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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说，高等教育治理模式依附于高等教育本身。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总体趋势表现为由规模化发展进化到内涵式发展、高质量发展，这就决定了高等教育治理理念必须及时做出调整，以适应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变化。高等教育治理或大学治理的现代化，就其本质来说，就是要促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适应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及大学创新发展的要求。
高等教育治理是“高等教育的治理”，这意味着高等教育治理的意义源自高等教育发展的质量。即，高等教育治理作为一种理念，或者作为一种技术，抑或作为一个规制体系，使命在于服务高等教育发展，其随着高等教育体系的调整而进行相应地变革。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由精英化发展阶段向大众化发展阶段的递进，目前已步入国际公认的普及化发展阶段。同时，以质量为核心的发展战略成为2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关键词。尤其是在当下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进程中，高等教育在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双循环”战略实施中的基础性、关键性作用不断凸显，从内涵式发展到高质量发展，质量战略本身也在发生着持续地升华。在这个过程中，高等教育的角色、职能及结构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当前国家提出的“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正是这一深刻变化的集中反映，这要求高等教育治理必须进行相应地变革和创新。高等教育治理从作为一个新的概念被提出，到逐渐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主流话语、全面而深刻地影响高等教育发展，再到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成为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目标，这一变化过程在本质上反映的正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逻辑本质及其要求，即增强质量治理或治理保障能力，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从更高层次的意义而言，这是整个国家建设的需要，反映了高等教育在整个国家战略体系中的基础地位或基础价值。当然，治理有其自身的规律，高等教育治理本身作为一门科学和技术，有着相对独立的逻辑性，能动地影响着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治理要通过引导、规制、预测等来推动高等教育变革，同时也需要治理者尊重治理的内在逻辑。
当前，作为国家战略体系的重要构成内容，加快“双一流”建设、推进和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不仅是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基础，而且担负着推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重任。为此，创新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实现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以加快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推进国家建设，其重大意义无须赘言。然而，从现实来看，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的功能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一方面是由于传统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在向新的治理模式转换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障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国高等教育治理尚未建立科学、完备的理论体系和有效的实践机制，限制了治理效能的充分发挥。质言之，传统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还不能适应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因此，如何在加快传统高等教育管理模式向治理模式转换的基础上，持续深入探索高等教育治理的新体系、新模式，是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是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服务于高等教育创新发展，进而服务于国家事业的价值体现和必然要求。
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启动了高等教育扩招，在此之前我国高等教育长期处于精英化发展阶段。数据显示，1999年以前，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一直在10%以下，显然，这是我国庞大的基础教育规模和巨大的高等教育需求之间存在着的严重失衡。1999年高校扩招后，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连年扩大，不仅迅速跨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而且《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显示，2015年我国在校大学生达到37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我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一方面满足了人民对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另一方面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但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也导致了质量、结构与效益的失衡，高等教育质量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高等教育质量问题首先表现在人才培养质量面临来自社会的质疑和批评。作为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使命的社会活动，若所培养的学生文化素养、专业技术能力及就业能力、职业发展能力不足，就会直接动摇高等教育的合法性根基。其次，诸如科学研究能力不足，尤其是重大基础科学研究、核心技术研发领域的成果乏善可陈，社会服务的针对性、专业性和有效性不强等，都是高等教育质量或高校办学质量问题的具体表现。最后，高校办学过程中出现的功利化、行政化，甚至学术不端、大学贪腐等问题，也往往被归至高校办学质量范畴。因此，“质量问题”成为2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逻辑起点，质量提升成为教育改革的主流话语。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了由大众化阶段向普及化阶段的转化，高等教育规模进一步扩大，而大众化阶段尚未得到解决的发展模式、治理模式问题，必将影响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的质量；这意味着，要避免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陷入低端发展的窘境，就必须进行高等教育发展与治理的系统化创新，将质量战略真正落到实处。近年来，国家针对高等教育的政策制定表现出了明显的质量取向，从逐步稳定高等教育规模，到启动一系列高等教育质量工程、强化高等教育质量检测与评估，从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到一流专业和课程建设，再到专门探索高校人才培养机制改革，都反映了质量提升的需求。
