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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作为一种观念和构想起源于西方，但是如何化为政治实体，世界范围内并无统一模式。不仅被迫融入民族国家体系的迟发展世界，时常对此感到手足无措，即便是作为民族国家先行者的英法等国，在国族构建上也面临重重难题（虽然它们在对外推行民族国家模式时经常采取简单的定义）。就此而言，民族国家并不是一件现成的舶来品，而更像是处于不断发明中的“接力火炬”。粗疏宽泛的民族定义保留了实践上的灵活性——它能够以不可思议的巨大弹性与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相结合，包括帝国主义、世界主义、国际主义这样在理念上反民族主义的思想。但凡保持着地缘政治行动的主体性国家都在积极探索，试图找到既顺应世界潮流又适合本土国情的国族建构模式。漫长又全面的社会革命是寻找这种匹配的重要方式之一。
苏联模式是非西方帝国对民族国家形成浪潮的一次回应和试验。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风起云涌的民族自决运动，俄国革命者采取了主动适应的方针，积极帮助原沙俄境内的弱小族群建立民族国家，并通过疏远和批判传统俄罗斯文化将俄罗斯主体联邦化，以退为进地保持原俄国版图的统一完整。苏联模式的背景是俄国革命的突发性、短促性以及欧洲范围内的帝国崩溃。不论是布尔什维克政权、俄国国内其他政党，还是世界上的新兴国家，对于民族自决的浪潮都还没有应对经验。因此，苏联模式看起来是多个元素的生硬组合：以语言和地域为基础的民族国家，淡化民族地域的苏维埃国际主义，以及否定俄罗斯主导地位的去国族化。对这种组合的柔化主要发生在苏联建国之后，这种模式也是中国国族建构的起点和参照物。
中国的国族建构模式是长期革命的产物，通过漫长的革命过程，渐次将苏联模式、本土文化传统和实际边疆治理经验融为一体。它反映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50年代反殖浪潮开启之间的全球再中心化趋势，是对民族国家模式的一种批判性适应。与苏联相比，中国对民族基础的理解更加主观和灵活，也更强调弱小民族在大国族下的聚合性。这种差别是长期形成的，不能简单归结为中国的族群结构、战争经历，也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传导、外部模板示范效应的结果。漫长的革命本身培养了代际差异的革命者，他们对“什么是中国”以及“为何需要完整的中国”的想法在持续变化。中国的国族建构模式现今仍在探索阶段，但它的历史起点包含了值得借鉴的重要考量：如何在符合世界潮流、保持自主性以及实现社会革命性改造之间取得平衡。这些历史经验值得记取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