凭借其科学修辞取得了更大的合法性，从而在高层赢得了更多的支持。不少中国学者采取了相似的方法，他们多从政治决策者角度入手，强调“文革”后政治高层中的危机意识对人口政策转变的影响（刘骥、德新健、熊彩，2014；孙超、涂鹏，2018）。虽然这一类研究有力地解释了一胎化政策的出台，但全国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在70年代初就已经成形。在格林哈尔希研究中，三组学者的差异是限制一孩与限制二孩之别，没有能够解释这一政策范式在70年代初的形成。
上述研究勾勒了两国人口政策的大致脉络。这些研究表明，特定类型的人口政策并非对人口动态变化的单纯反映，而是嵌入于具体的社会结构与历史情境。“马尔萨斯范式”和“人力资源范式”这对理想型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两国人口政策形成过程的异同点。日本人口政策从“控制生育”到“家庭计划”的转变，反映了日本政府在尝试马尔萨斯范式没有成功之后，转向人力资源范式的人口政策。中国的人口政策从“节制生育”到“计划生育”的发展，则反映了从50年代开始，中国屡经挫折和争议之后逐步建立马尔萨斯范式的过程。分析不同人口范式在两国的成败经历，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国家会形成不同的人口观。
最后，对本文的案例选择作简要说明。本文选取1945—1962年作为观察日本家庭计划形成的时期。日本自战败后开始转变鼓励生育的既有政策，初期以控制人口为目标，但只见于政府文件而缺乏具体政策；直到60年代初，以1962年厚生省人口问题审议会通过《关于提高人口素质的决议》为标志，建立了以劳动力素质为核心、政府与企业相配合的人口政策模式。将1945—1962年视为政策形成时期，与既有研究中对日本人口政策的分期是一致的（Takeda, 2004；杉田菜穗，2015；广嶋清志，2020）。同时，本文选取1954—1973年作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形成时期。中国在1954年正式取消了节育禁令，将生育纳入计划的政策则直至70年代初才确立。多数研究（孙沐寒，1987；Scharping, 2013；White, 2006）也以70年代初作为生育政策转型的节点。本文既关注中日两个个案内部（within-case）的时期变化，也将中日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个案进行案例间（inter-case）比较。由于本文将中日人口政策的形成视为长期连续的过程，因而认为两者基于相似的时代背景，可以忽略其相互之间的影响（Lange, 2012）：在中国人口政策开始酝酿时，日本人口政策尚未形成可供借鉴的成熟经验，并且两者都根植于“二战”结束、冷战开始时期东北亚特殊的政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