内涵式发展是我国制定和实施高等教育质量战略的理论创造和话语标识。从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到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内涵式发展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与实践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思想理念上指导着高等教育改革实践，是施行高等教育质量战略的重要原则。所谓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与外延式发展或规模扩张相对的，以追求质量持续提升为高等教育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此要尊重、遵循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构建高等教育生态化系统，一方面要推动高等教育自身实现结构、功能优化，另一方面要建立高等教育与环境的动态平衡关系，最终落实到高等教育供给侧上，就是结构合理、生产和供给能力突出、服务质量优。
具体而言，就是要充分尊重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独立的、具有特殊属性与逻辑要求的社会活动的内在规律，尊重大学的组织规律和办学规律，用符合高等教育及大学规律要求的方式实施管理和服务。与此同时，要客观地认识到高等教育或大学作为社会子系统的角色，准确把握其与政府、市场的关系规律，严格避免相互越界形成不当干预，使之相互独立自主又有机协作、相互促进，成为彼此发展的支持条件。内涵式发展表现在高等教育或大学的生产过程和输出上，就是知识生产和应用过程的优化及其高效率，即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质量和社会服务质量的持续提高。目前，启动“双一流”工程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推动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型，引导高校特色发展，推进教科融合、校产合作，以及空前地强调发展跨学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等，一系列政策及举措都反映了新时代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思想与价值取向。
高等教育是一个系统化的结构或活动过程，制度要素是构成这个系统的重要内容，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自然也意味着高等教育制度的改进，是“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质量、结构、公平以及制度等各要素统一、协调、可持续发展”。
但以往学者在具体的制度分析中，往往强调高等教育制度服务于高等教育本体的地位，探讨如何通过制度改革来促进高等教育发展。因此，高等教育在内涵式发展过程中，需要以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为依据，探索高等教育体制机制的改革，尤其是针对那些束缚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合理制度安排，探寻改革、优化的路径，甚至进行制度的重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旧世纪之交，伴随着高校扩招启动和高等教育质量问题浮出水面，现代大学制度作为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集中反映，开始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界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事实上，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根本正在于通过制度改革来提升大学办学水平和整体的高等教育质量。
从这个角度来说，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还意味着高等教育制度的先进性，即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而且要针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特殊需要，在尊重中国体制与文化的前提下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也可以说是建立中国特色的大学模式，推动我国由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转变。
而大学治理则是现代大学制度体系下的一种理念或方法系统，是在新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语境下对新制度、新模式、新关系的思想表达、话语表达及技术表达。无论是现代大学制度还是大学模式、大学治理模式，核心都在于探讨以高校为中心的各利益相关主体在权力、责任和利益等方面的合理分配，尤其是政府与高校、大学行政管理与基层学术长期以来存在的矛盾关系如何解决，是该领域的核心议题，亦可以说，大学治理结构优化是大学制度创新的关键。
而这正是影响我国高校办学水平及高等教育质量的关键。
在现代大学制度探索过程中，治理作为一套理论和实践体系，越来越受到重视。从治理的基本概念来看，治理强调不同利益相关主体间相对独立、民主的关系和协商、合作、共享的关系，对于我国传统大学模式下权力一元化等难题具有显著的针对性、适切性。所以，在本质上，大学治理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具有一致的哲学理念、价值取向和现实功用。党的十八大提出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之后，现代化成为高等教育治理探索的重要方向。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高等教育治理的方向。从治理理念的提出及实践历程的开启，到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其根本动力来自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对发展高等教育、成为高等教育质量强国的需要，这样一个建设历程也正是一个国家勾画和推进“教育现代化”“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过程。目前，高等教育治理及其现代化建设还担负着推进新发展格局的历史重任。事实表明，我国要在风云突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实现各项事业的持续发展，在根本上需要现代化高等教育为之提供充分的人才、科技服务，高等教育强国和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在时代背景下正在被赋予新的内涵和使命。因此，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到高等教育治理、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都体现了新的时代境遇及其对高等教育改革创新与内涵式发展的要求。本书提出“大学有效治理”，针对制度建设和治理优化进程中存在的“制度失灵”“治理失灵”，以提升大学治理的有效性为目标，优化高等教育治理模式，服务于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总之，变革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或大学治理模式，既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高等教育服务于国家创新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是高等教育治理实现演进和升华的自身要求。就大学治理模式的功能而言，就是要消除传统治理体系中的问题或不足，在适应高等教育内外部环境变化的基础上，保障和引领我国高等教育及大学办学实现高质量发展，从效能上实现治理或治理模式的“有效性”。高等教育治理或大学治理的现代化是一个具有宽阔阈限的概念；但就其功用而言，有效性是标识现代化的核心标准之一，这种有效性既观照当下问题的解决，也具有保障大学发展与治理模式不断适应和超越内外部环境变化的未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