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沙俄是一个高度异质性的多族群国家，存在建立理想型民族国家的结构性不利因素：作为主体民族，俄罗斯人所占比例勉强过半，不占数量优势，且相对而言自身民族意识并不清晰；波兰、芬兰、波罗的海以及乌克兰和南高加索部分地区的工业化与西化程度高于俄罗斯；斯拉夫核心地区进入历史的时间很晚，而中亚、南高加索等地区即便经济落后，却有悠久的文明历史；俄罗斯版图扩张速度极快，呈现出整合度不足的问题；作为征服者，俄罗斯对于边陲弱小民族有天然“原罪”；沙俄的专制政体抑制了发展公民民族主义的可能性。
然而，人口结构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何苏联在去俄罗斯化道路上走得如此之远。与“东方社会”相比，俄国仍然具有国族建构的特定优势。其一，作为成功的早期现代帝国，沙俄国土的经济整合度较高，不仅建立了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而且形成了区域之间的紧密分工。如果没有外部的强力经济替代，分离主义则很难突破基础权力层面的限制。其二，由于追赶战略启动较早，又与西方的文化距离较近，沙俄的政权机器和军事力量都更为现代化，对国土的渗透和防御强于多数亚非国家。因此，列强虽然可以在局部边陲打败俄国，制造民族分离运动，却很难从整体上按照族群界限去分割和肢解俄国。其三，就文化和意识形态而言，俄国在国族建构方面并非没有优势。尽管有迟疑反复，但沙俄总体上长期推行了俄罗斯化政策（趋势上越来越强），塑造了大批精通俄语的边陲精英。纵使这些精英对俄国有所不满，可俄国文化仍然是他们最熟悉也最接近的异族文化，更是他们了解西方文明的最便捷中介。其四，与一些对不同族群实行制度化隔离定居的传统帝国不同，沙俄时期各族群有长期混合居住、共同生活的历史基础。
相比俄国，中国在基础条件方面存在一些弱势。中国比俄国的现代化更迟，人口分布存在地域区隔、语言不同及交通阻隔，各地区的革命运动之间关联微弱。至少在革命初期，跨族群一体化问题并不如布尔什维克那样紧迫。如果说沙俄通过某些边陲地区（乌克兰、波罗的海、阿塞拜疆）的工业化实现了内外整合，中国的边疆和内地则处在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清末以降，中国的国土整合已经展开，但效果还十分有限。至于中国的“大一统”政治思维在历史上也有不少变异。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思想相对，中国还存在强烈的依托家族、宗族分封而建的地域思想。从清末立宪运动开始，加上民初的政局动荡，地域思想不断产生新的历史回潮。正因为上述因素，中苏之间的差别不能完全归结于族群人口因素，对它的解答还是要回溯革命建政的具体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