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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模式，提升大学办学质量，使大学深度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大业？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现代大学制度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已有20年左右，但是“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中国特色’是什么等基本理论问题，人们鲜有深入涉及和系统回答”
。如此，中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及当前之“双一流”建设就缺乏充分有效的制度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性，尤其是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重要论述，为我国大学发展与治理模式的创新指明了方向。正如顾明远先生所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现代教育理论体系和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书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建设正是一个探索中国大学模式、大学治理模式的过程。对此，本书从整体模式、价值取向、人才培养、制度保障和国际化战略五个角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索。
一、本土化：大学发展模式的反思及其转向
（一）大学模式的形成是基于本土化的创造过程
现代大学起源于中世纪时期的欧洲。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与传统的本土教育并不存在严格的传承关系，而是在被动参与现代化的过程中从西方借鉴、移植而来的。正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秩序在现代文明面前逐渐瓦解、“向西方学习”成为中国人救国图存之旗帜的历史过程中，清末新式学堂为我国建立现代大学模式初步奠定了基础。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从中世纪时期的欧洲辐射、衍生至世界各地，是世界高等教育布局形成的基本路径。阿特巴赫曾指出，“高等教育的学术模式总是从中心向边缘传播”
。但在传播过程中，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对大学原型进行了本土化改造，从而形成不同的大学模式，如英国模式、法国模式、德国模式、美国模式、日本模式，乃至拉美模式、东亚模式等。对于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而言，一国大学模式的形成常常意味着其世界高等教育中心乃至科技中心地位的建立。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大学模式的形成则是本国高等教育体系独立化的主要标识。经过对大学模式的本土化改造，创造出本国独有的大学模式，是一国高等教育发展壮大的基础。同样，我国大学模式的创新，亦须以本土化为基本原则。
（二）我国大学模式建设缺乏基于本土化的创新
在世界高等教育格局形成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作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后来者”，多以欧美等“先发者”的大学模式为榜样进行学习。我国亦经历了“从最开始学习欧美，到学习日本，再到学习美国，又到学习苏联，最后到前不久再次学习美国”
的过程。但在这一过程中，我国传统文明同西方文明被截然对立，导致我国本土的传统教育体系被隔离于这一现代化进程之外。这意味着，我国现代大学的产生实际上更像是一个西方大学体系移植的过程，缺少基本的本土化改造。有学者认为，鸦片战争后的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发展历程是一段“依附发展的历史”。
在当前国际化大背景下，由于欧美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牢牢占据中心位置，“学习欧美”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的主要取向，甚至出现了“西化”“美化”思维，具体表现为对国外大学模式的盲信和缺乏批判地引进，如对国外大学课程和国外原版教材的引入
、对国外科研人员的高薪聘用、对国外知名大学运行管理机制的植入、对国外本科教学质量认证及大学评价体系等的追随等。正如刘献君教授指出的：“在我国大学发展百年史中，简单移植、照搬国外经验比较多，根据我国的实践形成的教育理念、教育制度以及创新性的人才培养模式十分有限，创造性地探索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不够，从研究型大学、应用技术型大学建设的提出，到文化素质教育或通识教育实验，都缺乏原创性探索。”
（三）本土化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建设的道路选择
缺乏批判性地引进必然导致产生依附性，依附性的大学发展道路一方面缺乏对本国国情的关切，缺乏对本国体制、道路与文化的自觉自信，另一方面不断强化着我国大学在国际高等教育体系中的边缘地位。如此，我国大学基于本土的根性与合法性不断弱化。可以说，盲信“西方思想可以解决中国问题”、丧失本国文化自信与创造，是中国教育改革的一大历史教训。
鲁洁先生也呼吁，要深刻反思全球化进程中“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等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对中国教育发展的威胁。
