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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的行政划分与国内不同，对县域经济的研究较少，多体现为区域经济差异方面的研究，理论基础为区域经济差异理论。18世纪，Adam Smith（1776）提出绝对优势理论，促进了生产力的规划与地域发展，后来，David Ricardo（1817）对这一理论进行了修改，提出比较优势理论。19世纪开始兴起的区位理论使得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从Thunnen（1826）的农业区位理论到Weber（1909）的工业区位论，再从W.Christaller（1933）的中心地理论到Francois Perroux（1950）的增长极理论，被区域经济学的专家视为经典。W.Arthur Lewis（1954）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概括了二元结构论——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为经济发展的基础部门。John C.H.Fei和G.Ranis（1961）接受了刘易斯关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一系列观点，修正了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认为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才是劳动力供给的根本保证，形成了包含工、农两部门共同发展的“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Dale W.Jorgenson（1961）提出二元经济模型，认为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是由农业人口消费水平变化决定的，更加强调了市场的作用。
国内学者对县域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发展相对较为缓慢。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1）县域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研究。李小建（2001）参考1990—1998年我国县域经济数据探讨了沿海与内陆经济差异；樊新生（2005）采用空间自相关的方法对河南省县域经济进行了研究，揭示了河南中心城区对周边县域的极化效应；吴玉鸣（2007）使用全国2030个县域截面数据研究我国县域经济集聚问题，提出我国县域经济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关系；应新杰、赵媛（2007）提出县域经济发展应该分不同模式走因地制宜的发展战略；高婧等（2009）采用聚类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描绘出新疆县域经济总体发展的空间分布图；李国利（2013）建立面板数据计算贡献率探索福建省泉州市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因子。
（2）县域经济具体问题研究。朱昌宁（1992）从城乡一体化管理视角对我国县域经济一体化的格局进行了分析；张杰（2007）从县域经济制度方面评价了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陈兆荣、吴杰（2008）采用熵值法测度了安徽省沿江县域的竞争力指数；张金萍等（2009）从房地产供需角度研究了我国县域房地产市场经济的驱动机制；刘霖、秦宛顺（2009）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法对2007年我国70个发展较快的县进行了经济效率评价，发现投入推动的粗放型是县域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王振华（2014）从空间相关性视角研究结构红利的空间相关现象，认为中国县域经济发展中结构红利体现了强烈的空间溢出效应。
（1）关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刚刚开始。罗黎平（2017）分析了30多年来我国县域经济发展路径的演进史，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县域经济发展的新趋势；马晓河（2018）研究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关键，提出无论供给侧还是需求侧，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形成都需要体制机制改革做支撑；张全权（2018）分析了肥西县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措施、成效和不足，并提出了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王馨（2019）通过借鉴晋江市、丰县、泗洪县3个典型县（市）的经验做法，为探讨宿州市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奠定实践基础；王振华等（2019）对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县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的结构红利进行了测度；母爱英、徐晶（2019）从“高质量、可持续、创新、协调、绿色”理念出发，科学界定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不同层次的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占海明（2019）提出县域经济要想在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中脱颖而出，实现经济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必须要积极参与新旧动能转换；邹一南（2019）提出产业结构升级是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支撑。
（2）陕西县域经济相关研究。赵光华、丁艳萍（2006）通过陕西省县域相关统计数据对陕西省各县域做了综合评价，并采用层次分析法提出对应结论；钟世和（2014）以陕西省为例，对金融支持西部县域城乡统筹发展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谢晓旭（2015）分析了陕西省目前县域经济状况，探寻差异形成的深层原因；李小荣等（2016）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对陕西省县域不同乡村发展类型的乡村性空间分布进行了分析；白鹤翔（2016）提出构建“四位一体”模式，支持县域经济发展；马俊静、张杏梅（2016）提出陕西省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空间布局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但其相关性正缓慢减小；马宁（2017）提出陕西省要以“互联网+”为创新经济的突破口，推进产业现代化发展，提升县域经济竞争力；赵欣欣（2017）基于陕西省85个县域，分析了适合每个县域发展的城镇化模式；杨晓、胡爱君（2018）对汉中市及县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测评，提出基于特色优势产业提高汉中市县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策略；张彬、任丽（2018）以人均GDP和产业GDP为测评指标，揭示了陕西县域经济的全局、局部自相关及时空演变规律；李宗哲（2018）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分析方法，研究陕西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差异、时空格局演化，探索导致空间差异的各个影响因子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相互作用程度。
国内外研究表明，城镇化的过程是农业人口向城镇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的过程，将区域经济差异理论和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作为理论基础，在我国县域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目前，县域经济发展呈现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对县域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空间布局和总体发展上，大多是通过计量地理学和GIS空间分析方法的量化研究；二是对县域经济具体问题研究涉及面和范围较广，从经济一体化格局、经济制度、房地产市场、经济效率、竞争力指数到空间溢出效应等多角度展开，既有量化研究，也有定性研究；三是关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刚刚开始，大多集中在研究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措施方面；四是关于陕西省县域经济研究更多地侧重陕西县域经济差异分析、空间布局、金融支持、三产融合和中观层面上的研究，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尚需完善。在西部大开发新格局战略、“一带一路”和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陕西各县域由于资源禀赋不同存在较大差异，对于某一具体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值得期待。
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基础在县域，难点在县域，活力也在县域。社会各界对“县域经济”的关注已经开始。2018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陕西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县域经济总量突破万亿元，县域总税收收入跃上千亿元，县域经济取得了突破性发展，但与发达省份相比，总体实力偏弱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一是对标安徽、四川、江浙等地，全国百强经济强县偏少，竞争力偏弱；二是区域发展不平衡，2018年县域GDP排名，前10中陕北占8个，陕南与关中部分县域经济发展滞缓。在陕西77个县域中，蓝田GDP排第20位，人均GDP排第68位，经济发展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蓝田如何发挥区位、交通、人文优势，实现“四化”全面发展、追赶超越，追求更协调、可持续化、更高质量的发展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