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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的建国过程包含着对世界历史的普遍性困惑。一个社会的族群结构并不能自动决定其制度模式，锻造现代民族国家本身就与差异性人口结构存在张力，于是采取什么样的国族模式就成了一个问题。转型本身产生了认知不确定性（而不是事后观察的“自然选择”），进而将转型实施者置于多种方案路线的选择之中。许多国家曾在族群结构基本稳定的条件下多次更换过民族模式。尽管模式的建立和维持过程不无冲突和挫败，但只要经历过一段时期的稳定，就能产生相应的社会后果。在这一“选择”过程中，革命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
大部分近现代革命都对国族建构产生了关键影响。时间较早的英国革命发生于民族概念诞生的前夜。划时代的英国革命内有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地域矛盾，外有与欧洲王室体系、天主教和新教的复杂关系，只是当时民族观念并不成形，君主制也没有被彻底撼动，革命与国族建构的关联并不显著。百余年后，美国和法国革命则进入了下一个世代。这两大革命爆发正值民族主义诞生，全民一体、不分等级的革命观念，恰好通过主权在民的共和原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制度化，形成了启蒙运动后最早的现代民族国家。两大革命也都经历了外国武装干涉，这进一步强化了参与者的民族意识，并分别引发了美洲和欧陆的民族主义浪潮。
革命在非西方世界更是锻造国族的常见手段。现代伊朗是多次更换国族建构模式的典型国家。和绝大多数前现代传统帝国一样，波斯帝国满足于悬浮在部落和酋邦之上，并不追求同质性。建立“伊朗民族”的系统性努力则始于巴列维王朝。在波斯裔占总人口约一半的情况下，巴列维王朝一方面更改国号，将“伊朗国族”作为更具包容性（但也更世俗）的民族模式，另一方面把波斯文化上升为国家文化。但这一模式并不“适合”伊朗的族群结构，在少数族群地区强制推行语言同化政策引起了反抗，造成了库尔德分离主义，并引发了来自英俄的干涉。霍梅尼政权将多族群整合的框架从“伊朗国族”变成了伊斯兰，从而显示了革命对国族模式激烈调整的可能性（Mojab and Hassanpour, 1996）。
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土耳其也经历了多次革命性调整。面临“民族国家化”和世俗化双重压力的王室，试图找到某种能够覆盖整个帝国疆域的同质性，为此先后尝试过“奥斯曼主义”“伊斯兰主义”和“土耳其主义”（Sohrabi, 2018）。奥斯曼主义，即所有臣民不分族裔和宗教信仰，都是无差别的奥斯曼公民。这一试验尤其能显示改革者之于族群结构的能动性：在一个高度伊斯兰化的人口结构中，制造出宽泛的超越性国族概念。相比之下，更符合族群结构特点的是伊斯兰主义。虽然伊斯兰主义的民间认同基础强于人造感的奥斯曼主义，但它对于非穆斯林具有排他性，而且与现代化张力过大。最后一个方案是土耳其主义。这一方案明显窄化了国族的认定范围，一定程度上是对帝国版图日益缩减、族群结构逐渐简化的回应。然而，最终取得成功的是凯末尔革命所造成的土耳其主义。
印度的国族建构同样表明，一个看起来与族群结构并不匹配的国族模式有可能长期存在。虽然印度的族群和宗教复杂性远远超过沙俄、伊朗和土耳其，印度却采取了国大党的“印度主义”，即一种弱化宗教性而强调印度悠久文明、以“印度性”覆盖非印度族群的同质化国族性。这一方案遭到很多反对：激进的穆斯林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印度像奥匈帝国那样解体，境内各民族自决，建立新的国家，形成某种形式的联邦制，或直接分立为不同国家（这体现在了印巴分治）；而自由主义者反对印度从英国独立，主张借助英式自由主义体系，缓慢而渐进地解决族群问题（Sathyamurthy, 1997∶715-716）。这些方案不同程度地在国大党内部呈现出来，尽管有分歧，但始终没有动摇“印度国族”这一基本概念，比如尼赫鲁既反对宗教性也反对苏式社会主义（Haithcox, 1971）。
埃及的国族建构同样面临多重选择，而革命过程极大地塑造了埃及国族模式的形成。与奥斯曼帝国相似，作为文明古国的埃及可以在“埃及”“阿拉伯”“伊斯兰”三个层次上界定自身的民族性。第一代建国者如纳赛尔，早年受埃及主义思潮影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并不接受，也拒斥带有宗教色彩的泛伊斯兰运动，因而在形式上仍然建立了埃及民族国家。然而，随着革命的扩大，特别是与苏联关系的加深，埃及的建国过程逐渐带有阿拉伯主义色彩，最终通过与叙利亚和北也门的联合，短暂地建立过阿拉伯联合共和国（Jankowski,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