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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产业融合现象在全球范围内日益普遍。随着我国制造业结构全面升级、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趋势日显，二业融合逐渐成为实现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的加速器。但是，现阶段，我国二业融合尚处于起步期，仍面临诸多问题。
针对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问题，学者们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吕铁（2007）认为，我国生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联处于较低水平，并从产业关联、重点产业发展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龙筱刚认为，影响二业融合的主要原因是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力”不足，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推力”不够；产前、产后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充分，缺乏核心服务能力，不能满足企业专业化需求。吕政（2006）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的内在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面临的瓶颈，从消除进入壁垒、强化分工优势、促进产业关联、推动服务业创新、优化产业布局和加强区域协调等方面提出融合路径。顾乃华认为，在我国体制转型期，应关注生产性服务业通过提供中间投入品对制造业所发挥的“外溢生产效应”和“外溢改革效应”。夏杰长提出，深化制造业与服务业专业分工，推动服务业的垄断行业改革，推动制造业的服务化进程；同时从调整税收政策、加强信息产业发展和服务业创新上为二业融合创造良好的环境。
总体上看，我国在服务业和制造业趋向融合的过程中，服务业还没有充分发挥出应有的拉动作用，制造业也没有展现出强大的基础性推动作用。
从宏观层面来看，政府对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战略意义认识不足，甚至把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发展对立起来，在产业发展中没有树立融合的发展观，片面地强调发展制造业，或者片面地强调发展服务业。
从微观层面来看，二业融合不是企业简单地拓展业务和增加服务人员，而是重构和再造企业的发展战略、商业模式、业务流程、组织架构、人才体系、管理水平。部分企业由于不能深刻把握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要素、条件、特点、规律和趋势，对融合过程中出现新的竞争格局、新的商业模式认识不足，缺乏控制能力，尤其是对工作流程、组织架构、业务模式创新不足，影响了企业发展战略的实施，从而丧失了商业机会。
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主要承担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中的加工制造环节，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低端位置，以代工模式为主，产品的关键技术、研发设计、物流、营销网络、品牌管理等都被跨国公司掌控，由此导致我国制造业产业链相对较短。产业链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或装配环节，即使是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型产品，制造商承担的也多是劳动密集型、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的工序，高端增值服务主要由跨国公司制造商或服务商提供。我国制造业这种长期的制造业“分工锁定”和“路径依赖”状态，不仅影响了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也抑制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空间，导致国内生产性服务业难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现阶段，我国制造业一般采用封闭式的自我服务模式，以此作为企业降低生产成本的途径，缺乏以服务外包方式来降低成本的理念。这从客观上压缩了制造业对服务业的需求，压缩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空间，使之难以对制造业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服务业渗透到制造业的过程减缓，二业融合的进程受阻。国外制造企业一般将服务外包作为缩减成本的重要方式，其中金融服务外包支出占全部服务外包支出的比重为11%，市场销售服务支出占14%，信息技术服务支出占30%，仅此3项共计55%（万春华，2009）。而在我国制造业专业化分工程度和模块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制造业中间投入中信息服务的有效需求不足。同时，相当数量的企业还在采用传统、陈旧的生产模式，竞争策略主要依赖成本优势和价格竞争，制造业产业链过于侧重实体产品的生产，物质材料消耗占产品成本比重较大，技术创新、技术进步、产品开发的速度缓慢，以致对研发、设计创新服务的需求不足。与产品制造相关的研发设计、人力资源、市场销售、物流配送、金融服务、信息技术等占全部支出的比重偏小，制造业对实物产品投入较大，对服务投入的依赖程度较低，导致服务业缺乏制造业需求的拉动，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多数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对高素质人才需求较大。现阶段，我国人才供给不足，尤其是高级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缺乏，这是造成生产性服务业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我国人才结构矛盾突出，截至2011年底，全国技能劳动者总量约1.19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约3117万人，规模远不能满足需要。同时，职工队伍中“四多四少”的现象困扰着企业，即初级技工多，中高级技工少；大龄技工多，青年技工少；传统技工多，现代技工少；具备单一技能的多，复合技能的少。
