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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群居的动物，但是需要有适当的时间独处。有些人需要更多的独处时间，从而能从独处中变得更有智慧、更仁慈。——这是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Bill Porter）遇到中国终南山隐士后的感叹。他在《空谷幽兰》（Road to Heaven）一书中赞叹，隐士们是他见过的最幸福、最和善的人。自《空谷幽兰》出版后，中国社会各界逐渐意识到这一群体的存在，人们也不断地前往终南山“寻隐”，去追寻“独处”的乐趣——不是离群索居，而是获得更高的觉悟和仁慈，与大自然更为和谐地共处。2012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澳大利亚旅行摄影家巴里·斯通（Barry Stone）所著的《隐士的生活》（I Want to Be Alone），他在书中称：“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鼓励、赞美和敬佩它的隐士和遁世者，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把避世独居的观念深植于它的艺术中。”同时，他认为中国隐士的动机和目标远比古欧洲、古印度更为宽泛——设法让自己沉浸于隔绝和思考中，以便获得更有价值的思考。
不仅是终南山，其实全中国的名山大川都有悠久的隐居传统，尤其是佛教、道教的名山。2014年春节前夕，云南省大理鸡足山的隐修茅棚因为遭到强行拆迁而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依佛教的传统说法，释迦牟尼佛大弟子迦叶入定在鸡足山；元明时期以来，鸡足山更是逐渐形成了以迦叶殿为主的八大寺、七十一丛林，从而成为佛教名山圣地。鸡足山隐修茅棚古来有之，住山僧与当地民众从来各得其所，相安无事。海拔三千三百五十九米的象王峰是茅棚分布的核心区。整个茅棚区的面积有一万五千亩，现有八个茅棚、三个山洞，常年有僧众住山修行。当全世界都对中国隐士们表示出无比的赞叹与崇敬时，大理州委州政府提出要大力弘扬鸡足山的“妙香佛国”文化，发掘其中的经济价值，将佛教旅游资源开发作为提升大理旅游品质的主要助缘。于是，大理州委州政府相关部门为了提升鸡足山的所谓旅游品质，不顾鸡足山千年佛教传统，拆除隐修茅棚，驱赶僧众，这一事件在网络和媒体上引起大众的议论和佛教界的反对，发展旅游经济和保持传统文化与宗教界自身利益之间的矛盾一时凸显出来。我们不禁要问：发展经济是为了什么？发展经济是否一定要消灭千年的隐居传统？难道现代文明的发展竟然容纳不下深山中的几个茅棚和过着简单生活的隐士？
拆除鸡足山隐修者茅棚区，折射出政府相关部门对住山隐修的个体精神、历史传统和社会意义认识不足。
身处滚滚红尘，当欲望生活支配了我们身心的全部，便很少给心灵的反思、独处留下时间和空间；当智慧的反思跟不上欲望的膨胀，道德的提升无法与获取能力相匹配，物质生活的极度丰富与可怕的精神空虚便形成反差。失去理念和信仰，人生会缺乏安顿和归宿，便会永远“不淡定”；内心没有道德的“一杆秤”，行为就会无所顾忌。我们只能不断追问：“信仰去哪儿了？”“道德去哪儿了？”
反过来，住山隐修者本身便是信仰和道德的实践者，他们就是我们所追问的问题的答案。住山隐修的简单生活，清风明月的离世远尘，并不是一种诗意和理想；住山者反而要承受深重的孤独与贫寒，栖息在僻静无人抵达之处，或者在寺庙里忍受着喧嚣游客和琐碎杂务，可能无所事事。然而，他们拥有灵魂深处纯粹而坚定的一簇火焰，那就是坚持和相信自己的修行，那是信仰和理想力量的呈现。
无论是独处深山，还是深隐城市丛林，乃至“隐于宅”，都是对现实的一定意义上的反思。孟子所强调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我想无非是人的反思能力与行为的道德约束力，这是人类能够产生哲学、宗教、科学等文明的根本原因。面对自身生命的有限性与欲望的此消彼长，住山隐修者们安贫乐道，淡泊名利；他们特立独行，卓尔不群，始终能保持自持修行的坚忍，遵循品德和良知，将生命化成清香简单的兰花；他们乐山乐水，悠闲适意，在幽深僻静的山谷，给自己和别人留下一片清净天地。难道这样的生命实践不值得我们去赞叹和尊敬吗？实现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就是给所有人的生命选择以自由与尊重，而不是以驱赶海拔三千多米高的住山隐居者为代价。
