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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产品理论是现代公共经济学的基石，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渐丰富。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公共产品的概念，但蕴含了公共产品的思想。马克思对公共产品的内涵、本质、生产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阐明，构成了马克思的公共产品理论。马克思主义关于公共产品理论的研究以社会总产品的分配问题为逻辑起点，研究了公共产品的根本属性、供给的基本条件、供给量三个方面的核心内容。
马克思对公共产品既未进行单篇系统的论述，也没有进行明确界定，但是马克思的公共产品理论在其经典著作中有所体现，比萨缪尔森的公共产品概念早了80年。
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主要体现在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公共产品是社会总产品中满足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共同需要的部分，是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公共产品具有排他性，即任何人均可享用该产品，并可从该产品中获益。马克思认为，政府应当从总收入中划拨出一部分，专门用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通过社会福利的分配，尽可能缩小贫富差距。
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尽管没有“公共产品”的直接提法，但却蕴含着公共产品及其理论的深刻思想和理念。社会总产品进行必要的扣除，适用于满足人民生存与发展的社会公共利益的需求，“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设立的基金”“用来应对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
。同时，公共产品还具有非竞争性，对该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还阐述了公共产品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总产品做出的“扣除”。马克思认为社会总产品的这种“扣除”是必要的，做这些扣除，是因为这些扣除属于“公共基金”
，事关整体社会发展与公民基本生存的公共利益，需求必须得到优先满足，“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属于维护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和“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设立的基金”属于社会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而用于满足再生产需要的作为生产资料的扣除部分则涉及经济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马克思认为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本质根源在于公共产品满足的需求指向是社会发展的公益性部分。因此，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息息相关。
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提出，两类主体“私人企业家”“中央集权的政府”是主导水资源利用的主体。同时提出，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可以是多元化的。布坎南和马斯格雷夫也认为：“由于市场存在失灵问题，公共物品和有益物品应由政府提供。”
国家执行公共管理职能，需要提供有利于社会共同利益的公共资源，并对这些资源进行分配、管理和维护。公共职能的执行是国家在维护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平衡的必需。马克思提出，社会创立国家政权来保护社会共同利益。
国家通过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来实现其公共管理职能，财政为公共职能顺利执行提供物质保障，体现了国家财政公共思想性。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理论认为，国家的内部职能分为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两种职能在不同的国家形态中所占的比例不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阶级差别、阶级斗争范围缩小，政治职能作用的范围亦将逐渐缩小。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社会管理职能日益增强和扩展。社会职能的履行是提供更多的基本公共服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政治职能的范围也将逐渐缩小，而更多地体现为替补社会职能及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公共文化服务是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更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是社会管理职能的体现，也是国家治理的主要方向。马克思通过论证国家的公共服务职能，揭示了国家执行的公共事务具有服务特性，属于非生产性劳动。这种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取得了服务这个特殊名称，是因为劳动不是作为物，而是作为活动提供服务的。
国家在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过程中，考虑到公共利益的实现并且通过分配满足社会共同需要。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决定了国家必然是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马克思研究了不同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不同，他认为“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
。
国家执行社会公共服务职能的要求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必要条件。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该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社会成员享有生存权和发展权，保障基本生活，满足基本健康需求，实现社会成员共同的价值目标——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利于化解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提升社会成员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从而有利于夯实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与合道德性基础，使得政府权力运行具有牢固的基础。马克思的公共产品理论体现了公共产品满足社会需求的属性，社会共同需要属于社会总产品的分配，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产品，应优先从集体的劳动所得——社会总产品里面扣除，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具有共享性价值。社会共同需要保障了社会正常运转，社会共同需要的实现依赖国家对社会剩余产品的强制性分配。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以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总产品的充足供给为前提，才能满足社会共同需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提高，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要通过国家财政来保障。
马克思认为，公共产品的供给量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社会经济制度所想获得的利益大小有关。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经济制度为公共文化建设而做出的财政支出影响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量。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长的生产力水平发展程度决定了社会总产品中用来满足共同需要量的份额。社会经济制度想要获得的利益大小决定了财政支出的量，影响着公共产品的供给量。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人类笔记学》中，关于农村问题的论述蕴含着农村文化建设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农村文化建设首要的任务是改造农民落后思想。马克思通过对小农经济局限性分析发现了农民群众具有反抗性与革命性双重属性，革命性对于民主主义革命具有重要作用，但同时农民保守落后的思想之下隐藏了反抗性。“他们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暂时还阻碍他们这样做”