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提供的最新监测报告显示，用人单位对初级工、中级工和技术员等技术等级有明确要求的约占总需求人数的49.3%。从供求状况对比来看，各技术等级均处于“供小于求”的状况，高级技师和技师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1.89和1.87。我国理工科人数相对偏少，约占总毕业生人数的40%，而毕业后从事一线工作的人员更少。从近年来对研发、工业设计、软件外包、文化创意等高端服务业的调查来看，这些行业普遍存在人才短缺问题。人才短缺导致高端服务业核心服务能力不足，发展受到限制，不能满足制造业的服务需求。
我国生产性服务企业普遍存在规模偏小、技术水平低、同质化现象严重、服务成本较高等问题。专业化、社会化服务能力不强，综合化服务水平低，提供的服务多是单一功能的服务，难以满足制造商的服务要求，这与制造企业的服务内置形成了一种“低效均衡”的状态。
从产业演进规律来看，服务业与制造业体现出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互动关系。制造业是服务业发展的前提、基础、市场，服务业依赖制造业而发展，为制造业提供核心动力和高附加值的支持。现代服务业大多是生产的辅助性活动，没有制造业的发展，服务业就失去了需求来源和增长动力。同时，服务业中贸易、金融、交通、社会服务等功能可以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效率。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这种彼此依赖的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加深。
现阶段，我国二业融合的良性互动机制尚未形成。从微观层面来看，二业之间的互动不强。目前，我国制造企业自研、自产、自供、自销的传统化模式仍然比较普遍，使用独立的研发商、供应商以及各类专业服务供应商还不够。大型制造企业都有自己的研发、广告、物流、财务等服务部门，这些企业的服务不断内部化，企业本身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过渡，逐步向价值链较高的环节如研发、设计、物流、营销等转变。中小型制造业由于自身的条件限制无法提供足够的资金、人力从事高端服务，同时受企业运营规模的限制，购买专业化服务（如研究开发、设计等）资金匮乏，申请金融贷款也较困难。
从产业层面来看，我国制造业产业链较短，产业集群配套能力不足，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经济联系较松散，区域产业资源要素配置效率低，制约了生产性服务业跨区流动和外溢功能的有效发挥。二业之间基本是“点对点”或“点对群”的互动模式，这种互动模式落后于“群对群”（制造业集群与服务业集群）模式。
一方面，长期以来，由于生产性服务业的行政垄断，市场竞争难以充分发挥，尤其是金融、保险、通信、文化等垄断性市场结构的服务业改革缓慢，影响了民营、外资等市场主体的充分竞争，也影响了服务质量和效率。如金融业一直以国有企业为主，其结构造成融资难、融资贵、“影子银行”等问题。
另一方面，行政区划形成的地方垄断也制约了二业融合的市场化发展。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行为在二业融合中经常发挥主导甚至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当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跨地区时，在地方利益驱动下，各种地方保护主义会增加企业的交易成本，阻碍区域间专业分工的发展，以致经常出现“只扎堆、无融合”的现象。这种模式容易出现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规模攀比、过度竞争和资源浪费，缺乏对产业链的横向和纵向整合，二业融合效应难以充分释放。
这里参照发达国家二业融合的发展路径，构建我国二业融合的路线，进而提出促进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政策建议。
第一阶段：服务业比重为50%，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达50%。国家统计局统计，2012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达44.6%，提高了2.7个百分点。如果每年按照这个速度增长，大约在2014年我国服务业比重将首次超过50%。
当一国（或地区）的人均GDP处于1万美元以下，服务业比重低于50%，即属于发展中国家水平时，制造业的社会化与专业化程度不高，生产性服务业外部化不明显。据统计，2012年，我国人均GDP为38449元，相当于6400美元，服务业比重也低于50%。在这一阶段，我国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不显著，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处于数量扩张阶段，粗放发展的特征比较明显。在这一阶段，需要推动制造业，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发展，以增加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
第二阶段：服务业比重为50%～60%。当一国（或地区）的人均GDP处于1万美元以上、3万美元以下，服务业比重处于50%～60%，即达到经济较发达国家水平时，由于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人们的需求趋于多样化，制造业开始寻求差异化路径以提高产业竞争力，必然加大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生产性服务业外部化趋势明显，由数量扩张阶段向质量提升阶段过渡。虽然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需求依然明显，但生产性服务业内部各行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也日益增强，内部相互需求逐渐增加。这一时期也是二业互动发展融合的加速期。
根据库兹涅茨依据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变化判断工业化阶段的理论，当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服务业占据主体地位时，将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大多数国家或地区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后，一般都要经历1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进入服务业占主导的后工业化社会。从发达国家曾经历的历史发展阶段来判断，美国、日本等国家服务业占GDP比重实现从50%到60%大约需要10年。根据我国目前GDP增速、服务业占GDP比重、服务业占GDP比重增速三项指标来看，大约在2025年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将达60%。
