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代流通面临的突出问题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包括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现代商贸流通发展优势、构建现代流通运行体系迈出坚实步伐，综合交通、物流体系、信用和金融支撑能力不断增强，现代流通规则保障体系不断健全优化。同时，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流通体系建设存在的弊端已经越来越凸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现代流通的总体认识不足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现代流通论述的精神，我们之所以要研究和推进现代流通，绝不仅是因为一个流通问题，而是关系到我国综合竞争力的全局性问题。综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通经济研究的理论成果，尤其是概念和逻辑框架，暂时还不足以支撑有关现代流通如何促进经济循环高质高效和有序畅通的政策解释与实践指导，我们对构建现代流通体系的总体认识不足，还处于一个朦胧阶段。到底什么是现代流通？现代流通的基本框架是什么？运行方式是什么？如何培育形成现代流通竞争力？这些基本问题无论是在政府政策层面，学界理论层面还是在市场实践层面均未形成统一认识，这就导致各级在推进现代流通过程中尚未形成政策和推动上的合力。过去40多年，流通体系为我国能够建立起涵盖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的完整工业体系，并成为全世界工业门类最齐全、产业链最完整、生产规模最大的国家提供了重要保障。然而，如何使这种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转化为强大的市场权力和定价能力，或者说，如何用强大的流通能力来保障生产制造能力的发挥、循环运行的畅通以及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如何有效地将我国拥有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生产能力优势凝聚为包括商品定价权在内的流通渠道权力优势，甚至在全球贸易谈判、市场规则制定的优势，这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必须解决的战略使命及任务，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真正形成对现代流通的统一认识，把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真正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

（二）流通成本尤其是物流成本总体偏高

流通成本尤其是物流成本偏高是我国流通中一直存在的突出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物流总成本占GDP的比例一直维持在18%左右，从2015年后，该比例开始大幅下降，近几年一直维持在14%左右，但仍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8%～8.5%的水平（见图0.2），也远高于全球10%～11%的平均水平，目前基本与印度处于同一水平。我国物流成本偏高的原因：一是我国物流结构中，成本较高的为公路物流，成本较低的为铁路物流，水运物流较少；二是我国多式联运仍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各种交通方式没有有机衔接和协调，增加了转运成本；三是物流基础设施存在“短板”。物流配送网络不健全，“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突出。冷链物流设施建设更是“短板”中的“短板”，与发达国家冷链物流覆盖率85%相比，我国仅为20%左右。应急物资储备设施存在关键节点设施落后和跨物流通道衔接度低的问题。四是农村流通现代化能力严重滞后，农村贸易流通基础设施薄弱，农产品冷链物流设施严重不足。五是信息化、智能化的物流技术应用还有较大空间，先进的物流业态有待培育。

（三）现代流通发展不平衡

当前，我国流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十分明显。突出体现在：一是国内商贸流通业呈现明显的区域差距，东部地区商贸流通最发达，中部地区发展次之，西部地区发展最差。二是城乡差距明显，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致使农村生产、消费基础较弱，流通基础设施和渠道建设不完善，城乡流通不畅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三是内外发展不平衡。国内统一大市场基本形成，但内外市场一体化还存在诸多难点和堵点，联通内外的通道和节点衔接不畅，国际物流网络覆盖不均衡，物流应急运输服务保障能力仍待提升。近两年持续演化的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了我国海运、航空国际货运能力严重不足。

布局方面，一些地方批发市场不足，而一些地方批发市场密集但又“有场无市”；农村的便利店、农资店、生活服务网点、物流配送等末端服务网点的质量和数量亟须提升；在以百货商店、超级市场为零售终端的城区，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也很大。我国每万城镇人口拥有的超市是2.26个，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人均超市面积0.2平方米也大大低于0.34平方米的世界平均水平；我国每万城镇人口拥有的大卖场是4.9个，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3。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超市和大卖场的差距还在于“最后一公里”的便民生活圈，城市菜市场、社区便利店、专业店、专卖店、量贩店、折扣店、会员制商店等布局还未能形成“15分钟便民圈”。

（四）流通现代化水平不高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以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前沿数字技术向流通领域深入渗透，数据等创新要素资源高度汇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成为现代流通体系的核心竞争力。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给我国流通带来深刻变革，但流通现代化水平总体偏低，突出体现在：一是流通产业集约化程度不高，数字化建设投入不足。很多企业还处在新技术应用的初级阶段，企业与供应商、制造商等上下游企业实现EOS、EDI信息交换，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信息化程度差异较大，物流信息技术尤其是冷链物流信息技术水平较低，难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二是流通的数智化管理水平不高，创新能力不足。产地、批发市场和社区超市需求的数据链难以形成，很多商贸企业依然沿用传统的数据处理模式，导致管理者决策滞后、失误等现象的出现；大量购物中心、超市、农村便利店、农贸市场并没有能力或者没有习惯真正运用现代供应链和科技手段，实现数字化、智能化改造，达成跨界融合和创新模式，未能形成供应链所需的大流通形态、模式和体系。三是国际物流供应链数字化水平有待提高，跨境物流链路长、节点多，揽收、干线、关务、集散和配送等各环节上的贯通服务能力因数字化程度不高而难以提升，尚未形成现代流通体系的强有力支撑。

