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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高等教育治理与高等教育的关系，探讨大学治理或大学管理的模式问题，必须首先明确大学发展的逻辑，这是实施大学治理的根本依据。从中世纪大学的发轫及逐渐制度化，至中世纪大学模式在社会变迁中的分化，都体现着一定的逻辑性。大学治理模式的建立和变革，必然是在这个逻辑发生作用的范畴之内进行的。我国大学治理模式的变化，包括由长期的管控模式走向多元治理模式，同样也不能偏离大学的根本逻辑。因此，当前探讨大学的有效治理问题，必须沿着大学模式变迁的逻辑，尤其是要发现并优化推动大学模式不断发生改变的动力机制，这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因此，本书将梳理现代大学诞生和变迁的历史，在历史中找寻逻辑的起点。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中世纪大学从其发轫开始，经由内部组织架构、章程和制度的逐步建立，最终获得外部皇权或教权的正式认可而成为一个制度化的社会机构，这个过程是内、外部两股力量驱动的结果。具体来说，这两股力量一方面源自人们基于闲逸的好奇或对世界的迷茫而进行关于未知的探索
，另一方面源自中世纪市镇经济和社会进步对神职人员、医生、律师等相对专业化人才的需求。
人类对理性的追求和人类社会出于世俗欲求对知识组织的特殊需要，构成了大学诞生并持续进化的双重原动力。但不容忽视的是，中世纪市镇经济社会中广泛存在的行会组织，为大学由一个简单的知识人集合体逐渐进化为复杂的社会机构提供了组织基础。行会是具体行业内部人们基于共同诉求而建立的、具有自我管理和协调外部关系功能的自发性组织。随着行会组织的不断完善及其外部功能不断强化，公权力通过特许认可赋予了行会独立发展、自我管理的地位，即如今的独立法人地位。行会由此成为一个正式的，即制度化的社会机构。可以说，行会组织产生并发展于同社会的互动关系之中。
大学正是一个起源于智力生活领域的学者行会，学者行会为从事知识活动的人提供了栖身和庇护之所。学者行会一方面通过在内部制定规章等加以自律，从事有组织的专业性活动
，另一方面在化解与城镇居民的利益冲突、抵制权力当局控制的过程中，争取到迁徙权、司法权、免除赋役等各项特权，使得行会拥有了越来越显著的独立性和共同体特征。
值得强调的是，学者行会对知识人及其知识活动的庇护要求具备上述各项特权，而这些特权实际上也构成了中世纪大学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正是因为学者行会或大学在从事知识活动中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声誉及影响力等，其成为神权和世俗当局争夺话语权、统治权的有力工具，即外部权力介入学者行会的诉求来源于大学作为专门的知识生产部门所拥有的独特功能及其影响力。最终，学者行会的权力和责任在源自权力当局的特许证明或章程中得以明确和固定下来，这使得学者行会不断走向制度化，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学者行会的外向性特征不断彰显，基于知识研讨本身和社会对专业性知识的不同需要，知识活动的目标越来越多样化，甚至权力当局的利益诉求亦越来越多地反映在学者行会的知识活动中。随着知识活动目标的分散化和知识内容的拓展，大学里形成了文、法、神、医等不同学科。知识分科促进了大学知识的发展，同时也提出了建立相应制度的要求，如大学教师资格制度、学位制度，以及专门的学术管理组织制度等
，甚至在13世纪前后，大学出现了专门从事行政事务的人员，被视作大学行政权力的滥觞
。
由此可见，大学在组织目标、组织结构上的变化与知识生产、内外部管理模式的完善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可以说，知识活动的规律要求形成相应的组织形式，这具体表征为学者行会的建立及其不断地进化，直至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同时，这一进化过程也离不开社会选择的力量。总之，行会或大学组织及其管理方式的产生和变化是知识驱动与社会选择双重动力作用的结果。
整个大学发展史就是一部大学分化的历史。欧洲中世纪大学作为现代大学之源，为大学组织的成长奠定了基本架构，并生成了大学精神的原旨，在此基础上，大学之花在世界各地竞放，形成了不同的大学模式，如德国模式、英国模式、美国模式等。加拿大著名比较教育学者露茨·海霍在中西大学模式比较的基础上，率先提出了“中国大学模式”这一命题。
在中国高等教育整体实力不断跃升和现代大学制度探索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中国大学模式问题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而大学模式的分化及其多样化正是知识本身不断发生分化、知识生产模式不断演变及社会选择共同推动的结果。
德国大学模式在世界大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原型。19世纪初，在“精神强国”观念的促动下，施莱尔马赫、费希特、洪堡等人发起建立柏林大学，科学研究和自然科学课程开始成为大学课程的重要构成，大学内部随之出现了专门的学术机构、实验室等，大学内部建制及其组织形式随之发生了变化，学院制、教师等级制、教授会制、讲座制、利益商谈机制等构成柏林大学模式的基本框架。
