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和能源地缘博弈增加了能源国际合作风险。一方面，“十四五”时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世界秩序将如何演变，逆全球化、保守主义态势，单边主义、排他性区域经贸安排、“美国优先”走到何种程度，大国博弈到何情境等，将对双边、多边、诸边的区域和全球经贸投资合作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对能源领域双多边区域性合作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能源地缘博弈日趋激化，能源领域双多边合作机制面临挑战。以油气行业为例，其双多边合作机制面临新的风险。一是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日渐式微，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导致OPEC内部分裂严重，同时因地缘政治凌驾于多边合作机制之上，再加上集“油气生产大国、油气消费大国和油气出口大国”三重属性于一身的“能源新美国”出现，既往的“OPEC+”合作模式面临挑战。二是随着美国逐渐转变为石油净出口国，在国际能源署框架下的政策协调或将越发困难。三是油气行业一些区域性合作机制面临“僵尸化”风险，“走出去”合作面临困难和挑战。可以预料，受地缘政治、供需格局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油气行业的双多边合作，既面临“拉拢”与“施压”，也面临“打压”与“阻挠”的风险，这将增加能源国际合作的不确定性。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参与海外能源投资与合作时间相对较短，参与区域和全球能源治理的经验和程度较为有限，在区域和全球能源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与我国能源生产大国、消费大国和进口大国的地位不相称，我国通过多边能源合作充分体现自身利益诉求仍任重道远。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个别西方国家不遗余力地散布“中国威胁论”等负面消息，我国能源企业“走出去”，无论是权益绿地投资、股权投资并购、资源开发利用、产能合作升级，还是技术、产品、服务、标准输出与推广等方面，或将面临各种新的风险和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既是对全球供应链弹性、韧性和安全性的一次压力测试，也是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未来演进的一次严峻考验，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供应链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面临新一轮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后全球化面临撕裂的风险正在增加，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安全稳定面临严峻考验。在“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内，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大国博弈或将进一步加剧，结构性“去全球化”不排除加速的可能，这将对能源等重要领域的供应链安全提出严峻挑战。“十四五”及中长期，各国对供应链干预可能增强，供应链缩短、更分散化的趋势可能加快，避免供应链过长、价值链过度全球化、产业链过分集聚集群带来的断链、断供、断联风险，将成为各国政府、跨国公司和国际贸易相关企业考虑的重点。对与国家经济社会民生紧密相关的能源行业而言，能源领域高端装备、核心技术、关键产品、复杂系统、重要零部件、先进材料等方面的供应链安全稳定或将被各国提到新的高度，随着各国更加重视能源领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能源国际合作的空间和结构将受到新的影响。
“十四五”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仍将进一步上升，油气供应安全风险和机遇并存。从油气进口来源和通道看，虽然我国已形成了西北、东北、西南、海上等四条能源进口战略通道，但油气进口对海上通道的依赖性并未因陆上通道的建设而下降，油气进口高度依赖海上通道的局面长期存在。同时，油气进口来源主要集中于中东、非洲等地区。能源地缘政治风险对我国油气稳定供应安全带来潜在风险。但也要看到，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机遇也前所未有，皆因“十四五”及更长期内，我国油气市场和可再生能源综合优势蕴藏着保障能源安全的“结构性权力”时势机遇。油气“卖方”市场加速向“买方”市场转变，“市场为王”使油气消费国的话语权上升，出口国的话语权随之下降。我国庞大的油气消费市场和进口规模，是主要供应方角逐的重点，也是影响国际市场的重要力量。此外，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和消费国，全产业链和运营优势明显。这也就意味着，我国油气市场和可再生能源综合优势，蕴藏着极具战略价值的“结构性权力”时势机遇。这一“结构性权力”优势，既可以成为我国在国际能源合作中的重要议价工具和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手段，也可提升我国在国际能源格局与对外战略中的综合影响力；既有利于切实提升我国保障能源安全的水平，也有利于维护国际能源市场稳定，更有利于以能源为载体和抓手进一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宏伟愿景的大国担当。