（五）市场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通体系制度环境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但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和完善相匹配还存在一定差距，与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要求也存在较大差距。这突出体现在：

一是规范的市场化环境有待进一步完善。一些制度性“短板”，如行政分割导致的地方保护主义，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则和做法在一些地区领域和行业仍然存在，不正当竞争时有发生，影响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二是国内外市场尚未形成有效连接。推动国内外市场一体化发展涉及法律法规、监管体制、质量标准、检验检疫等方面的衔接，目前还存在不少障碍和堵点。三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仍未到位。我国各地信用体系建设的牵头单位不一，全国大部分省、地市政府还未建立区域信用信息平台。在已建系统中，受当地部门信息化水平限制和部门设置条块分割、信息采集和交换标准不同影响，各个地区信用信息归集质量及应用情况有所差别。四是行政监管难以适应新经济发展要求。随着互联网平台经济的不断发展，出现了一些平台对客户随意加价，对商家提高抽成比例，要求商户对平台进行“二选一”、“大数据杀熟”、捆绑销售、赢者通吃和流量限制等行业垄断、不正当竞争倾向性问题；以及隐私泄露、网上商品质量掺假、知识产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问题，监管难度加大。

（六）现代流通竞争力不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通体系取得重大进展，流通规模不断扩大，但总体而言，我国现代流通竞争力不强。特别地，当前我国流通企业尚未形成对渠道资源的控制力，尚未能将我国消费流通拥有的巨大市场需求和对需求的快速反应能力转化为竞争优势和供应链话语权。为什么中国大宗原材料的进口价格一直受制于人，中国制造和贸易在全球拥有巨大规模却未能获得相匹配的收益回报？“中国制造”“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与“中国流通”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上严重不匹配。这主要是因为：

一是流通主体国际竞争力不强。我国缺少与市场规模优势、制造优势相匹配的现代流通组织体系，缺少参与全球流通体系治理和运作的主体，缺少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性全球流通组织。例如，沃尔玛已连续6年斩获世界500强第一名，业务覆盖全球27个国家，线下零售店数量超过11300家。亚马逊全球开店有18个国际站点，提供27种语言支持，拥有175个运营中心，全球员工超61万，有10万个机器人，40架航空货运飞机，消费者遍布185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与之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且除阿里巴巴、京东等少数互联网流通企业外，大多流通企业是中小企业，在国际流通领域中的权力和能力弱小。2021年亚马逊关店潮给我国跨境电商带来巨大影响。

二是国际物流网络建设滞后。特别是国际海运、航空货运“短板”不断凸显。长期以来，全球贸易90%左右靠海运支撑，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缺乏国际海运、空运等资源，不得不按照FOB条款出口，让外方指定承运商；进口按照CIF条款，也由外方指定承运商。如此一来，形成了中国畸形的国际物流服务贸易，中国国际海运、航空货运等市场长期被外资主导。1992—2020年，中国国际运输服务连续29年贸易逆差，基本来自海运中的货运服务。截至2020年年底，中国国际集装箱海运市场中近90%的市场份额被马士基、地中海航运等国际巨头主导，中远海运集团等中企份额仅为10%左右。

三是快递物流国际化水平亟待提升。总体来看，近年来国内快递物流发展迅速，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更是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国际化水平总体严重偏低。作为国内头部快递物流企业，顺丰快递在全国有5000个营业网点，服务城市300余个，下沉涉及1500个县级市和城镇，但在全球布点仅7个国家和地区，而联邦快递业务则覆盖全球220个国家和地区（见表0.1）。因此，我国邮件跨国业务通常依靠联邦快递，引发了一些国家安全事件。

四是国际流通方面法律法规、标准和认证等建设薄弱，衔接不足，内外一体化程度低，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所要求的流通战略不匹配，不利于与其他国家的流通贸易发展及执法对等和平衡。

上述问题涵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方方面面，产生的根源在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重生产轻流通”思想，在于我国传统流通向现代流通转轨过程中“计划让位于市场不到位”与政府“缺位”并存，在于对构建现代流通体系的认识不到位和政策措施不到位。 jKT+DhENbA38R1iC9ZCO5OfOIzu7XzfHqZN7DbdRuEJxs+TI8E6PH5mNBxvbg/G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