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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高等教育治理及大学治理的意义不断彰显，反映了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及大学制度传统的某些弊端，象征着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和制度优化的重要方向，因而也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内容。那么，高等教育治理、大学治理研究现状如何，是否在理论上建构了相对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是否为治理实践提供了具有实际意义的理论指导？正是在审视与反思的过程中，本书意识到“有效治理”研究的必要性，从而将其作为研究的切入点。
高等教育治理或大学治理在现代大学制度探索过程中逐渐成为一个重要视角。21世纪初，就有学者提出以治理思想来设计政府、高校和社会的关系，强调政府由对高等教育实施控制转为监督模式，强调在资源配置中引入市场机制。
随着制度研究的不断深入，治理理论逐渐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视角。就此，学界主要围绕大学治理的内涵、功能、理论基础、结构、模式及实施机制等基本问题展开讨论。其一，关于大学治理的内涵。李立国认为，大学治理就是大学体系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系向上下结合、内外协调、全员参与的依法民主治理体系的转变，突出了学术自治、依法治校、民主办学、社会参与、科学管理等现代大学发展的基本规律，目的在于促使大学回归学术和教学的本原。
其二，关于大学治理的功能。龚怡祖指出，大学治理以共识和共同利益来应对大学中的多元利益冲突，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基石，是推动高校依法自主办学的重要配套工程。
其三，关于大学治理的理论基础。李福华从大学理念、法人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管家理论和教育消费理论等多个理论出发，为大学治理建构了理论依据。
其四，关于大学治理的结构。学界普遍认为大学内外部各利益相关者的权力与利益关系构成了大学治理结构的核心。其中，外部视角下政府、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内部视角下行政权力、学术权力与民主权利的关系，都被视作大学治理结构的核心。
其五，关于大学治理的模式。王洪才认为，自中世纪至今，大学治理经历了大学自治型、国家主导型、专业中介型和社会参与型四种治理模式，而社会参与、专业自主、政府引导、公共选择与大学自治相结合的美国模式是有效的大学治理模式。
其六，关于大学治理的机制。一些学者认为现代大学治理有赖于依法制定大学章程，推进大学依章管理。
阎光才指出，大学治理应强调引入市场机制以及民间自发的非功利性的志愿主义参与机制。
以上关于高等教育治理基本问题的研究，属于高等教育或大学治理研究的第一阶段，是基本概念和理论阐释及其认同的过程。或者说，治理是一个被引介到高等教育领域的理念或理论，我们对于治理之于大学的适应性、针对性，需要进行必要的论证和说明，在逻辑或形式上加以证实，使其获得初步的合法性。这一阶段的研究，为对高等教育治理、大学治理的进一步系统、深化探索奠定了基础。
党的十八大之后，全面深化改革思想深刻影响着高等教育改革。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后，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大学治理现代化就成为大学治理研究的重要领域，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别敦荣对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治理能力进行了概念界定，并阐释了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意义。
关于如何实现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瞿振元认为必须转变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模式，健全高等教育内部治理结构，提升高校内部治理能力，创新高等教育评估机制，实现管办评分离。
宣勇则强调改革大学校长遴选机制、建立大学校长职业化市场是实现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王嘉毅等重视省级政府在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认为省级政府的高等教育统筹权是构建现代化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核心要义。
张继明认为，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本质即大学善治，为此需要确立大学的独立法人地位，实现大学校长的民主化选拔，推动大学学术管理组织独立行使职权，以及建构服务型的大学行政体系，法治化则是大学善治的根本保障。
同样地，姚荣也明确指出，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之路，在思维上必须实现由政策思维转向法治思维，实现高等教育治理范式的转型。
随着数据科学越来越多地应用于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治理，有学者强调大数据技术对于提升高等教育治理水平的作用，提出了高等教育“依数治理”。
客观地说，治理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标识着大学有效治理的特质，即大学治理只有实现现代化，才可能实现有效治理。
