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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边界和成员是民族国家建设的基本问题，革命年代的中俄就此采取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俄国成为开放的国家联盟，而中国形似常规的民族国家。如何在否定沙皇体制后继续保持统一，革命时期的俄国对此并没有清晰的想象。革命前夜的左翼政党普遍拒绝把领土统一性问题作为纯粹民族问题考虑，而是倾向于将俄国的统一性化约为跨地域、跨族群甚至跨国族的联合组织（Sypchenko and Morozov, 2003∶64-79，386-391），与此同时又反对民族分离运动，认为分离可能造成反革命者盘踞于俄国边疆，阻碍全域性的社会改造（Galili and Nenarokov, 1996∶229-230，362）。而右翼热衷于寻找文化和族裔上的独特性、公约数。中间偏右翼的“十月十七日党”持君主立宪观点，拒绝联邦化俄国，主张继续保持俄语和俄罗斯文化的统率性，通过发展人民代表制，自下而上地重建君主制权威，强化君主与人民的直接联系（Pavlov and Shelokhaev, 1996∶59-60）。自由派的立宪民主党主张联邦制，但是并不从族群本身入手，而是建立地方自治会，通过阶层平权、赋权，消除族群之间的不平等（Pavlov and Shelokhaev, 1996∶37，54）。
面对“一战”末期欧洲风起云涌的民族自决运动，布尔什维克试图以向外部扩散革命的方式保持俄国统一。革命年代的俄共缺乏稳定的建国意识，未曾考虑建立和维持一个长久存在的国家。俄共对革命过程的想象远不似中国革命者那样复杂。一些长期游走在民粹派和无政府主义边缘的革命家颇具浪漫主义情怀，相信个人英雄主义能够引起旧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整体颠覆，而大部分长期接受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革命者则是工人动员专家，把自下而上的工农暴动看作砸碎旧制度的关键。这两类人的共同特点，是把革命想象成短促暴烈、毕其功于一役的瞬间过程，否认常备军、官僚制、主权国家等需要持久发力来维持的社会设置是革命的必要工具（Zhou, 2019）。俄共还包含一大批长年穿梭于欧洲与俄国之间的国际主义者和外国人。这些人颇有拜伦、马志尼、布朗基、加里波第等欧洲革命英雄的遗风，坚信外力对革命具有决定性作用。
国际主义者的典型代表是列昂·托洛茨基。他认为俄国虽幅员辽阔，却没有内生的整合力，非国有经济分布弥散，所有重要的现代经济资源都是外国资本开发的；俄国社会不具备变迁的内在动力，一切重大社会变革都是在与欧洲国家进行地缘政治斗争后落败所致；俄国正在成为西方资本的经济依附和军事臣属，更加依赖外部因素来制造革命；俄国革命不可能通过依靠分散的农民而获得成功，相反必须在靠近欧洲的工业区域举行武装起义，然后迅速与欧洲革命并轨（Trotsky, 1909∶10，17-18，35-36）。托洛茨基的盟友卡尔·拉狄克也是一位国际主义者。他是成长在波兰的犹太人，自幼同时接触德国、犹太和斯拉夫民族文化，参加革命运动后则长年旅居欧洲，穿梭于法德社会主义者之间，从文化心理上看是西欧派、亲德派。革命后的拉狄克桀骜不驯，坚信世界革命是苏俄存活的唯一出路。他不顾苏俄官方的外交政策，径自与境外革命组织联系，而且反对经济外交，认为与欧洲的经济一体化会造成殖民化风险。内战期间，拉狄克独自到德奥战俘中秘密宣传，将他们遣送回国发动革命，而他本人也秘密潜回德国，结果被逮捕。虽然身居苏俄，拉狄克却始终不相信社会主义者能在落后的俄国取得胜利——他坚持共产国际的总部应该搬迁到德国，并且以德语为工作语言（Vatlin, 2009∶252-258）。
长期供职于共产国际的匈牙利革命者贝拉·库恩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全欧洲主义者，他坚信“社会主义属于欧洲文明而不是野蛮的俄国”。内战期间，流落到中亚的库恩在当地的德奥战俘中积极活动，连同中国人、南斯拉夫人，在土耳其斯坦建立了“外国共产主义者联邦”（Sologubov, 1961∶23）。苏联正式建立后，库恩的世界革命热情没有丝毫减弱。身在乌拉尔山脉的他不断给列宁写信，要求回到莫斯科去联络欧洲社会主义者（Zhelitski, 1989）。与贝拉·库恩相似的还有长年旅居澳大利亚的革命家卡莫。南高加索三国短暂独立期间，卡莫在当地秘密组织游击部队和进行谍报活动。他表示，革命最终胜利后会去欧洲定居。在欧洲革命幻想破灭后，卡莫出任共产国际驻波斯特使，坚持在当地推行激烈的革命运动，因此与沙俄旧外交官、苏联驻波斯大使费奥多尔·罗施坦因爆发冲突，后者主张帮助波斯推动现代化改革，而非策动革命（Matonin, 2018∶251-257）。
