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对有志于维持版图再统一的中俄革命者而言，如何在传统王朝合法性已经崩溃的情况下，说明某个或某些少数族群是整体版图的一部分，是一项巨大挑战。在这一方面，俄国与中国分别呈现了“极化”和“柔化”的思维。布尔什维克与最主要的政治对手俄罗斯白卫军做了截然不同的选择，二者都十分极化：前者基本否定了俄国国族方案，支持国际主义、少数民族自决，把原沙俄版图变成民族国家联盟，而后者顽强坚持“俄罗斯的统一和不可分裂”。这种对立背后的极化思维高度相似，显示了俄国政治力量的共性：面对沙俄帝国的突然崩解，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先前全无执政经验的军队和革命者被瞬时推向了历史前台，只能凭借头脑中最为抽象的想象来决定国家的建构方案；俄国内战的快速结束，没能让双方在极化方案之间探索出足够的缓冲和折中空间。
作为布尔什维克唯一具有政治军事实体的对手，“白色运动”是一个庞杂的民族主义体系。白卫军派系繁多，以俄罗斯籍的原沙俄军队将领为主。白卫军的主要将领在十月革命前大多具有在边疆民族地区驻防和作战的经历，是俄罗斯民族意识相对清晰的一个社会团体。但是，军事履历不等于政治建国能力。作为后帝国时代的执政者，如何把少数族群合法化为“大俄国”的一部分，对白卫军政府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内战过程中，白卫军采取了单纯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立场——这一立场来自日俄战争后俄军开始的以东正教和沙皇为中心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教育，以及“一战”期间的反德宣传。尽管身处边陲，白卫军却拒绝承认任何二月革命后兴起的民族自决运动，坚持在“俄罗斯的统一和不可分裂”框架下讨论联合问题。然而参与合作的库班领袖反对乌克兰独立，白卫军与当地哥萨克人的谈判并不顺利，双方在合作隶属关系上的分歧导致哥萨克产生了与布尔什维克单方面媾和的意愿（Karpenko, 1992∶118，203-204，240-241）。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爱沙尼亚。白卫军将领尼古拉·尤登尼奇拒绝了爱沙尼亚的独立要求，为此与波罗的海国家、英国生出龃龉（Venkov, 2000∶406-407）。这种极化处置，与白卫军缺乏民政经验、“先反共后建国”、跑马圈地又统而不治的内战方式极为相关。
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对边陲的直接接触同样十分有限。在工人运动中，他们秉持了简单的国际主义跨族群团结原则。革命夺权真正开始后，这种原则虽遭受考验，但没有发生巨大改变。苏俄内战是一个极化过程：革命和反革命阵线之间壁垒清晰，双方人物鲜有历史交集；战争形态以在广阔空间内急速移动、歼灭对手主力的机动战为主；布尔什维克作为全无行政和军事经验的革命者，短时间内立即占有和掌握了铁路、运河、军工后勤等全国性、现代化国家机器。与这些关键要素相比，在妥协、统战、蹉跎中实行模糊化等策略在苏俄内战中被极其边缘化。苏俄战争的方式并不像地域性游击政权那样依赖本地资源，而是寻求速决。
这样的战争性质使苏俄对民族元素采取了一种简单极化的处置方式——民族军。一方面用语言、族群身份等客观化醒目标志来彰显其民族性，另一方面通过协同作战、思想政治教育、高度集中的后勤供给，保持对它的绝对领导。这也就是后来苏联模式的雏形：客观族群界定加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民族军随着最大战略单位“战线”的调整，在全俄境内快速移动，与原先的民族定居领土并无固定关系，甚至不由冠名的民族组成。这些民族称谓的符号象征性作用是首要的，以之塑造弱小民族解放的范例：两个拉脱维亚步兵团参与了乌克兰顿涅茨克附近对白卫军将领阿列克谢·卡列金的进攻（Antonov-Ovseenko, 2016∶122）；伏尔加河区舰队精选了三百名乌克兰籍水兵，派往乌克兰南部参加陆战（Fedorova, 1979∶184-185）；普提洛夫骑兵团在名义上是哥萨克部队，实际上由西伯利亚少数族裔构成，在参与了对波兰的进攻后，他们又进入乌克兰，打击当地民族主义者（Grenaderov-Tenishchev, Semchuk and Popov, 1930∶12）。
与忽生忽灭的白卫军相比，布尔什维克的族群思想不是完全没有变化的。比如“大俄国”思想，其主要坚持者是斯大林。斯大林很早就意识到“民族”的界定可以非常灵活。他的成名作《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隐晦否认了不少族群独立存在的合法性：用“共同地域”否认了犹太人的民族性，用“共同经济生活”否认了亚美尼亚。这一立场在1917年后延伸为他的重要主张，即非俄罗斯族群只能获得文化或行政层面的有限自治，而不是建立民族共和国。斯大林尤其反对“不建立共和国就会引起民族抗争”的说法。他指出，民族共和国实际模仿了奥匈帝国的二元分治模式，已经被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是过时和破产的。在苏联正式组建前夕的1922年秋季，斯大林致信列宁，指出民族共和国已经造成了经济外交上的乱象，应该将之全部取消（Gatagova, Kosheleva and Pogovaia, 2005∶78-79）。他还认为必须给乌克兰的民族语言运动降温——剥削阶级已被铲除，农民不关心民族主义，反动势力残余也无力动员大众叛乱（Gatagova, Kosheleva and Pogovaia, 2005∶76-77）。