，农民反对土地国有化，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土地国有化对他们的益处。而要想改变这种现象，就必须改变农民落后的思想，通过教育来增强他们的革命意识。农村文化封闭落后的状态，只能通过改造农民落后思想来打破，进而促进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和进步。马克思认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与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从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
。农村文化向城市文化过渡要通过消除野蛮、走向文明，缩小城乡差距来实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肯定了资本主义的进步性，认为“资本主义是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
。马克思肯定资本主义城市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工业文明。这种文明推动了整个社会文明进步发展，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动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一方面提高了农民的文化认同感，培育了农民个体的公共理念、文化自觉；另一方面克服了农民的思想狭隘性，在社会层面推动共识凝聚，促进了农村文化的繁荣和振兴。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是满足农村居民美好生活精神需求的重要途径，是实现共同富裕中精神富裕的重要措施。农村居民对公共文化的需求反映了农村居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优质的文化服务供给能够提升人们的幸福生活指数。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呈螺旋递进形态，当低层次的生理、安全等需求得到满足以后，便向高层次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需求发展。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明生活需要和公共文化服务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存在。城乡和地区间公共文化服务还存在差异，农村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效能不高，供需错配使得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为显著。农村居民尤其是农村特殊群体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需要实现农民现代化，制定更为完善的农村公共文化政策、加快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改革十分迫切，而马克思公共产品理论为解决这一矛盾提供了指导，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效能提升、优化供给机制、实现供给模式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
马克思的公共产品理论提出了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重要作用。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公共产品不具有收益性，私人企业不愿进行投资。如果政府不进行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那么农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就会面临萎缩。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本质是对社会总产品剩余的分配，具有公益性的特点。这种分配需要由政府这一外生力量主导，为其提供主要的动力因素。政府还要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的供给进行支配和调控，统筹规划社会多元化的合作，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和维护。政府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起主导作用，关系到农村居民精神生活能否得到满足。公共文化产品理论要求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保护机制，对公共文化的管理和运行进行监督管理。马克思公共产品理论在唯物论和辩证法基础上，揭示了公共产品的公益性本质，为满足社会发展共同需要，从提升社会成员基本生活需要的角度来说，公共产品具有公益性，决定了公共产品的供给只能由国家来执行。马克思公共产品理论为强化政府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职能、推动政府根据社会发展需要进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改革、补齐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落后短板、满足农村群众的文化需求、改善农村文化环境质量、提供更多优质的农村公共文化产品指明了方向，极大地丰富了社会文化治理思想。
马克思指出公共产品供给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关，政府供给并不是唯一的形式，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西方国家，用水问题的供给方式可以是由政府和私人企业家组成联合的供给。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有关，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可以是多元化的。公共产品的本质在于公益性，是满足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公共利益需求的产物。在消费上具有特殊属性，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政府具有提供公共产品的功/职能，并主导公共产品供给。我国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确定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为政府主导，同时发挥市场的重要作用。政府是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核心供给主体，在市场和社会形成的多元化供给模式中，具有统筹规划和指导职能。多元主体参与到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中，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精神文明程度，以满足社会成员对良好公共文化产品的需求。
根据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社会生产力的水平与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相关。社会生产力水平越发达，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则越高。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对本地区和邻近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质量提升具有促进作用。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具有投资金额大、收益时间长的特征，受城乡二元等级体系发展的长期影响限制，农村居民在获取公共文化服务方面远落后于城市居民。农村文化产业发展不仅提升了农村整体经济水平，给农村居民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收益，同时改善了人居环境，缩小了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差距。因此，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壮大农村企业，为向农村居民提供更高质量、更适宜的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物质保障。
马克思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立足满足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最基础的利益需求，探讨并揭示了公共产品产生的真正原因、本质及供求的问题。
马克思公共产品理论从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和公民基本生存需要的公益性本质出发，对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马克思的公共产品理论对我国农村公共文化供需矛盾的解决具有丰富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政府在公共文化供给中的职能以及农村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指引。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价值基础应该建立在马克思公共产品理论之上，深入挖掘和全面把握马克思公共产品理论当代价值，加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体系，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