也有一些较为温和的俄国精英，因为欣赏西方在科技和人文上的优越性，主张继续与欧洲保持紧密联系，让苏俄与发达世界融为一体。其中之一是马克西姆·利特维诺夫。对英国工人运动的熟悉让利特维诺夫很早放弃了世界革命思想，但他坚决反对苏联可以和国际社会切割开来这一观点。利特维诺夫主张，必须保持爱沙尼亚的独立完整，将之作为苏俄与西方世界保持经济和技术联系的桥梁（Sheǐnis, 1989）。另一位是“红色工程师”列昂尼德·克拉辛。他长年旅居欧洲，担任过电气公司的高管和工程师。克拉辛直到十月革命才加入布尔什维克。他积极穿梭于旧技术专家和革命干部之间，调和双方矛盾，号召利用资本家的拜金主义心理，积极引入欧洲资本和技术，保持苏俄与西欧的一体化（Matonin, 2018∶153-170）。还有一位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即著名的女性革命家亚历山大·柯伦泰。柯伦泰在西欧生活多年，热爱欧洲文明。十月革命后，她因为抨击男权复归而被边缘化。斯大林执政后，柯伦泰作为苏联首位女性大使，加入了“荣誉流放”的行列。驻节挪威的柯伦泰再次感怀自己年轻时代就十分熟悉的欧洲文明“洋溢着健康的民主氛围”，“没有对女性能力的厌恶和不信任”（Kollontai, 1926［2011］：40-41）。所有这些革命者的情绪，都表达了拒绝自我封闭、让俄国融入欧洲的早期布尔什维克世界观。
中共革命的历史起点与1917年的俄国具有相似性。从中华民国建立到之后的中国革命初期，“中国”这一概念相当混沌。这既有民国初肇的原因，也是制宪危机、复辟、军阀政治以及边疆问题频发的结果，更重要的是还受到“一战”前后世界范围内帝国崩解、去中心化的民族自决浪潮兴起的影响。当时关于中国应当如何重构的观点纷繁复杂，明显受到民族自决、无政府主义、泛亚论等国际思潮影响，和晚清以来中国人在东南亚、日本的广泛活动有着历史延续性。在20世纪20年代中共成立早期，社会上既有对人类文明的悲观情绪，渲染无政府思想、反民族主义思想，又有各式“大区域主义”“省级自治”思想。在民间和地方层面，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远没有深入人心，它与包括佛教、儒学、民间信仰等各种传统普遍主义结合在一起。
早期中国革命活动家在思想上的反复，反映了这段时间的混沌状态。以李大钊为例，他反对日本大东亚主义，提出建立“新中华主义”，认为中华民族的融合已经完成，是有相同法律制度、地缘血缘和历史命运的文化共同体，不需要五族共和的分割性观念（黄兴涛，2017∶124）。但与此同时，李大钊又在“平民政治”和“联邦政治”的基础上谈“四族不是一族的分属”，“分裂和自决是世界潮流”，中国要建立苏俄式的自由平等联盟，而不是英国式的强制联盟（中共中央统战部，1991∶53—55）。鉴于“中国”观念的模糊，族群、国族、国际往往被革命者作为一个连续体来进行考虑。比如施存统认为，中国革命只能诉诸外部，期待世界革命的成功，或是单独寻求与日本的联合行动。“日本经不起苏俄那样的外部制裁，所以日本革命成功与否取决于中国”（江苏省档案馆，2014∶48）。当时地方军阀、北洋政府与外国干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让“国际主义”成为一种便利的论辩方式。按照向警予的质问，“既然英美资本家能够支持蒙古王国修筑铁路，为什么苏俄对外蒙的经济扶植就不能被国人理解”，陈独秀也表达过“蒙古如果收回反而增强军阀力量”的观点（中共中央统战部，1991∶67）。
如果中国在1921年完成了民族主义革命，那么我们很难想象彼时会建立一个何种形式的民族国家。中国革命进入了漫长的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国际主义的诱惑逐渐呈现减弱趋势，苏联的介入程度和外部整体环境都经历了变化。在苏联的干预下，稚嫩的中共从一开始就与现代民族意识最强、正从五族共和走向中华国族主义的国民党结合在一起，从而与先前各式各样的世界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泛亚主义者渐次脱离了关系。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强烈选择性，导致大部分中国革命精英符合以下几个特征：远离族群问题复杂的内陆和边陲，靠近帝国主义进行经济和军事侵略的口岸与中心城市，其中资历较深的还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护国护法战争和早期广东革命政府。这就暂时规避了复杂的民族建国细节所导致的选择困难，强制设定了以民族国家方式思考问题。
