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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中国和苏联虽然大幅采用了西方定义的近代民族国家模式，但都只是批判性适应。两个大国都没有照搬“一族一国”模式重组帝国，而是吸纳了一些民族国家元素为我所用。二者继承了原先的政治传统，结合共产主义革命意识形态，开辟了后发国家适应民族国家范式的独特道路。民族主义这一舶来品尽管形成了诸多社会后果，但在中国与俄国却没有得到全面铺行，这与它在东欧、中东等地的境遇截然不同。
表1 对民族国家模式的批判性适应：相似与差别
苏联和中国对民族国家模式的批判性适应体现为三点。第一，同处强敌环伺、面临复杂边疆族群问题的社会，两国的革命者都没有迷信民族自决，而是坚持以灵活、进步的形式保持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第二，中苏对于文化同质化和发明传统等民族建国要素持谨慎态度，在革命建国年代都规避文化基要主义，不从历史传统、宗教语言等客观角度对主体民族或国族进行官方界定。第三，对于原帝国版图内的边疆民族自决运动，中苏都采取了有条件支持的方针，并没有强制同化其为国族下的普通行省，而是策略性地赋予其政治和文化权利，引导这些运动去打击和制衡其国际国内对手。
中苏对于民族国家模式的批判性适应也存在很大差别。苏联模式的原型对“民族国家”的吸纳呈现出极化特征。在保持统一的前提下，许多少数民族（其中很多是革命后被建构发明出来的）以加盟共和国形式获得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外壳和相应的文化权利，而单一的俄罗斯族在正式制度层面被文化解构和批判，失去了主体族群和国族的地位。维系苏联统一的是一种奇特的组合：苏维埃国际主义和少数民族的族群民族主义。最重要的是，苏联在初始设计上是一个开放的国际联盟——它可以随着世界革命的扩展不断吸纳新的民族国家，不论是苏联还是其核心加盟国俄罗斯联邦，都只是国际联盟的范例，但苏联本身不是一个民族国家。
相较苏联，中国对民族国家模式的批判性适应有更大的缓冲余地：中国革命有更稳固的起始条件以及和本土传统更丰富的碰撞机会。中国最重要的特点是在保留革命成果的基础上，形式上延续了单一制的中华国族。在这一框架的覆盖下，一些重要的少数民族获得了自治区而不是加盟共和国的地位：少数民族虽被赋予特定的语言、文化、经济权利，但中国模式之下没有国中之国。在“中华”层面，中国延续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遗产，反对“尊孔复古”等文化基要主义；但在动员层面，有持续不断的文化发明，吸纳了底层民俗和古典文学，尽管这种发明在革命时期不仅很有限，也未充分涉及多族群整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