第三阶段：服务业比重为70%。当一国（或地区）的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以上，服务业比重在70%以上，即达到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这一阶段，生产性服务业的社会化、专业化得到高度发展，外部化现象明显，处于质量提升阶段，制造业附加值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与成本的下降，促使制造业对其需求增长。
美国、日本等国服务业占GDP比重实现从60%到70%大约需要20年。根据我国目前GDP增速、服务业占GDP比重、服务业占GDP比重增速三项指标来看，大约在205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将处于稳定阶段（70%<城镇化率<90%），服务业比重达70%。
一是提高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通过建立产学研创新体系扩大高端服务需求。在经济转型中，通过生产性服务业改造、提升制造业内部的低端产业是实现制造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尤其是通过对科技研发、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扶持，增强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要加大研发经费投入，注重用服务业改造传统制造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提高制造业信息化、智能化、服务化水平，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通过创新二业融合模式，实现制造企业、服务机构、高校科研机构的协作与联盟，形成利益共同体，共同研发创新、共同规划产业链、共同分享收益，把知识转变为高效的生产力，全面提高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与竞争力。通过研发设计创新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提升产品附加值，进而增强高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的市场竞争力，提高经济结构中高端、高效、高附加值产业的比重，成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动力。
二是推动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扩大生产性服务业的国内市场。实现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是扩大国内生产性服务业市场，尤其是扩大研发设计、金融、物流、品牌营销等高端服务业市场的重要路径。一方面，要推动加工贸易企业向产业价值链的上游、下游拓展，增强加工贸易企业的总部经济等高端要素集聚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快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转型，推动加工贸易企业从OEM（贴牌生产）向ODM（自主品牌建设）转型，扩大对国内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
三是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质量，为制造业提供优质服务。应重点培育金融服务、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研发设计等高成长性、高附加值、辐射力强的服务业，加强科技投入、教育投入，解决人才短缺、服务质量不高、服务价格贵等问题，提高为制造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服务的质量和能力，降低服务成本。
一是加快发展服务外包，创新服务业发展模式。目前，国际服务业转移正加快步伐，已扩展到信息技术服务、人力资源管理、金融保险、会计服务、后勤保障、客户服务等多个领域。要抓住这一机遇，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引进跨国服务机构，借助其网络、人才、管理、制度等优势，重点推进软件信息服务、现代物流、金融服务、商务服务、研发设计等服务业的发展。同时，通过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使国内企业掌握高端服务业的国际管理经验、先进管理理念、国际网络渠道、服务模式等，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化、规模化、信息化水平。
二是推动集聚发展、全产业链发展，扩大二业融合的市场空间。通过加速集聚发展，进一步深化服务专业化分工，为生产性服务业提供市场需求。通过全产业链发展进一步创新服务模式、服务产品，提高制造业增值空间，推动二业融合深度。
在总体思路上，一要在制造业集群内搭建各种服务平台，提高配套服务能力。二要围绕制造业集群构建区域服务体系，形成服务业集群，形成产业共生、资源共享的互动发展格局，以修复断裂产业链，增进企业间分工和黏合度。结合目前状况，着力点应放在商贸、物流、会展、金融、信息服务、教育培训、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等制造业需求大的服务业集群。三要发展产业集群，从市场规律出发，注重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尊重企业的自主选择；同时要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加强对服务业集聚区的规划引导，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建立集聚区标准与考核评价体系等。
在服务业集群培育上，一要改变加工贸易工业园区的传统模式，靠招商引资、土地优惠等政策，充分考虑生产性服务业的特点，完善创新、创业、投资环境，力争做到市场集聚、自发形成、自我发展。二要有步骤、分层次、分阶段地构建服务业集群，不能搞“一哄而上”“一窝蜂”建设。三要针对制造业集群与服务业集群的不同特点，着力构建集群内企业之间紧密的网络关系和创新环境，鼓励企业及其他机构之间的对话与互动，共享信息知识资源，提升创新能力，完善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保护法律体系。制造业集群应将关注点放在通过发展各类配套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弥补制造业集群产业链、供应链的不足，使制造业集群朝着科技化、标准化、专业化和信息化的方向发展，拉动制造业集群升级。