显然，依附性的发展模式必须以“本土化”为取向加以匡正，建立“中国化”的大学模式。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北京大学时提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必然是传承中华文化血脉、扎根中国大地、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服务国家发展的教育。2016年12月，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我国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与国情，我国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可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在指导思想、道路选择、责任定位上对我国大学的改革发展提出了一个“中国化”的架构，从而也为我国大学发展立足“中国现实”、凸显“中国特色”提供了行动指南，确立了大学发展的本土化模式。而在反思移植或西化的大学发展模式基础上探索本土化发展模式、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反映了我国大学模式创新的基本方向。
二、践行国家大义：民族复兴视域下的大学价值观重塑
（一）公共价值是现代大学存在的重要基础
中世纪大学的前身是知识行会，其本身并非公共机构，未承担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职能。随着知识行会进化为大学，其组织目标、职能和制度逐渐正规化，社会影响不断加强，世俗政权和教权都认识到了大学的价值，开始争取大学的支持并积极地影响大学，大学开始具备一定的公共属性。在制度化进程中，大学最终成为独立的社会机构，并获得最高权力的特许而成为正式的社会组织，其公共职能、公共价值获得认可。柏林洪堡大学被视作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之滥觞。尽管在洪堡理念中，自由、寂寞被奉为大学的灵魂，但实际上洪堡大学的成立最初是基于19世纪初普法战争后普鲁士民族复兴的需要。普鲁士人认为，只有智力上的成果才能够补偿国家在物质方面的损失，国家的富足强大需要大量优秀人才。洪堡指出：“大学是一种最高手段，通过它，普鲁士才能为自己赢得在德意志世界以及全世界的尊重，从而取得真正的启蒙和精神教育上的世界领先地位”，因而“大学作为科学、学术机构，本身就是国家事业的一部分”。
由此可见，现代大学逐渐被赋予了承载公共价值与国家意志的责任。美国大学以德为师，但更加强调大学的社会责任，威斯康星大学校长范海斯更是将大学的边界扩展到了州的边界。阿什比认为，美国人对高等教育的伟大贡献就是推倒大学的围墙。如今，大学已经成为美国软实力的重要象征，被誉为“强大的国家资产”。有学者指出：“大学承担社会责任，或者说大学的社会职责是任何国家大学存在的目的。”
质言之，大学的公共服务价值是其赓续与进化的必要条件，是其主要的意义之源。
（二）国家大义是当今大学尤其需要塑造的价值观
当今大学在国家战略体系中占据了核心位置，其公共价值超越了任何历史时期，这也意味着大学承载了越来越重要的国家使命与社会责任。大学只有在新科技革命、知识经济发展、新社会建设中提供高品质的智力服务，积极参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推动实现中国梦，才能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存在获得充分的合法性基础。因此，国家大义是当今大学尤其需要塑造的价值观，也就是要大学将个体理想与国家、民族和社会进步之需相结合，教师之教学科研、学生之学习以及行政人员之管理服务，都应成为以实现社会价值为目标的事业，而非为稻粱谋的工具。《大学》开篇即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可堪今日大学之国家大义；《大学》又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这就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想和行为准则，堪为大学奉献于国家大业和人民福祉的价值追求。北宋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横渠四句，更完美诠释了知识分子应有的理想与使命。习近平总书记于2017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提到，浓厚的家国情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重道义、勇担当，应是我国知识分子的追求。
（三）回归国家大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建设的价值要求
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主动融入新科技革命大潮，引领智造经济，这显然离不开一流大学的智力支撑，而这又要求大学心怀国家大义，践行国家使命。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9月在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1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贺词时指出，中国将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始终将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的一次座谈会上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广大知识分子提供重要的人才、智力和创新支撑。但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大学存在严重的个体实利主义倾向，大学和大学师生的“经济人”取向突出，过度追求物质化的目标，忽视了精神使命、文化使命；同时，大学的个体实利主义导致大学教学人员的国家意识、民族担当和社会责任感趋于淡薄。大学教师普遍缺乏“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情怀，割裂了个人与集体的联系，而将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视为谋生的工具，甚至为了满足私利而放弃职业道德与学术规范。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丧失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学习观，怀疑知识，偏信知识无用，极端地以就业衡量学习价值，将个人升职进阶视为最高追求，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种个体实利主义倾向与国家大义背道而驰，严重束缚了大学公共价值的释放，从而影响了我国国家战略的实施。“回归国家大义”，正是社会主义大学之本义，也是建设中国特色一流大学的要求。
