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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概念的宽泛性以及中俄两国实际历史的多样性，均表明国族建构可以具有明显的主观选择性。虽然“一族一国”的原则强调了族群同质性，但如何界定族群、认同和同质，并无绝对客观的标准。一个社会既有的人口结构（包括族群、宗教和语言等静态特征）固然构成了国族建构的重要基础，但这更多的是一种弥散性权力，如何阐释和再造它们，后发的主观努力不可忽视。这种后发再造过程可以是同样的弥散性权力，依靠和平与发展的渐变；也可以是单一中心衍生的集束性权力，由急速暴烈的制度重构奠定国族模式的关键起点。安德烈亚斯·威默（Andreas Wimmer, 2018）提到的三大机制——语言同质性、跨族群公民组织、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主要涉及的仍然是客观基础与常态性制度能力，对革命的探讨非常不足。而既有革命研究虽然涉及国族，但更多的是从理念上讨论二者的相似和张力（Kumar, 2015），就实际革命进程对国族建构的动态影响方面所言甚少。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最具影响力的是米洛斯拉夫·赫洛克（Miroslav Hroch, 1985）关于欧洲小国爱国主义运动的研究。在承认地理、族群多样性、文化基础等给定条件的同时，赫洛克认为革命进程与民族建构之间存在交错关系，在革命不同阶段建构的民族国家会具有不同特征。所谓“革命特征”，既包括诉求和动员范围，也包括革命爆发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发展阶段。由于革命进程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民族建构既有可能十分成功，也有可能中断和失败。
研究中国革命的文献浩如烟海，具有比较意识的学者大多已经注意到了其独特进程：它是一场农村包围城市、从边陲攻克中心的革命（Huntington, 1968）；它是漫长的内战和自下而上的系统性社会改造，而非转瞬即逝、对社会结构触动不大的单纯政治革命和民族革命（Skocpol, 1979）；它是对帝国崩解后已经碎片化的社会进行再重组、再中心化的革命（Arjomand, 2019）。就民族建国模式而言，中国革命最核心的独特性在于它漫长的夺取政权历程。这种漫长性不仅在于其建国时间在俄国革命之后“再中心化”的世代，从而接触到各种各样国族建构的外部参考模型，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一战”后风起云涌的民族自决浪潮；而且为内部的精英更迭和学习提供了机会，既通过大众动员（主要针对以农民为主体的底层），实现了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和解，又通过长期实际执政，积累了处理族群问题的经验。相形之下，作为中国革命主要参考系的俄国革命，则是一场突然爆发又迅速胜利的短促运动。革命前各种相互冲突的因素缺少一个彼此融合的过程，执政者本身也未能有充足时间对流行的世界趋势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