要提高全要素增长率，提高技术创新对增长的贡献率，需要大力发展知识经济，改变粗放型的发展方式。中心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在人才集聚、创新要素集聚、产业升级、国际化水平等方面有明显优势，应明确优先发展高端服务业的理念，使之成为城市转型升级、提升能级的主要引擎，更好地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区域制造业升级。
应重点发展以下领域：一是金融业。大力发展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各类金融机构，规范发展产权交易市场、风险资本市场，尤其要加快发展民营金融业，吸引跨国公司金融服务机构，打破国有企业垄断，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二是研发设计服务业。以支撑制造业技术创新为目标，以改善公共技术支撑和服务支撑为重点，建立一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研发中心、企业技术创新中心、设计创新中心等，吸引跨国公司研发设计机构、国内大型企业技术创新中心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加快测试、咨询等科技中介服务的发展，引导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研发合作等。三是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发挥信息服务对传统产业改造的作用，大力发展软件业、信息增值服务、网络服务，重点推进第三代移动通信、数字电视、下一代互联网等一批关键技术的应用，发展电子商务、网上教育培训等服务。四是专业服务业。围绕为制造业服务，加快培育会计、法律、咨询、评估等专业服务企业，改变外资主导的被动局面，形成以国内企业为主导的商务服务体系。五是供应链管理。供应链是围绕核心企业，通过对信息流、商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从采购原材料，到制成中间产品及最终产品，最后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直到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这种供应链模式已成为全球价值链竞争的主要领域。
一是改革税制，降低税率。以工业设计服务为例，目前，国内设计公司以民营中小企业、微型企业为主，税收、资金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企业发展。应加快推动服务业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工作，对于科技研发、专业服务等，可考虑实行长期免税政策；对于金融、物流、供应链管理、工业设计、文化创意等服务业应大幅度降低税率；对于小型、微型服务企业可考虑3年左右的免税。允许制造企业在购买专利等高端服务时按照一定比例抵扣进项税，对当前增值税仅抵扣原材料做适当的调整。
二是加大财政投资、补贴力度。2007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颁布后，财政部制定了《中央财政促进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通过专项资金（奖励、贷款贴息和财政补助等支持方式）重点扶持服务业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一些省份也出台了支持服务业发展的指导意见。重点支持科技研发、教育、培训、设计、信息技术、国际会展等领域。
三是创新金融服务体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政策环境，加大金融市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尤其要创新为中小服务企业、制造企业服务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培育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主体，完善个人信贷法律。加快出台“融资租赁法”，使制造业成为融资租赁的主体。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关键是人才，二业融合的关键也是人才。目前，我国各类高端服务业都存在人才短缺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是发挥高等院校、职业学院的作用，设立新兴服务业相关学科，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动态调整课程设置，扩大招生规模。积极探索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教育模式，鼓励通过建立企业实习基地，建立校外导师制度，鼓励专家、企业家担任校外导师，推动产学研相结合。
二是发挥培训机构、企业的作用，加强职工岗位培训，以适应二业融合发展的需要。采用企业、个人、国家共同分摊机制。个人部分自费，其余由企业、财政经费给予补贴。企业培训经费可免抵所得税。岗位培训应做到普及化、经常化和制度化。有条件的企业可聘请国外专家、企业家参与。定期组织高级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的国际交流和培训，掌握新的行业国际规范、国际标准体系等。
三是建立人才引进和激励机制。为各类紧缺人才、高端人才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和创业启动扶持机制，通过股权激励、政府人才基金等方式，奖励有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积极引进海外优秀人才、领军人才，并为他们在出入境、户籍、住房、子女入学、保险等方面提供相关优惠政策待遇，尤其要鼓励海外留学生回国创业。
深化服务业改革开放是加快服务业发展的重要体制机制保证。江小涓、李辉（2004）认为，促进服务业发展需要从改变观念、促进竞争、规范行为、扩大开放和适当扶持等多方面着手。
一是突破体制性障碍，消除垄断，营造平等竞争的环境。积极吸引民营经济进入生产性服务业，提高其市场化程度，为制造业提供优质的服务保障。积极推动金融、电信、教育、文化、公用事业、交通运输等领域的改革，通过引进民营资本、境外投资以及兼并重组等方式，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的原则，继续深化事业单位的市场化改革，凡是适合市场化、产业化发展的公共服务尽可能推向市场，对隶属政府部门的中介、研究、咨询等服务机构进行分类改革。
