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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改革开放，农村社会生产力快速提高、社保体系渐渐丰富完善，但农村养老保障的供需仍然失衡，现从供给层面剖析存在的问题。
按照目前中国养老保障体系供给主体划分，主要为国家、社会、家庭及个体，呈现多元化趋势。但实际运行中存在主体权责不清的情形，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个体层面老人自我供养的意识日渐弱化；二是家庭层面的服务保障功能逐渐弱化，尤其随着城镇化发展，大量农村人员进城务工，农村老人独居尤为普遍，各方面家庭保障服务式微；第三，国家和社会层面的养老服务保障替代效应凸显。民政部有关数据显示，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及设施数量逐年稳定增长，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村家庭养老负担，但可能会导致老人情感交流等精神层面需求难以满足。
养老服务主要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两大类，现阶段虽然开始注重精神层面供给，但二者依然失衡，各大供给主体更重视物质层面供给，通过具体看得见的硬件设施来强化保障服务，家庭层面也注重物质层面供给保障。但老人们希望获得精神慰藉，他们通常与子女沟通交流不足，从子女那里获得的更多是物质层面的供给（刘小红，2021）。养老服务提供者按性质主要分为公益性和商业性两大类，公益类根据农村养老需求供给简单物质保障，商业类追逐利益，无法体现农村养老精神层面供给；国家应结合农村实际，在保障农村老人日常的基本物质需求基础上，尽可能完善农村养老精神层面供给保障。
城乡养老保障方面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制度发展、服务内容提供、服务标准制定等方面，都源于主客观条件制约，主要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存在差异，体现在各类服务保障方面。农村各类保障制度不完善甚至是缺失，社会养老服务结构性供需不平衡在农村地区更为突出，农村社会的显性与隐性养老服务需求巨大，社会养老资源并未按比例同步分配到农村地区。
标准更趋于单一性。政府在设计各个地区政策时，虽然考虑差异性，但是在基本标准制定上呈现单一性。现实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村可支配收入差距明显，养老保障需求服务多元化，单一供给标准难以匹配多元化需求。即使是同一地区人群，个体需求亦具有多层次特点，不能千篇一律进行标准配置，应根据个体的购买力和品质需求制定个性化的需求标准。家庭之间养老服务供给差异明显，家庭内部成员文化理念上的差异也导致供需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