国际主义减弱与苏俄革命造成的内外变化有关。中国革命曾是一个国际主义的跨国网络，反清革命长年以东南亚、日本和美洲作为后方，中共领袖早期亦多有在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的游学经历。不过此一背景并未发展出像苏俄国际主义者那样的核心领导集体。布尔什维克的输出革命战略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红色恐惧”，不仅欧洲国家纷纷设置“防疫墙”，强化对社会主义政党的镇压，近邻中国的日本以及英国和荷兰也在东南亚的殖民地提升了镇压强度。在中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形成了跨境出逃浪潮，鲜有革命者能在传统革命地区幸存和发展，更不用说形成列宁-加密涅夫-季诺维也夫那样长期存在的海外指挥中心。流亡出境者大多被抓获并移交给南京政权，滞留者或脱党失踪，或沦落加入非政治性的文化团体和学习小组。此后形成的革命精英团体的跨国背景明显削弱，中国革命逐渐进入民族化的封闭空间。
在苏联的干预下，唯一保留“国际主义倾向”的群体是留苏学生。不过，这些人与俄共的“国际主义派”全然不同。他们中鲜有托洛茨基、拉狄克、捷尔任斯基、卡莫、克拉辛那样的跨文化人物。中共的“国际主义者”，比如瞿秋白、王明、李立三、博古、张闻天，在民国教育体系已经稳定的年代完成初等教育，而且还亲身经历了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之后才前往苏联学习。这些国际主义者虽然不同程度地宣扬苏联利益优先，但他们并不是俄共那些一心返回欧洲参加革命和定居的国际主义者。即便短暂居住境外，这些人出于各种原因也定要回到国内。中国共产党的外交人员中，几乎没有像格奥尔吉·契切林、马克西姆·利特维诺夫、亚历山大·柯伦泰那样长年在欧洲生活、希望俄国融入西方的欧洲文明主义者。
如果苏联影响中国的首选地点不是广东而是西北边陲（孙中山和中共都提过这一建议），那么中国革命的背景将会与俄国相似，产生大量捷尔任斯基、拉狄克式的跨国领袖人物。参与三区革命的新疆共产主义者是一个例子。苏联援助下建立的新疆共产主义组织具有鲜明的跨族群、跨国背景。主要领导人赛福鼎·艾则孜、阿卜杜力克木等穿梭往返于新疆和苏联之间，在苏联的中亚地区完成中学教育，又和土耳其、阿富汗、印度的革命者保持着联系。这些领袖的汉语并不流利，但是熟悉包括俄文在内的多种中亚、突厥语言，是一个具有跨族群背景的革命领导团体（赛福鼎·艾则孜，1993）。另两个在中国边陲但同样具有跨国参照性的案例是越南和朝鲜的革命者。
苏联对中国的一系列影响反映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再中心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震荡是有限的：德奥等帝国崩解，但是帝国体系并没有正式衰亡，民族主权不可侵犯的观念也远未深入人心。许多国家稳定下来并且重新开始了扩张，包括德国、日本、意大利，以及土耳其、东南欧等地的新兴独立国家。这些变化影响到了中国各界，一个师法德日、强调民族主义、要求重塑中国传统文化、整合边陲的再中心化运动得以出现。活跃于这场运动中的既有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的法西斯组织蓝衣社和CC系，也有学术界的“战国策派”，以及对边疆进行整合的边政学派。这一整合性的再中心化趋势主要由苏联传导而来。苏联自身已经大踏步融入了国际体系，虽然名号上是主权国家联盟，法理上却与常规的民族国家无异，对各加盟共和国的控制有增无已。苏联与德日英法的互动，还在中苏边界、巴尔干、苏波边界、苏芬边界，催生了一系列带有领土兼并性质的军事外交行动。这些趋势与“一战”末期苏联建国年代的自决浪潮已大异其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