柏林大学模式的建立标志着自然科学在知识体系中获得了重要地位，产生了基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新知识生产模式。知识类型及知识生产模式分化带来大学组织形式及管理方式的革新。从社会需求角度来说，柏林大学的诞生及其一系列变化的背后因素，既包括洪堡等思想家、教育家和哲学家的理性设计，也包含18世纪后半期的工业革命以及在工业文明推动下科技发展的推动力量，即技术在推动新的产业形态发展并为人类带来更多物质财富方面凸显出巨大价值，而工业文明发展对技术的倚赖又表现为对新知识的需求。19世纪后半期，社会生产及职业的分化，从根本上推动了大学研究的专门化。随着研究专门化程度不断提高，大学里的科系和讲座迅速多元化，例如，柏林大学哲学院一开始只有12个全职教授席，后来增加到了50个。
同样地，19世纪英国的“新大学运动”催生了伦敦大学、曼彻斯特大学等一批新式大学，英国高等教育从古典人文教育的堡垒中走向了社会。在此趋势之下，老牌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也被迫开始了改革，包括设立自然科学荣誉学院、开设应用型课程和讲座、平衡大学与学院权力等，其背后都反映了技术驱动下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
美国最早的大学在模式上具有开创性，即外部办学主体主导的董事会掌握大学最高领导权，这与美国作为新型移民国家，知识基础和社会组织基础相对薄弱有关。而美国现代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是在充分借鉴德国大学模式基础上建立的，改变了19世纪中期“美国高等教育视野狭隘，仿佛一堆破旧的抹布”的窘况。
不同之处在于，美国大学更加开放，大学与社会的联系更加密切，其重要根源在于美国大学外部管理的传统和市场条件下的实用主义思潮，而外部主导和市场力量本质上形成了知识选择的力量。20世纪中后期，美国大学的角色与职能发生了重要变化，即《莫雷尔法案》的颁布催生了以服务美国新型农工业为使命的新式大学，大学与社会或市场的联系空前密切，技术转化、市场对接、校地合作等多种新的大学组织和管理方式应运而生。德、英、美三国大学模式的形成、互鉴和演化，都反映着知识生产模式的变化，也体现着社会选择的力量。
我国现代大学是建立在移植其他国家大学模式基础上的。在百年的变迁史中，我国大学的组织演化和管理模式变革反映了知识生产和社会选择两股力量。在体制转型过程中，我国大学从封闭办学转向开放办学，逐渐走向社会中心并积极拥抱市场，大学里的学科和专业、组织机构也因势而变，纯粹科学研究机构开始大量涌现，并逐渐分化出专门的技术研发和转化部门，在学术资本驱动发展或社会服务发展模式下，大学内专设地方服务机构等，大学或其基层院系向创新创业组织转变则成为近年来大学模式探索的一个重要向度。
当然，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体制因素始终是我国大学组织结构和大学制度变迁的主要影响因素，主要表现为在政府主导的体制转轨和职能转变进程中，大学内外部权力格局走向分化和相对制衡。因此，我国大学制度改革既反映了大学作为制度化组织的普遍要求，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的产物。
大学管理制度的类型、模式及其变革直接反映的是大学的组织演化，而大学的组织演化，既是大学作为知识共同体在知识类型及其生产模式不断演进中进行自组织活动的结果，又是大学与外部环境互动中社会选择的结果。当然，知识作为客观世界的反映，作为人类主体对客体世界的认识结果，本身在不断发生分化，出现了基于不同学科、专业及领域等划分维度的知识多样化，甚至在知识体系内部还存在着不同层次或类型知识的分界。例如，由于自然科学知识的实际功用不断彰显，逐渐打破了人文古典知识一统天下的知识格局，并最终占据了知识“霸权”地位，通过知识生产模式或学术范式及具体研究方法的扩张而成为其他知识领域的“殖民者”。
相应地，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尤其是人文学科知识成为“弱者”。20世纪中期，英国学者斯诺提出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两种文化之争，集中反映了不同类型知识之间的分界和冲突，而且这种内在的知识冲突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现象。如今人们对于实证研究范式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应用泛化的问题的争论，即对这一本质问题的反映。当前我国教育学界关于教育研究“科学化”建构的问题的讨论，也包含着对于教育学知识人文价值可能式微的担忧和反思。1990年，欧内斯特·L.博耶在其报告《学术的反思——教授的工作重点》中，将“学术”分为四种类型：发现的学术、教学的学术、整合的学术和应用的学术。
多年后，欧内斯特·L.博耶又特别提出了“参与型学术”概念，以彰显大学立足于社会需要而生产知识、应用知识的使命。从本质上讲，这都反映了知识内部的分类。
