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粤港澳大湾区面积5.6万平方千米，人口7000多万，经济总量超过10万亿元，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湾区。展望未来，2050年，粤港澳大湾区人口将达到1.2亿～1.4亿，将成为世界上最大体量的湾区。从我国实际和未来发展趋势看，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意义和价值，至少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城市群发展、创新要素的整合，以及港澳与内地的融合发展。
以城市群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将是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粤港澳大湾区中的大城市、小城市互补性强，相互之间能够交融互动，形成合力，就是一个典型的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群发展的样本，值得研究和观察。
（一）“城市化”不是“城镇化”
在一定意义上，“城市化”与“城镇化”并无差别，但作为战略，二者在指导思想和政策落脚点上有所不同。按照城镇化的指导思想，我国长期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限制人口向大城市集中，优先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防止所谓的“大城市病”发生。但这种指导思想与城市化的基本逻辑和现实进程有所背离。
城市化的本质是人的迁移，是人口在空间上的集聚，其基本效果是获得产业聚集和人口聚集所带来的规模效益。而人们在选择如何迁移、向何处迁移时，会进行趋利避害的理性选择，他们所考虑的主要因素包括就业机会、收入水平、生活条件、公共服务、社会交往等。
中国的城市化与西方的历史背景有所不同。西方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较为缓慢，大都经历了一两百年的时间。在城市化初期和中期，欧美等西方国家也是大量人口流向大城市，小城镇人口流失，到城市化后期，小城镇才迎来发展机会。与日本、韩国等后发国家类似，我国在短短几十年内进行了快速工业化，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人口集聚较多，而人口回流较少，城市化和大城市化的比率更高，这是由当前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
（二）城市群：城市化发展新阶段
中国城市化进程已经进入城市群发展的新阶段，城市群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所谓城市群，就是通过综合交通、就业创业、公共服务等便利化措施和政策，使得一个区域的大中小城市互相补充，实现城市群的生活状态。就像美国纽约城市群，曼哈顿的金融精英住在康涅狄格州，每天通勤一小时。伦敦、东京都是这种生活状态，粤港澳大湾区深港、珠澳、广佛、深莞等城市之间也出现了这种状态。
推动城市群发展，是因为城市再大也有边界。城市群在一定程度上是城市发展空间和生存状态的裂变：一方面，单个城市不再局限于看得见的行政界线，而是通过发达的交通网络，与周边地区互联互通、相互交融；城市的要素资源整合不仅限于管辖区域，而是在城市内外乃至远在“飞地”展开，通过大区域、广覆盖的资源配置，生成可持续发展新动力。
另一方面，城市不再单打独斗、各自发展。纽约、东京、伦敦都不是作为单个城市而存在，这些城市之所以具有全球地位和影响力，归根结底取决于其所依托的城市群的实力。在经济全球化出现一定程度的发展方向漂移、利益诉求多元的形势下，依托城市群发展城市，成为全球顶尖城市的首要选择；打造城市群，就是打造城市的国际综合竞争力，也是一个国家或区域提升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支撑。以城市群的方式加速城市化进程，将提供巨大的发展机遇和空间。
（三）大湾区城市群具有集聚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
从发展趋势来看，城市群会以更加集中的方式提供各种要素资源，从而集聚大量的产业和企业，形成更专业化的分工和完善的产业链，具有显著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也不例外。
大湾区城市群将在公共服务方面集聚优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体系，能够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和公共服务；具备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和通畅的上升通道，能为年轻人提供更多实现梦想的机会；人口的集聚，更有利于服务业和文化时尚产业的发展，成为潮流和时尚的前沿，对年轻人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因此，大湾区城市群将承载更多的人口和经济活动。
大湾区城市群将形成巨大的一体化的消费市场。大湾区居民具有较高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强大的消费能力和意愿，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是消费经济的主力。大湾区城市群以城际交通为纽带，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获取城市化所带来的市场集聚效应与规模效益。
创新要素的整合与发展是大湾区的一个重要使命。大湾区是中国国际化水平最高的城市群，既有全球金融中心香港和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澳门，也有综合性门户城市广州和国家创新型城市深圳。城市的多元性将促进创新要素的整合与发展，有利于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
（一）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要素
近几十年，增长理论发生了很大变化。增长的要素已经由最初的劳动和资本，拓展到技术和制度。先是用技术进步解释计量模型中无法被劳动和资本所解释的“残值”，即“全要素生产率”。后来，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和人们对现实中制度改进导致效率提高的认识的深化，越来越多的理论把制度分析纳入经济增长问题的分析中。
从技术和制度角度看，落后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主要是要素禀赋结构差异。落后国家可能劳动力不少，但居民受教育程度较低，所以“人力资本”并不多；落后国家收入低，资本积累的水平就低，也就是“没钱”。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上的差别，以及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效率的差别。
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增长要素结构落后，优质要素较少。收入水平低、产业结构落后是表面现象，要素结构落后才是深层次的原因。要想有更好的、更高级的经济结构，需要努力发展优质要素，改善要素结构，包括技术水平、体制效率、人力资本结构、资本积累水平等，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获得持久的增长。
（二）创新需要开放