二是进一步深化服务业改革。一要加强宏观调控。逐步建立“政府有规制、市场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模式。综合运用各种政策资源，清除体制和机制障碍。充分运用产业引导、环保标准、能源调控、财税政策、政府采购等调控手段，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供良好的体制环境。二要加强服务业标准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加快制定和实施各类生产性服务业行业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标准和技术规范，积极引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完善现代服务产品价格听证、审议、征求意见机制，健全有关信用制度、信息披露制度，促进服务业规范化发展。三要强化政府服务意识，增强其提供基础公共服务的责任，及时研究分析经济运行走势，及时披露国际国内产业发展的重要信息，及时为制造业与服务业交流搭建桥梁，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四要不断完善现代服务业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健全市场体系，取缔不利于产业融合的制度性壁垒，逐步构筑起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制度平台，降低产业融合成本。
三是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要继续放宽外资进入生产性服务业的门槛，积极吸引美国、欧洲的优质服务企业到国内投资，尤其要吸引研发、工业设计、教育培训、现代物流、金融保险、咨询服务、供应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企业，并在市场准入、项目审批、土地房租、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
一是构建二业融合互动的综合服务平台。一要构建涵盖政府、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的综合信息平台，提供各类供求信息、合作信息、政策信息及沟通协调服务，实现信息共享，提升互动发展水平，为二业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提供信息沟通与交流渠道。构建信息平台应采取区域入手、政府扶持、第三方建设等方式。政府要在政策、资金、信息平台基础建设上给予扶持。平台建设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和管理团队，他们应是第三方团队，以避免政府过多干预。二要构建协同商务虚拟平台。引导企业树立“制造业用服务的理念组织生产，服务业用产品的观点设计服务”的思想。根据资源共享、工作协同协作的原则，运用“以点带面”和“协同运作”的工作原理，以制造厂商为核心，建立商务虚拟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服务提供商可将企业的各项服务细分，使服务过程产品化；建立相关数据库，通过商务平台提供给各企业，从而实现资源共享，使制造企业的业务流程达到高效、协作。制造企业应结合自身优势和特点，利用商务平台提供的信息及相关的商业化开发和增值服务，对内开展电子商务活动，对外凭借虚拟平台，最大限度地融入国际、国内市场。由于制造企业的产品有着数量多、分布相对集中、配送路线固定等特点，协同商务模式可以建立物流信息管理系统，将物流服务与制造企业的生产和营销紧密融合，充分运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建立专业化流通服务体系，提高制造业流通效率，形成二者相互带动与提升的局面。三要构建信用平台。完善信用机制，促进企业间的良性合作关系。政府在加强与媒体合作，强化社会信用意识宣传的同时，应组织和引导建立社会信用中介组织，健全信用信息采集、使用、公布、保密制度和信用评价体系，加强社会信用监督和执法体系建设，加大对企业失信行为的惩罚力度。
二是构建二业融合互动的组织协调机制。一要实行“主辅分离”，专业化发展，促进二业之间良好的动态契合。一方面，引导大型企业通过管理创新和业务流程再造，逐步将发展重点集中于技术研发、市场拓展和品牌运作，通过外包方式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增强核心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制造业应发挥比较优势，发展核心业务，将服务剥离出去，推进企业内置的生产性服务环节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形成专业化的配套服务企业，以产业链整合专业配套企业的服务供给能力，形成产业内部的专业化分工体系。此外，鼓励规模大、信誉高、服务质量好的企业，实施跨地区、跨行业的兼并重组，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集中化、大型化、组织化，实现社会化服务与制造环节的“无缝式”对接。二要继续实施集群化战略，推进空间布局二业融合，提高区域产业融合度。通过提高产业集群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相互协同、配套协作，增强产业配套服务能力，提升集群竞争力，使集群由单一的制造或服务转变为集成制造与服务功能的产业链集合，不断提升全产业价值链竞争力。通过建设示范区、实验区等模式，重点扶持培育二业互动的生态群落，形成二业互动的生态环境。在集群区内，搭建金融、保险、物流、教育培训等服务平台，构成服务支撑体系，加强与制造业的紧密结合，推动产业集群健康发展。
三是实现二业融合与城镇化的有机结合互动。实践证明，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能够解决城市制造业外迁后的产业接续、产业替代问题。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市中心地带的工业企业将逐渐迁往郊区，取而代之的是服务业，这就为服务业发展提供了空间和就业需求。例如，利用旧的工业设施、厂房改造的各类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等，既成功地实现了产业转型，又解决了制造业外迁中城市人口的就业问题。为获得新的就业机会，适应新的环境，各种培训教育等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服务随之扩大，由此带动整个城市人口结构、产业结构的转型。
［1］龙筱刚．加快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研究［J］．价格月刊，2009(3)：62-64．
［2］顾乃华．我国服务业对工业发展外溢效应的理论和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5(12)：9-13．
［3］夏杰长．中国新兴服务业发展的动因与政策建议［J］．学习与探索，2012(5)：74-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