三、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大学人才培养的使命及其本真回归
（一）大学的使命是培养践行国家大义的人才
培养人才反映了大学的本质及其永恒价值，故大学之国家大义集中体现在人才培养上，即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为谁培养人”不仅关乎大学的人才观和教育观，还关乎大学的责任观与价值观，关乎对于国家和民族的使命追求。大学培养的人才不仅应该是拥有知识和技能的高级专业人才，还应是拥有特定世界观、国家观和价值观的国民。有什么样世界观、价值观和国家观决定着个人如何应用其专业技术，即用于谋求国家建设和人民福祉，还是仅仅作为个人谋生、谋利的手段。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就曾在英国《卫报》上以“伪善之果”为题撰文批判过度追逐财富而失信的华尔街技术精英“把他们的才智都用在了逃避条规和标准的管束上”。有人明确指出，美国次贷危机反映的是道德与伦理的缺失。
在我国，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历来是人才评选的重要标准和实施教育的基本传统，而这正是基于思想道德及价值观对于个人行为选择的导向作用。大学要践行国家大义，就要培养品德高尚、具有家国情怀、立志专业报国的优秀人才，这是大学的使命。
（二）我国大学人才培养及其改革陷入了误区
斯宾塞曾说：“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切的答案就是科学。”无疑，科技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同时，科技主义正给世界带来巨大挑战。我国作为后发型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新科技的应用产生了显著的加速度效应，大大缩短了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此背景下，大学高度重视科学教育与科技开发，这反映在教学上，就是对专业技术教育高度重视，培养技术精英成为大学教育的主要目标。而与此同时，大学人文教育不断萎缩，重理工轻人文成为我国大学的通病。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科技与人文的严重失衡导致人文素质匮乏，人类缺乏对自然的尊重，而科技的滥用又导致生态恶化；人们建造了一个高度物质化的世界，却也产生了对物质的迷恋，功利化成为普遍的价值取向，以道德滑坡为核心特征的精神危机严重威胁了人们的生命质量乃至生存基础。法兰克福学派代表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批判了人的异化，指出人正成为现代工业文明中以一种物的形式而存在的纯粹的奴隶，失去了反思的能力和实现精神解放的可能。
而且这必然造成个人的世界观、社会观的狭隘与矮化，也就割裂了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个体实利主义思想遮蔽了国家大义。显然，大学唯科技至上的技术主义、专业主义以及近10年来片面的职业主义教育教学观，必将进一步强化现实中人与社会的异化。
（三）我国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导向
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要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这决定着整个改革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着力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明确了我国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目标。在此，所谓的“德”既包含了个体道德，也包含了对国家、民族的信念与责任；“立德”就是引导学生养成高尚的道德品质，坚定并践行社会主义信念，树立投身社会主义事业、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责任观。而所谓“树人”，就是在“德”之引领下，培育学生的专业能力、科学方法、批判思维、创造能力及人文情怀，从而使学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所提出的“成才观”，青年人既要“坚定理想信念，锤炼高尚品格，还要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中指出，教育应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扎实的科学文化素质”，丰富学生的“中华文化底蕴”，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因此，大学人才培养应明确立德树人的使命，确立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这是当前我国改革和创新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先决条件。为此，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要强化人文经典课程建设，尤其是要深入发掘优秀传统文化，以纳入课程体系；生动而严谨地阐释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其全面嵌入大学教育全程；重构科学教育课程，以基本理论和前沿知识传授为基础，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态度和方法。唯有如此，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才能走出职业主义、功利主义、精致利己主义误区，回归大学教育之本真。
四、在坚守体制基础上创新机制：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基本路径
（一）大学的组织特性要求变革当下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
大学是一个独特的社会机构。在组织架构上，大学是一个有组织而无政府的松散结合体