隐修是世界各大文明、宗教的共同现象，如天主教的隐修传统，以埃及的圣安多尼为代表，他们抛弃世上的荣华富贵，离开自己的家庭，到沙漠中专务祈祷；隐修的目的，就是舍弃世界的种种享受，而把自己完全奉献给天主，并靠着体力劳动养活自己。儒家经典《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慎独”是人们因害怕丧失自我的人格，而选择真正严肃地面对自我。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理想。
佛教的隐修传统承自印度宗教传统。释迦牟尼佛初出家时，也曾随诸仙人在苦行林中苦修六年。后来，他觉悟到苦行并非正道，于是舍弃苦行，在菩提树下坐禅开悟。然而，佛陀并不否定苦行，他只强调苦行的本质是放下欲望的烦恼。佛陀的大弟子迦叶尊者——第一次结集的召集人，就是著名的苦行者，他住在乱坟堆，日中一食，穿着死人丢弃的衣服，获得了佛陀和僧团的尊重。从修行方法来说，禅定的修行非常需要周围寂静的环境，所以“隐修”对佛教修行者来说，是天然的需要。如禅宗初祖菩提达摩来到中国，隐居在嵩山禁语壁观；唐代天台山国清寺，曾有丰干、寒山与拾得三位奇僧，他们被称为“三隐”，留下优美、智慧的诗偈数百首。又如诗云：“千云万水间，中有一闲士。白日游青山，夜归岩下睡。倏尔过春秋，寂然无尘累。快哉何所依，静若秋江水。”诗中的奇骨、清韵、雅致，将隐修的乐趣与境界全然呈现出来。
鸡足山相传是迦叶尊者入定的地方，历代许多修行者都继承大迦叶尊者倡行的头陀家风，住在树下、冢间、茅棚、山洞等寂静处。千年来，住山僧与当地民众从来各得其所，相安无事。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了人类的创造力”。因此，鸡足山的茅棚区和隐修僧，乃至各大隐修聚集区，都应该被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加以保护，而不是被拆迁。
2013年，国家宗教事务局联合十部门发布《关于处理涉及佛教寺庙、道教宫观管理有关问题的意见》，明确了旅游和经济不是宗教的主要社会功能。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佛教界等相关机构与人士为了恢复大陆佛教道场，捐钱修缮寺院，佛教也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积极努力并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佛教的社会功能应该是安抚心灵、倡导社会道德、慈善救济，佛教界要集中精力去从事弘法、教育、文化、慈善、国际交流等，而不应该去配合地方发展旅游经济。所以，尊重佛教界的历史传统，遵守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保护鸡足山的隐修传统是大理州的责任与义务。
隐修不仅是一种历史文化传统，而且对于当今的中国有其社会意义——除了给予个体以精神解脱的作用之外，更具有供大众反思参照的精神意义和现实影响力。住山隐修对社会各界和普通大众来说，一方面，能让大众看到中国传统精神的真实实践，所谓“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达则兼善，穷则独善”“逍遥自由，远祸保身”，是大众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活生生的“教材”；另一方面，他们的生活方式本身便是对充满欲望的世俗生活方式的一种“批判”与“警醒”，让大众从他们身上能够反思自我生命的不足，从而愿意去改变自我，提升自我。
中国历代的文人、士人、商人与山中的隐修者都有良好的互动关系，“寻隐”本身便是反省自我、改变自我的很好的途径。信仰需要“榜样”，社会需要“引领”，心灵需要“反思”，住山的隐修者本身就是一种“榜样”，是心灵反思的“参照系”，为社会大众心灵的安定与道德整合提供了很好的参照作用。
尊重有信仰的人，保护千年的隐修历史传统，多给国民的精神生活提供一方净土，给隐修者提供安定的修道家园——这应该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与实践，值得有关方面反思与借鉴。
|2017年6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