学界关于大学治理现代化的研究属于大学治理研究的第二阶段，是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的深化，需要就基本理论的应用和本土化转型进行探索。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并未取得大的突破，或者说仍拘泥于现代大学制度研究的基本框架和建构设计。究其原因，在于学界缺乏对现代化本身的深入探索，即现代化本身是一个独立且复杂的理论体系，高等教育学界并没有立足于现代化的内涵及特质来审视和设计新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因此，现代化作为大学治理研究的方法论意义没有得到充分彰显。
随着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开始从大学组织的本质出发探讨这一问题。大学本质上是一个知识生产机构，大学在不同发展阶段体现出不同的知识生产逻辑，因而也有着与之相应的组织管理、组织治理要求，基于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的变化来探讨大学治理是该理论研究的一个视角。从模式1到模式2，大学治理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武学超特别强调产业界以伙伴身份参与大学治理，促进知识转移和产业创新。
在模式2时代，大学治理模式的变化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创业型大学的产生与发展。创业型大学强调以市场需求为办学导向，将市场标准和企业管理方式引入了大学治理。
另一方面是大学城、大学科技园的兴起以及高等教育“产学研”生产管理模式的盛行，其本质是大学与经济社会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出现了协同治理的端倪。大学知识生产模式3的到来要求大学进一步变革治理模式，黄文武等认为模式3时代下大学治理应由“对知识的治理”走向“利用知识治理”
，也就是武学超所说的，大学治理走向“学术企业”式治理
。黄瑶等着重分析了知识生产模式3下大学学科治理的变化，即学科治理越来越趋向生态化。
当前，产教融合、教科融合以及跨学科发展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深化探索，都反映了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在国外，知识生产模式早已形成一个专门研究领域。吉本斯于1994年在其著作中指出了知识生产模式1与模式2的区别。卡拉尼亚斯认为模式3是一个“大学—产业—政府—公民社会”四重螺旋系统，关注公民社会和草根行动计划在知识生产和大学治理中的作用。巴内塔认为，模式3下知识即“不确定世界的不确定知识”，大学治理应超越“洪堡模式”，具备面向社会需求的开放性并更具有国际视野。
大学治理的最终目的就是提高大学的知识生产能力和知识产品质量，因此知识生产模式变化必须作为大学治理研究的重要视角。换句话说，大学治理要增强有效性，必然要以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变迁为依据，尤其是要依据模式3下新的知识生产特征来调整大学治理方式。那么，我们对于在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下大学办学和治理将出现何种新的问题、如何应对，都需要有新的思考和设计。
现代化的重要向度之一就是协同化。在协同化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下，集群治理成为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一个较为新颖的研究方向，但并未引起广泛探讨。在有限的高等教育集群相关研究中，个别学者从高校组织特征出发来论证集群治理的价值，如樊华等提出大学智力资本存在集聚现象，故应实施基于资本集聚的大学治理。
除此之外，学者们还主要探讨了高校集群的协同效应问题。冒荣、宗晓华立足于博弈论和区域集群理论，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过度竞争，提出通过建立高校集群来促进高校协调发展。
在湾区经济战略背景下，学界认识到集群战略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作用。陈先哲等提出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应充分发挥集群优势，通过“区域”“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体制机制”等要素的优化组合，加快融合创新。
许长青等提出，为增强高等教育对于大湾区建设的服务能力，高等教育应采取融合发展战略，这在本质上也是一种集群治理思维。
还有学者提出长三角区域高等教育的一体化发展战略，也体现了集群思想。
这意味着，在欧洲博洛尼亚进程和伊拉斯谟计划框架下，构建欧洲高等教育区，亦是典型的高等教育一体化及集群治理战略。值得一提的是，高校战略联盟作为国内外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模式，是集群化发展与治理的具体表现形式。对于高校战略联盟，学界早在20世纪末就开始了探讨。例如，赵曙明等认为战略联盟是高校与产业界合作的有效形式。
其后，学界就高校战略联盟从不同视角展开了研究。阳荣威分析了资源共享、学分互换等高校战略联盟的五种实施模式。
周光礼等在考察C9联盟建构组织场域过程的基础上，提出要加强高校战略联盟治理，促进高校由竞争走向合作。
韩萌等提出了加强依法治教、优化联盟治理结构、理顺联盟社会协同机制等高校战略联盟治理策略。
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有学者还将战略联盟思想的应用扩展至高等教育国际化领域。
高等教育或大学协同发展既是基于当前新科技、新产业发展趋势的选择，也是在讨论高等教育体系时本应观照的重要视角，即大学间的关系是大学体系、高等教育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没有大学之间的有机生态关系，就没有生态化的大学体系。因此，本研究将大学集群发展和集群治理作为重要的研究维度。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是当前世界高等教育体系的中心，在高等教育与大学治理研究过程中，学者往往从比较的视角出发，来介绍和分析发达国家大学治理，试图为我国大学治理提供借鉴。别敦荣整体介绍了美国大学治理的理念、结构和功能，指出美国联邦政府奉行“无为而治”，州政府则对大学进行支持和调节，大学高度自治，董事会、校长和教授都在各自的治理领域中发挥主导作用。