我国石油消费已呈现增速和强度“双降”的特征。2010年以来，尤其“十三五”期间，随着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交通运输方式进一步多样化，成品油消费增速逐渐下降，我国石油消费增速有所趋缓，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维持在18%～19%。
展望“十四五”，宏观经济社会发展对石油需求减弱、环境治理抑制石油消费增长、新技术和新业态发展等多种因素作用将推动石油消费增速进一步放缓。其中，石油需求侧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不断涌现、替代能源加快发展，可能对石油需求产生高于普遍预期的、更为明显的冲击，推动石油消费峰值提前达到。在交通运输领域，一方面燃油经济性的提高将有效对冲车辆保有量增长带来的石油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电动汽车已被视为影响石油需求的主要因素，我国连续多年成为全球第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也成为全球电动汽车保有量最大的国家，因此对石油替代作用将不断增强。此外，一些新兴技术近年来蓬勃发展，展现出替代传统能源的巨大潜力。氢能作为高效多用途的能源介质已在国外开始规模应用，我国也已启动以弃风、弃水为电力来源的清洁能源制氢示范。可再生能源电力制氢进而合成甲醇、天然气等技术带来的替代潜力逐步可期。可再生能源制氢可作为调节可再生能源电力出力的重要调峰手段，作为二次能源的氢能同样可直接应用于交通燃料，在难以电气化的重型卡车及航运柴油消费领域，与LNG（液化天然气）等一起形成对油品的替代。因此，“十四五”期间，预计我国石油需求将维持增长态势，但增速将进一步放缓，2025年左右甚至可能出现石油需求消费峰值。
天然气是我国能源转型最为重要和现实的抓手，需求仍将保持中高速增长。近年来，我国天然气消费量快速增长，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逐年提高。“十二五”期间，我国天然气消费量年均增长12.4%，累计消费量约8300亿立方米，是“十一五”期间消费量的两倍。“十三五”期间，在蓝天保卫战和“2+26”城市污染治理等政策推动下，天然气消费年均新增超过300亿立方米，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年均增加0.6个百分点。“十四五”期间，考虑到煤改气进入尾声、相关补贴退坡、天然气发电价格疏导困难等因素，城镇燃气、工业、发电、化工、交通等主要领域天然气消费动力减弱。此外，随着国际天然气市场供大于求、价格走低，产供储销体系建设不断完善，也存在利于消费的因素。综合来看，“十四五”时期天然气消费将保持稳定增长趋势，但与“十三五”时期相比，政策驱动力减弱，增速将明显放缓，更大可能要走“市场驱动”为主的道路。
作为清洁能源的重要载体，电力需求将保持较快增长。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社会用电量快速增长。尤其是“十三五”时期以来，电能替代政策积极推进，新动能、新业态快速发展，居民消费升级、脱贫攻坚不断深入，电力消费增长快于预期，2016—2019年年均增速6.1%，年均新增电力消费量3830亿千瓦时，电力消费弹性系数为0.92。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我国电力需求增速呈现一定下滑。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不断好转，数据中心、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等七大新基建工程的建设投运，将拉动电力需求增长，并通过上下游联动效应，带动新兴制造业和服务业蓬勃发展，进一步带动电力需求的增长，以及促进电气化水平的提升。目前，我国电力消费总量已经超过美国，但人均用电量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此外从全球趋势看，终端电气化水平正不断提高，电能替代广度和深度正在增强。“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态势。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全球性挑战，各国应该加强对话，交流学习最佳实践，取长补短，在相互借鉴中实现共同发展，惠及全体人民。同时，要倡导和而不同，允许各国寻找最适合本国国情的应对之策。
电力行业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领域，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已呈不可逆转之势。在相关政策的支撑和引导下，新能源领域科技研发与投入不断增加，全球能源正加速向低碳化、无碳化转型，一次能源中可再生能源占比将持续走高。1965—1973年，煤炭占比下降约11个百分点，而油气占比则增加10个百分点。1973—2019年，石油占比下降接近17个百分点，而天然气、核电、水电、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占比大幅提高。目前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占比仍超过84%，依然占主体地位，但随着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技术规模化发展，可再生能源成本将不断降低，可再生能源发展也将明显提速。
