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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关注“唤醒民族”，其重要一环是回溯过去、发明传统，其中还包括重塑语言。然而，对具体案例的分析发现，文化再造离不开具体行动者的意识形态偏好和知识背景。尽管少数领袖精英的偏好不足以支撑持续性的传统发明，
但他们暧昧、迟疑和负面的态度却有可能阻滞这一进程。这正是革命时代俄国与中国的最主要区别。就沙俄社会的知识储备而言，缔造“俄国国族”并不是全无准备。革命前，俄国经过长期的欧式学术训练积累，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始于斯拉夫各族群共同对抗蒙古帝国，以俄罗斯为中心，逐渐将波兰、立陶宛、乌克兰和南高加索直至中亚和巴尔干并入其中的叙事。一些晚近的重大历史事件，如1812年对拿破仑作战，在历史学者那里已被叙述成多民族共同参与保卫俄罗斯国土的光荣事迹（Ungurianu, 2007）。
然而，早期布尔什维克对俄国的这一知识传统是疏离的，这源于对俄国落后和反动性的恐惧。列宁是一位典型的恐俄主义者，他并非对俄国本土完全没有了解，其中学课本和考试显示，他接受了基础但全面的俄国历史教育，其中涉及库利科夫战役、旧教派分裂、留里克王朝时期的封建经济等诸多议题（Startsev, 1970）。参加革命运动后，列宁对俄国历史的阅读一直没有间断，但主要读的是格奥尔格·普列汉诺夫、米哈伊尔·波克罗夫斯基和尼古拉·罗日科夫等对俄罗斯文化持批判态度的马克思主义作家的作品。十月革命后的列宁主张保存俄国的古典文学，将之作为教育人民大众的媒介和基础，并不赞成“无产阶级文化派”彻底否决过去的纲领（Lenin, 1956∶43-44）。列宁还要求保护俄国古物、文化名胜，回击“苏维埃政权是破坏人类文明的野蛮人”的“资产阶级谣言”（Lenin, 1956∶12-14）。
虽然如此，俄国元素只是列宁庞大思想体系中的一小部分。就革命动员的策略而言，列宁的主要知识源泉是欧洲历史，主要包括法国大革命、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Krupskaya, 2015［1933］）。即便在狭义的军事理论方面，列宁最主要的阅读和引用也来自《战争论》和西方军事科学著作，而不是苏沃洛夫、乌沙科夫、库图佐夫等俄国名将的事迹。列宁明确要求苏维埃政权只继承革命的俄罗斯文化（Lenin, 1956∶15-16）。在他的直接干预下，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摧毁了大部分沙皇和仆从的雕像，代之以国际共运名人；他还签署命令将俄国首都的珍宝和古物归还给“波兰和乌克兰人民”（Rybak, 2009∶24-25，34-35，44，80）。对欧洲文明命运的关切始终在列宁思想中占据中心位置。他一面对内战期间出现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路标转换派”运动持否定态度，认为它是“坦率的敌人”；一面又颇为欣赏欧洲知识分子提出的“转向东方”建议，通过联合亚洲“未被现代资本主义污染”的弱小民族，重塑健康的革命力量以拯救“精神堕落的欧洲”（Agursky, 1987∶264）。
围绕在布尔什维克领袖身边的知识分子，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苏俄领导人对“俄罗斯”的态度——这些人不是幕僚和宣传家，而是与革命领袖有思想交流和私人友谊的独立学者。颇受列宁推崇的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波克罗夫斯基就是一个例子。波克罗夫斯基在革命前就撰写了有名的通史教科书，将沙皇俄国描写为一个由商业资本在专制政体协助下建立起来的各民族监狱：“商业资本”没有特定的族群背景，镶嵌在广泛的国际网络中，其剥削扩张活动也不局限于特定地域、指向特定民族，而是在投机和逐利性地游走（Pokrovskii, 1915）。另一位重要人物则是马克西姆·高尔基。与波克罗夫斯基不同，高尔基对如何正面重塑革命的俄罗斯认同有所思考。他把希望寄托在码头工人和混混这样的小人物身上，认为后者由于经济贫困和失业，已与俄国的恶劣传统断绝了关系，同时又因其不羁和洒脱而包含着人类解放的美好潜质（Bykov, 2013∶17-19）。
对俄罗斯文化的批判性体现在许多苏联文化和意识形态要员的论述中。列宁的夫人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广为流传、被早期苏俄官方接受的观点是，俄罗斯文化与旧政权下的自由主义派关系紧密，因为后者远比工人阶级擅长使用文化书写工具，“社会主义教育必须和俄国的懒散民风战斗，培养国民的计划性”（Krupskaya, 1957）。受普列汉诺夫影响，托洛茨基对俄国历史文化总体持负面态度，认为俄国社会缺乏内在变革的动力，是一个极端稳定的自我再复制结构，要实现改造必须诉诸外力，与世界革命交融（Baron, 1974）。“党内哲学家”米哈伊尔·布哈林也是一位带有反传统心理的革命家。受皮萨列夫等革命民主作家影响，他坚信俄国是“无法生长出文明之花的贫瘠土壤”（Granat, 1989∶31）。