；在权力运行上，基层教学与科研组织在事实上掌握着大学生产的主动权，从而呈现“底部沉重”和“权力分散”特征，且学术权力在多元权力格局中位于中心位置；在文化建构上，民主与科学、独立与自由是大学文化的基调。但从现实来看，我国大学具有显著的行政主体性质
，在内部组织结构、权力运行方式及校园文化上的“行政化”取向阻碍着大学的改革与创新。正因如此，在去行政化语境下，体制性因素往往被归咎为大学行政化的根源。
质言之，我国高度集中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在某些研究中被视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障碍。
可以说，在大学制度改革中，我国高等教育领导体制与大学的理想在某种程度上被对立起来。总之，完善大学领导体制、改善政府管理方式，在大学内部协调学术与行政的关系，被普遍视为大学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二）政府干预大学的必要性及干预机制的改革吁求
政府与大学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因为两者是本质不同的两个机构。在价值取向上，大学推崇知识价值，追求学术自由与自治，并以此作为追求真理的必要条件。政府则以国家利益为价值追求，用行政、立法、财政等手段对大学办学施加影响。在运行方式上，大学崇尚自治，寻求根植于学术共同体的“内部权力”，而政府则通过根植于权力共同体外部的“公共权力”谋求干预。
“教育实践实际上是这样一个教育谱系：一端由权利、个人和自由等所构成；另一端由权力、国家和秩序所构成。”
可见，大学自治与政府干预是高等教育场域中客观存在的一对基本矛盾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干预是不必要的。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看，知识生产由模式1向模式2的转变过程中，源于国家主义的知识生产机制表明，大学的知识活动必须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求，而政府干预正是知识选择的一个过程，是知识与权力、大学与国家关系的具体反映。
从世界大学发展史来看，在民族国家产生后，没有大学可以真正脱离国家而存在。因此，国家干预既是现代大学所面对的种种外部关系中的一种客观存在，也是现代大学实现自身价值的必要条件，而积极推动矛盾转化、促进国家或政府干预发挥积极作用，才是大学制度改革的要务。
（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框架下深化机制创新
我国大学管理体制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相适应的，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体现了体制的优越性。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清华大学的贺信中提出，要有充分的自信，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办好中国教育。制度自信是我国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所应秉持的基本态度。但不容否认，我国大学管理体制在具体实施上存在局限，“体制弊端论”实际上是混淆了基本体制与实施机制的关系。换言之，我国大学模式建设应该在坚持宏观体制基础上创新具体的实施机制，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有制度自信，但不能故步自封”。机制创新的当务之急包括：其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办好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要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也就是要改进党领导高校的具体方式。例如，强化党的大学思想、政治和组织领导权，党组织退出大学行政与业务直接领导，真正赋权校长；或者探索实施党委书记与校长一体化，设置“大学首席”，实施首席负责制，统管学校各项事务，打破在实践中党委书记与校长的关系困局。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内容，大学治理同样需要坚持法治。首先，要完善高等教育法规，明确划定政府干预与大学自治、大学党委书记与校长的权力边界，或清晰界定大学首席权责，将之写进高等教育法规，严格依法行使权责。其次，进一步推进大学章程建设。大学章程应明确规定不同权力主体的权责边界及实施方式，尤其要突出学术本位的权力结构。大学章程的法律地位及其效力应在其上位法中作出明文规定，确保大学章程的规制效力。再次，建立服务型行政体系，确定行政的服务属性，通过多元评价与问责来强化行政服务。与此同时，应加强对专业权力的规范，即既要保障学术自由，又要重视学术规范，还要讲政治、讲规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既要把学术与政治区分开来，同时教育者还必须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和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最后，利用中国智慧解决中国问题。我国大学模式创新的关键是建立本土大学评价机制，从西方大学评价体系中解放出来；中国大学评价体系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借助中国智慧，并且回到解决中国问题、服务中国发展的评价标准上来。
通过改革大学运行机制来优化大学领导体制，充分发挥体制优势，是建设中国特色大学模式的实践逻辑。
五、从“中国特色”到“世界的中国模式”：通往世界高等教育中心
（一）汲取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智慧是教育文明进步的客观要求
现代大学同教会一起成为自中世纪赓续至今的两大社会机构