王占军则以佛罗里达大学为个案，分析了美国政府支持大学、大学自主办学的具体表现。
总体而言，美国高等教育治理反映了美国国家体制的基本特征，分权和权力制衡特征明显。姚荣主要从法治的视角探讨了德国公立大学法律地位、德国公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及其变革
、公法人制度对德国大学自治的规制作用
，系统呈现了法治对于德国大学内外部治理的影响。张红峰介绍了英国高等教育治理中政府对市场与高等教育的宏观治理方式，重点分析了作为第三方机构的高等教育基金会的特殊功能，即联结政府干预与大学自治，同时确保两者保持适当距离，避免政府过度干预大学办学。
武学超等剖析了英国新一轮高等教育治理体制改革的逻辑动因、高等教育治理组织机构创新以及制度优化策略，发现英国政府秉持“资助原则”与“学术价值”相统一的逻辑。
相对于德国、美国的大学，英国的大学在大学治理上仍更多地反映出古典大学的特征，即大学的高度自治和大学内部院系的独立性。国外视角为大学治理研究提供了积极的思考角度，但基于体制的差异性，如何真正促进我国大学治理，仍是一个难题。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探索中国特色大学治理模式需要谨防陷入唯西方的“拿来主义”。
近年来，以欧美尤其是以美国为蓝本引介而来的制度在我国大学治理上越来越表现出不适性，如“非升即走”机制由于不具备相应的宏观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对大学长效发展造成了负面效应，便表明了这一点。这表明，普适性的大学治理“宝典”并不存在，我国大学治理研究必须坚持以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为导向，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治理模式，以解决中国问题、凸显中国智慧，增强中国大学的国际对话能力。
无论是治理理论还是关于治理的实践方案设计，只有当真正转化为治理实践时才是有效的。但理论上的探索和设计在很多时候都无法转化为有效实践，这一方面反映的是理论研究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反映的则是理论研究及其所设计的实施方案因科学性有待增强而有效性不足。因此，高等教育有效治理、大学有效治理应成为高等教育治理研究领域的一个视角，这也是本研究提出“大学有效治理”这一概念和议题的直接原因。
伯恩鲍姆认为，治理受到组织文化的直接影响，每个大学的“有效治理”是不同的，有效性在于对治理的预期与实际运行和结果的匹配度。如果大学组织成员认为政治决策建立在沟通和妥协基础上，治理的过程和结果反映了这样的路径，那么治理就是有效的，治理的效能取决于组织是科层型的（强调效率）还是政治型的（强调利益群体的满足）。
王占军在对有效治理的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一方面提出重视治理结构对于大学治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认为治理结构的优化必须同良好的人际关系和信任氛围相结合，才会引向治理有效。
顾建民等则认为，大学要实现有效治理，就必须超越治理结构，重视组织文化建设，包括大学内部人际关系及中高层行政人员的领导力等。
在另外一项研究中，顾建民更加明确地提出，实现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健全决策体制机制，在利益相关者之间营造一种沟通、信任、合作的治理文化。
可见，学者对大学组织文化建设是有效治理的重要形式具有一定的共识，而文化治理也确实在大学治理中发挥着深层次作用，这既源于大学本身是一个文化组织，也取决于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样态对制度的能动作用，这反映了新制度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治理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大学组织属性，大学的学术本性要求尊重教授在治理中的角色与作用。正如马陆亭所认为的，教授共同体建设是创新大学治理结构、实现有效治理的突破点，为此要加强教授共同体机制创新。
利益共享是治理的重要条件，因而有效治理必须重视利益分配。李立国从利益相关度的视角出发，提出扩大学术治理基础，建立健全学术委员会制度，重塑学术文化，彰显学术权力，增强利益相关程度，才会有效提高学术治理成效。
李成恩等重点探讨了大学院系的有效治理，提出了“党政共管、分工合作、教授治学、民主协商”的“协商共治”模式，希望借此实现院系有效治理
，但严格来说，这一模式设计并未突破现有的大学院系治理结构。
总体来说，目前关于大学有效治理的研究涉及大学治理之深层问题，如大学的组织文化问题、大学及其内外部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诉求问题等，但仍显薄弱，而且对我国大学治理的特殊内外部环境观照不足，尚需以系统论的方法来审视我国大学治理所涉及的多元主体与多重要素。尤其要指出的是，目前学界对于大学治理或高等教育治理研究如何在高等教育或大学本体论及其以社会标准为中心的外部视域之间寻求更加合理的平衡，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因为任何偏执一端的思考或讨论都有可能令大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陷入非此即彼的窘境。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将治理有效性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工具，就大学治理、高等教育治理进行创新性研究，以找寻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大学治理现代化可能的突破之径。这也正是本研究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