落后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追赶”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纯粹依靠比较优势；第二阶段是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叠加，学习模仿，努力实现知识外溢；第三阶段是继续学习模仿和加大自主创新；第四阶段是作为后来者融入并维护开放的世界体系。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也经历了上述各阶段。第一阶段是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即充足、廉价的劳动力优势。第二阶段是“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即利用前人已经发展起来的技术，并借鉴别人取得的经验教训，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别人积累起来的各种知识，享受知识的“外溢效应”。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对中国科技创新的打压，将倒逼我们进入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在很多领域接近创新前沿，部分领域领先，应该加大自主创新，也有一定能力加大自主创新。只有加大自主创新，才能摆脱被“卡脖子”，突破技术封锁。但同时也要看到，我们在一部分领域是较为落后的，还需要继续模仿学习，不能什么都自主创新。
最重要的是，创新不是靠政府组织、政府补贴就能实现的，必须以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式，促进创新要素高效整合与发展，如建立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投资机制、激励机制等。此外，作为后来者，我国还需要维护一个开放的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不可能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做所有的东西，要合作互利，互有专业分工、互通有无，在全球化体系中实现各国、各地区、各城市的更有效率的发展。
（三）大湾区创新与扩大中国产业链（包括制造业）
大湾区就是借助创新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利用世界一流电子信息硬件配套能力，吸引全球高端科技要素资源汇聚，成为全球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首选地和全球高端科技的汇集地。在开放的环境中，注重以集聚海外创新资源为宗旨，以引进海外高科技项目和高端人才为目标，以全球选点建设海外创新中心为手段，汇集全球创新资源。
大湾区具备各种条件，应主动担当，成为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弯道超车”的转型力量主体，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大湾区是科技原发、源头创新及集成、组合创新的集成平台和“中国硅谷”，应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尚处于孕育之中的战略机遇，推动世界工厂向高端制造跃升，扭转多产业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及关键元器件受制于发达国家的局面，紧盯世界科技前沿，融入世界创新网络；着力打造“全球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成为全球创新网络的组织中枢。
大湾区是我国制造业门类最全、产业链最丰富、市场化最活跃的城市群。产业链发展与制造业密切相关，我国大量的制造业，包括一般制造业、传统制造业，仍然有很多短板。中国有全世界产业门类最齐全的制造业，但很多产业尚处于中低端，很多产品我们还没有，因此应该积极发展所有的制造业，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改造。
大湾区可依托现有产业集群，创造新产品、新需求、新业态，延伸产业链、丰富创新链、提升价值链，建设全球重要的高端制造业中心，推进产业布局全球化、创新平台国际化、科技成果产业化，加快推动向高端制造业转型升级，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新体系。
港澳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大湾区由“一国两制”框架下三个不同的关税区组成，构成上的丰富性、复杂性、独特性在世界上无出其右，因此“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是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大战略和重要举措。
（一）大湾区建设的核心是改革开放
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功能，突出表现为改革开放。国家面临进一步对外开放、构建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问题，大湾区的建设过程，就是进一步开放的过程。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了40多年的辉煌历程，今后如何持续改革，大湾区肩负着率先探路的职责使命。大湾区有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有不同的货币，不同的关税，还有前海、横琴、南沙三个自贸试验区，这些都是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平台和杠杆。大湾区建设在促进中国更加开放、中国经济体制朝着自由市场经济迈进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二）建设大湾区的“三个意识”
一是“大都市群”意识。大湾区各区域、各城市应有全局意识、协同意识、一体意识，不宜各自为政，不应各自封锁，要融合发展，融入发展，分工协同，合作共赢。
二是港澳意识。建立大湾区的目的之一是更好地发挥港澳作用，促进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要关注如何强化港澳在大湾区建设中的地位和功能，注重利用港澳的各种有利条件，协助港澳解决内部问题。
三是改革创新意识。要用改革的意识来发展大湾区，建立相应的制度安排，如通关、教育、医疗、社保等，逐步实现便利互融。
（三）建设大湾区的三大举措
一是推进大湾区要素跨境流动的便利化。包括人员往来、货物通关、资金融通、信息流动等方面。
二是形成“2+3”自由贸易区联盟。大湾区有香港和澳门两个自由港，有前海、横琴、南沙三个自贸试验区。如果这五个区域能够形成一个联盟，不仅能够促进自贸试验区的发展，还能促进整个地区的发展。直接在大湾区实现自贸试验区比较困难，但是可以用自贸试验区对接自由港，以此促进大湾区的发展。
三是明确制度框架。因为粤港澳之间暂时无法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因此需要一个制度框架，便于大家在管理上、在规章制度上有章可循，以解决经济交往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居民生活和经济发展真正融合，制度框架决定着一个区域各种经济行为的融合。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长期关注香港、澳门及粤港澳区域合作，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问题，长期研究并重点关注经济和社会民生领域的发展及区域合作体制机制创新、制度建设等。本书作者立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独特宪制秩序和法政结构，并以欧盟等域外经验为启发，紧扣实践案例，聚焦大湾区建设中凸显出来的现实问题，检视了要素流动的规则衔接、营商环境完善、法治统合推进、体制机制优化、标准认可等重点方面和重点领域，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法制建构意见和建议，希望能为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