综上所述，俄国革命的突然性、快速性及其所处的整体国际环境，使得布尔什维克缺少机会来消化粗放的国际主义观念，而是将其视作对于帝国解体危机、族群纷争、革命输出难题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这就使得苏联的建国情况与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型比较接近。当然，俄国革命作为一场伟大革命，本身又掺杂了许多“异数”，并没有真正消除俄罗斯中心主义，只是将其以隐蔽和曲折的方式后置。在苏联接下来的七十年中，苏共有充分的时间弥补俄国革命的缺憾，不断在联盟框架与俄罗斯化之间寻找最优动态平衡。
而中共的漫长革命在所有方面不同于苏联，不仅外部环境更迭、人员更换，自始至终参与革命者也通过根据地的实际执政获得了大量经验。这些都为采取一种更柔化的社会主义国族模式奠定了基础。与苏俄相似，中国并未无条件支持少数族群自决运动以及任其分裂组建新的国家，而是采取了策略性支持的态度。与苏俄不同，中国革命者有更多的实际执政经验来探索这一问题。在基本接受民族国家转向的必要性和苏联模式民族自决理论的基础上，中国得出了几个对主流民族国家模型和苏联理论带有批判性认识。首先，族群身份与民族认同之间并没有不可改变的决定性关系，族群之间的情感亲疏可以透过特定社会过程来调节。这种调节包含阶级关系，但远不止于此，而是一个综合了早期语言教育、政治社会化、革命经历、经济共生与扶助、军事力量对比、地缘、现代化等多重因素的复杂过程。中国革命者还相信，民族的定义是多样化的。除了语言、宗教、风俗等难以短期改变的因素外，还可以通过历史叙述、自我忏悔、强调共同敌人、展望未来、重点否定某些负面元素等方式来模糊处理民族的定义。此外，个体不仅可以有阶级和民族的双重认同，还可以有多层次的民族认同，且多层次的民族认同的重点可以因时因地而异，保持充分的灵活性和流动性。这些批判性思考强调了国族建构和族群边界的主观性、建构性和可变性。
从建立江西革命根据地时开始，中共就吸纳了大批非汉族干部。这些人虽不是汉人，但在语言、基础教育和革命经历方面与汉族无异，参与了护国护法战争、新文化运动、大革命和建立根据地的武装起义，其少数族裔自豪感并不妨碍对共和中国的认同，即便后来革命拓展到了边疆，吸纳了内蒙古、东北、云南等地干部后也是如此。如果说国民党追求从人种、考古起源来论证各民族的同一性，中共则并不苛责概念的自洽性，而是看重各种看起来不一致的民族所长期融合的共同生活。延安时期，中共一方面鼓励汉族祭拜炎黄，另一方面也允许少数民族公祭各自的祖先，通过推动多族群文化发展来再造“中国”（黄兴涛，2017∶179—180）。中共还公开纪念岳飞、文天祥等历史人物，并不因为他们的战斗对象是古代北方少数民族而否认其为民族英雄，并且由此驳斥国民党“中国一切战争都是族群之间内战”的历史叙述（中共中央统战部，1991∶946）。
对民族自决口号的谨慎，源自中共在局部地区形成的执政经验，这在陕甘宁和附近地区的表现最为显著。作为抗战爆发后的新到者，中共在这一地区并不占据力量优势，而是处在日本、国民党和民族主义者的包围中，既无能力同化蒙古族，也要考虑蒙古族“自决”背后的排汉风险。因为地形特殊，没有骑兵的中共游击组织极度依赖当地人提供马匹、马具和骑射训练（黄厚，1962）。中共对蒙古族采取了上下层并重的策略，通过威胁喇嘛提供医疗和安全服务，取得情报运送方面的支持（苏振兰，2006）。鉴于国民党和日本都支持自治，中共在当地灵活采用“自决、自治、联邦”等口号，并不要求所有的蒙古王公就同一政治立场表态（裴小燕，1990）。而在中共政权并不稳定的地区，苏式思维则占据上风。中共在海南岛少数族群中的处境十分艰难。尽管多次选择地点，游击队却始终无法在客家话聚集区建立稳固根据地，只能折回闽语区去继续支持少数民族起义。中共中央在1940年特别指示海南游击队做好侨胞和少数民族的工作，不得对黎族采取过激政策，不能破坏黎族的庙宇和宗祠财产（中共海南区党委党史办公室，1988∶17—19）。而在东北和新疆，中共所面临的局面与苏俄内战起点的俄共有相似之处。
与苏联模式相比，中共在革命年代对民族的认识比较灵活。建国初期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史》虽然是民族识别的产品，但对民族的定义并不拘泥于“公民”“族群”“文化”“阶级”或任何一种单一维度。人种起源、历史定居点、汉语能力、阅读经典、节日和习俗、生产生活方式、反帝反封建斗争，都是特定民族作为中华民族一部分的证据。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成就是承认双重族群认同，通过漫长的探索在中华国族与各民族之间寻找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