当然，对俄罗斯的批判情绪远不是革命时期社会文化的全部。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知识准备并没有被革命打断和破坏，即便是在物质极端困难的内战年代，只是此时的苏维埃政权对此没有兴趣。当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进行全面社会动员时，所有这些知识准备都将为再俄罗斯化提供素材，然而彼时已经处在苏联的框架之下。俄罗斯化不论如何进行，都只是为“第四罗马”的世界文化宝库提供丰富性，而不是再造俄国民族（Clark, 2011）。
早期的中国社会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相似，怀有对传统文化和文艺的批评态度，把传统文化视作革命对象的一部分。这与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有关，也与迟发展、追赶型现代化的心理投射有关。然而，与布尔什维克不同的是，中国革命开始于大规模的乡村大众动员。随着革命从城市扩大到农村，从知识分子扩大到农民，吸纳传统文化符号逐渐成为必须。既要打破革命与传统之间的藩篱，又要避免革命被传统中的“糟粕”部分污染，构成了中国革命文化发展的主要张力。这一变动远远早于日本全面侵华，因此不仅仅是民族战争驱动的结果。
面对日益增大的大众动员压力，革命者和传统文化实现了创造性的“和解”：避免对“中华民族”“中国文化”做任何具体和固定化的内容概括，强调它在历史长河中的灵活性和可变性——如艾思奇所说，不承认“任何超越社会历史情境的绝对伦理观”（黄延敏，2014∶60）。在实践中，中国积极通过多种方式在革命中渗入传统文化元素。常用手段是发掘下层、民间和大众文化，以之稀释和改造备受五四运动批判的旧精英文化。大批知识分子被组织起来改造旧剧、旧文艺，学习农民语言和风俗，以他们熟悉的形式宣扬革命内容，即“地摊子文艺”口号，强调创作不能局限于文人的狭窄圈子，要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和生活劳动细节（李雪峰，1998∶193—194）。
与传统文化的和解也出现在高层级的知识研究中，比如发掘古典思想的进步价值，指出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值得学习，其是民主化，而非独断专行（黄延敏，2014∶46—48，50）。墨家的隐忍自制、刻苦劳动和自我牺牲精神也得到肯定，被认为是革命者需要学习的品质。陈伯达等人则开展了对先秦经典的系统性研究，寻找这些思想对于中国革命的价值（黄延敏，2014∶86）。历史学是重塑中国过去的发力点，围绕着对“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解释展开。从20世纪20年代起，左翼知识分子运用民国社会已有的考古和考辨成果，提出中国和西方一样，长时段内具备内生性的自我跃迁能力，而不是一个只会自我封闭、恶性循环的“东方社会”（桂遵义，1992∶40）。
传统文化更以策略性、符号性的方式被革命接纳。陈毅在反摩擦斗争时曾告诫干部，注意知识分子、传统士绅对“朋党文化”的反感，不要让人把国共摩擦和东汉、南宋、明末的党争联系起来（陈毅，1996∶77）。他和朱德都擅长使用传统文化符号作为统战社交手段，发掘和保护辖区内的文物古迹，以消除地方精英对革命者“不通诗书”“破坏传统”的刻板印象（黄丽镛，2016∶95，115，119—120，142）。毛泽东、刘伯承都提出，要整体性地研究古代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用历史故事宣讲内部统一对于战胜强敌的重要性（黄延敏，2014∶97—98）。根据这一思想，郭化若、范文澜等人撰写了一些批判性运用古代历史知识来解释中国现代革命进程的著作（郭化若，1995；桂遵义，1992∶377）；抗日根据地还出版了若干种通俗的简编中国历史读本，运用历史类比手段来控诉日军暴行，歌颂抵抗意志（桂遵义，1992∶440—441）。
中国革命具有苏联所没有的特殊优势：革命本身提供了一个新的中国形象。通过书写革命历史、歌颂英雄主义和控诉暴行，一个崭新的中国形象在革命中后期就已经形成。相比之下，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时几乎没有自己的历史阐述。十二月党人起义、革命民主作家、1905年革命和二月革命，都与俄共关系不大甚至完全无关，它缺少正面历史素材来切断“俄国”与罗曼诺夫王朝、俄罗斯扩张主义的关系。这一历史难题直到斯大林时期才逐渐得到解决，那时苏联取得了工业化成就和卫国战争胜利。就中苏比较而言，与传统文化的逐步和解十分重要，虽然它在中国的发展尚为有限，但在面对复杂族群问题时，中国的建国者避免了布尔什维克对“俄国”的那种恶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