不同类型知识的生产方式是不同的，这就造成了学校在组织形式、管理方式上的区别。甚至学科或知识生产模式间的差异还表现为不同学科的人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人际关系、组织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差异，这也会造成学科管理及大学治理方式的不同。如今，高校依据学科进行分类，包括理工类高校、以文科见长的高校、农林类高校等，便是知识类型决定学校模式的典型表现。当下较为流行的、依据学校功能及办学目标定位实施的高校分类，如研究型高校、应用型高校和技能型高校，从本质上讲则是由不同类型知识的应用价值及应用方式所决定的。不同类型的高校，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治理方式，正如在我国语境之下，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定位的地方本科院校与以追求学术创新为使命的精英型、研究型大学的治理模式相比，更加强调社会参与，如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而高职院校的治理方式对市场力量的介入有着更多和更加直接的要求。从知识生产模式的角度看，目前知识生产模式已经从模式1历经模式2而进化为模式3，由于现代科技发展加速，且未来发展充满不确定性，知识生产模式将处于持续变革之中，这意味着大学的知识生产场域的范畴、组织形式、管理方式，以及知识生产中相关主体的关系等都将不断发生变化。这个过程正是大学作为社会组织发生分化或向前演化的过程，是大学治理方式不断探索、更新、调适的过程，而且无论是组织的演化还是治理方式的调适，都将处于永恒的建构之中。因此，作为以知识活动为载体的学术组织，知识驱动是大学组织模式与治理模式发生变革的根本性力量。
知识的本质是人们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诠释与表征，追根溯源，知识的产生与分化反映的仍是社会生产方式及其变革所产生的知识需求。在知识发展史上，即使是早期基于想象而产生的神话、寓言等知识形态，也是以社会存在为基础的，是人们对未知世界的体验和解释的产物。而知识的发展，则使社会存在发生变化并不断产生需求，从而要求人们不断加深、改变认识并创造新知。教学是大学知识活动的核心环节，以大学教学为例，我们可以窥见知识发展、组织管理与社会需求的关系。大学教学模式是大学与环境互动的产物，从中世纪至今，大学教学模式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到教学方式、教学评价等，各要素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而考察这一历史过程可以发现，大学教学模式的变化，包括教学内容的变化、教学管理的变化，即知识及知识活动的管理方式变化等，反映的是社会的变迁以及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
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大学的教学模式由最初组织松散、小规模、师徒制的技能教学模式，到理性主义、以讲座为中心、重视学术研究和培养少数精英的基于“洪堡理念”的教学模式，再到严格制度化、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的现代教学模式，逐渐适应了工业时代机器大生产的需求。
在人们获得和更新知识的过程中，人们既以业已存在的知识为基础，又借助新的工具与方法来实现认识和改造新世界的目的。从此意义上说，知识进步和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大学所生产的知识由以人文知识为主到自然科学登堂入室并实现地位逆袭，由以基础性学科为主到工程类专业和技术研发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正是一个人类借助知识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反过来又不断产生新的知识需求的过程。大学管理模式或治理模式的变化，是知识生产模式变化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选择的必然结果，包括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选择和权力主体的积极主动并有意识的扬弃等。
总之，大学制度改革是整个社会进化和社会制度变革的一部分，在遵循社会一般规则的同时，必须尊重大学作为一个知识共同体的知识活动及其分化规律。当前，由于大学的社会属性因其卓越的服务功能而空前彰显，人们往往以更加开放和积极的态度及方法去管理大学，但却因为忽视了大学内在逻辑而导致其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异化，“启蒙运动时期所珍爱的信仰——知识的价值在于本身，人们可以在独立学院的象牙塔里追求知识——越来越不重要”。
故大学制度改革或大学治理必须遵从大学作为学术组织同时又作为社会服务机构的双重角色原则，并在两种角色之间建立相互调适机制。所谓大学或大学模式发展背后的逻辑，就是知识驱动与社会选择两种力量的关系及其对大学模式变迁的共同作用。这种关系既是矛盾的，也是相互反映、相互促进的，在两者的张力中大学模式实现着变迁，而这又构成了大学治理模式构建或改革的内在依据。大学治理能否在两者之间寻找到恰当的平衡点，决定着大学治理是否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