，是因为大学始终维系着其最初的组织、制度与精神内核，各国大学的变革创新必须始终尊重这一内在逻辑，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能够脱离这个逻辑的根本规定，而这决定了不同的大学是具有相通性和可借鉴性的。美国拥有当今世界上领先的大学与市场“联姻”机制、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推广机制。董事会行政领导与教授治校的协调机制确保了大学很好地处理发展学术同提高管理效率、满足市场需求的矛盾。德国曾执世界高等教育之牛耳，洪堡理念一度引领世界大学改革大潮，而当代德国大学却又为何、如何从以教授为中心的权力格局逐渐向强化顶层权力、充实中层权力的格局过渡？作为一个高度理性的民族，德国人是如何实现应用科技大学的崛起的？英国拥有世界上最早实施住宿学院制、本科生导师制的高等教育体系，重视本科教育质量是英国大学的重要特色；而牛津、剑桥作为英国古典老牌大学的代表，是如何在“新大学运动”后一方面实现了面向社会的蜕变，另一方面又坚守了其人文教育的传统的？同样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度，又是如何在科技教育和一流科技人才培养方面赢得世界声誉的？各国创新大学发展模式的经验，都反映了人类共同的智慧，并且在交流中持续增长，成为教育文明不断进步的重要动力。
（二）中国大学模式探索必须实施国际化战略
建设中国特色大学模式，在价值取向上必须立足国家大义，在教育教学上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导向，在制度建设上必须坚持基本体制，做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但本土化不等于闭关锁国、遗世独立，而是要面向世界，汲取人类共有的文明和智慧。客观地说，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实力距离世界一流水平仍较远，他国大学模式需要我们认真审视、谨慎借鉴。关于教育的国际化，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5月4日考察北京大学时指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必须具有国际视野，以宽广的胸怀、平等包容互鉴的态度对待其他国家的教育，通过交流沟通、学习借鉴不断提升水平。在2015年8月18日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推动一批大学和学科跻身世界一流行列，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我们必须看到，国际化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壮大、追求世界一流的重要立足点，还是参与建立和调整国际高等教育秩序的重要战略。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强调范式的转换，也就是建立一种批判的范式，坚持新时代的“中学为体”，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办学方向与自信，正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所提出的“坚持扎根中国与融通中外相结合”。简言之，建设中国特色大学模式、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探索“本土化基础上的国际化道路”。
（三）我国大学在实施国际化战略中的世界责任
在国际化进程中，我国大学必须站起来、走出去，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大学体系进行平等对话。露茨·海霍指出，中西大学存在一种互补关系，中国大学立足于独特的文明与智慧，对当代西方大学变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如何充分发挥体制的特殊优势？如何发掘中华文化中的治理智慧？如何从普遍的人类文明成果中寻求镜鉴？中国大学模式的探索不仅要推动本国大学崛起，还蕴含着走向国际的主动性，中国大学将成为国际高等教育秩序的积极建构者。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近现代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始于意大利，先后经英国、法国、德国至美国，每个中心的形成都是一种独特的大学模式的生成过程，而每个大学模式都对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产生过持续的引领作用。
因此，未来的中国大学模式不仅是本国建成一流大学的基础，还将引领世界高等教育变革。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模式，不仅是中国大学抢占国际高等教育发展制高点、增加国家话语权的要求，还包含着一种面向全人类的情怀和使命。全球化让各国人民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既共同致力于和平与发展，也共同面对诸如局部战争、环境恶化、种族歧视等严峻挑战。正是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把握人类利益和价值的通约性，在国与国关系中寻找最大公约数”。而中国大学也将承担起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国际责任，这也正是社会主义大学的重要价值观之一。
结语
当前，我国“双一流”建设全面进入实施阶段，中国特色大学模式的探索决定着“双一流”建设战略能否实现和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重要论述为此提出了在理念、价值与路径上的指导。从大学改革范式的理性回归，到基于国家大义的价值观的塑造、教育教学中社会主义导向的遵循，再到制度改革中核心体制的坚守与创新、国际化战略中大学的战略与使命选择，都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得到了根本性的启示。总而言之，当前“双一流”建设及未来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建成有赖于中国大学模式的支撑，而这个中国大学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模式，也是眼下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在理论与实践探索上的根本范式。从这个角度来说，深入学习、领悟和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重要论述既是一种政治觉悟，也是一种推动大学实现创新的教育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