从全球来看，虽然煤炭资源储量还非常丰富，但其利用场景在逐渐减少，煤炭投资与需求增速有所放缓，其产量将在近期达到峰值后出现下降。事实上，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煤炭消费量已呈现下降态势，BP（英国石油公司）能源统计年鉴显示，近十年欧盟煤炭消费量下降了26%，而美国方面，由于页岩气大规模开发，美国天然气价格大幅下降，在发电领域天然气大量替代煤炭，过去十年美国煤炭消费量下降了46%，2019年降幅达15%。
随着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分布式利用以及储能使用成本的降低，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供应中的竞争力不断增强。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数据显示，2012—2018年，光伏成本下降77%，光热成本下降46%，陆上风电成本下降35%，海上风电成本下降20%。BP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超过2800太瓦时，在发电总量中占比超过10%。全球可再生资源储量丰富，且分布广泛。但由于各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阶段以及政策支持力度不同，当前全球可再生能源开发并不均衡，呈现出中国、欧盟、美国三家引领的特点。
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持续超越化石能源投资。根据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REN21）《2020年可再生能源全球状况报告》公布的新数据，2019年可再生能源投资达到新燃煤、燃气发电机及核电投资额的三倍，约3167亿美元；其中，全球太阳能和风能的投资分别为1410亿美元和1427亿美元。中国连续第八年在全球范围内引领投资，达到901亿美元，占全球总投资额的30%。值得指出的是，虽然美国政府对清洁能源支持力度大幅降低，但2019年美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额大幅增加，达到590亿美元，增幅为25%。
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能源生产消费中的比重不断提升。电力部门是目前直接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部门，也是能源转型最快、可再生能源比例最高、未来潜力最大的行业。BP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新增发电量的96%来自可再生能源。REN21数据显示，2019年可再生能源在发电中占比达26.4%。2009—2019年，全球风力发电装机从1.5亿千瓦增加到6.2亿千瓦，光伏发电装机从2400万千瓦增加到5.9亿千瓦。风力发电在一些地区已经逐步成为主力能源，光伏发电在一些地区已成为最具竞争力的电源。2019年，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量占丹麦、德国和英国全部发电量的比重分别达到60%、32%和31%。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预计，到2025年新能源发电成本将普遍低于化石能源。2030年，光热发电、光伏发电、海上风力发电和陆上风力发电的度电均值成本将分别下降至0.086美元/千瓦时、0.040美元/千瓦时、0.054美元/千瓦时和0.040美元/千瓦时。同时，受技术进步和模式创新双重驱动，储能可能成为能源转型的重要推手，到2020年锂电池成本将降至1000元/千瓦时以下，届时锂电池储能成本可实现与电网峰谷差价持平。此外，低成本的清洁氢能，以及可作为分布式储能的电动汽车，可以为电力系统提供可观的灵活性资源，可再生能源综合优势将更加凸显，发展也将提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可再生能源发电多为就地消纳，但随着区域、跨区域电网建设以及氢储能、电池储能的发展，未来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也有望实现全球流动。
可再生能源将成为全球能源转型重要力量。IRENA认为，为了达成《巴黎协定》（ The Paris Agreement ）的目标，2050年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中占比需要达到65%。国际能源机构（IEA）既定政策情景和可持续情景分别预测，204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中占比分别为17%和34%。美国能源信息署（EIA）预测，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中占比将在2031年超过煤炭和天然气，在2047年超过石油，在2050年占比达到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