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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是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一场大危机。
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将美国大萧条称之为依旧无法触及的“宏观经济学圣杯”。他戏谑地自称为“大萧条迷”：“从那些竭尽全力、试图解决前所未闻的问题的倒霉政治家们，到那些在经济灾难中表现出英雄气概的普通人，各种各样迷人、悲壮的角色充满着那个时代。并非每个时代都能让人如此好奇。”
米塞斯、哈耶克、凯恩斯、弗里德曼等，这些曾经亲历这场大萧条的经济学家试图去解释它，甚至改变它。大萧条，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学思想在此交锋。本节从不同学派的角度分析大危机与大萧条的成因，探寻其现实价值。
大萧条是如何产生的？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大危机与大萧条是两个概念。经济危机是一种经济失衡而不是市场失灵，这种失衡源自某些因素引发的集体性误判。而大萧条是一种市场失灵的现象，意味着自由市场丧失了自我调节能力。因此，在以下的分析中，我们均先分析大危机，然后再分析大萧条。
先看奥地利学派的见解。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对经济危机的发生过程做了完整的演绎，一度成为一种预言。
是什么引发了1929年大危机？是什么导致了企业家出现集体性误判？奥地利学派认为，这源于人为干预导致信贷过度扩张，进而扭曲了市场价格和生产结构，导致企业家出现集体性误判。
米塞斯借鉴了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维克塞尔的货币与利率关系的理论。他认为，当政府扩张信贷时，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发生偏差，扭曲了价格信号。企业家被过低的利率吸引进行贷款，同时被价格信号误导，进行产业扩张，转而投资更高级/更长周期的生产行业。随着银行收缩信贷，融资成本上升，债务负担增加，一旦企业家的成本难以回收，现金流断裂，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经济危机就会爆发。
哈耶克在此基础上强调信贷扩张的真实储蓄和生产结构的时间维度，在《价格与生产》中他详细描述了商业周期的过程。他强调，银行扩张信贷必须基于真实储蓄，而是不是自行创造货币。自行创造货币，将会扭曲利率以及商品价格，而企业家根据错误的利率和价格信号，就会做出错误的跨期配置决策。
哈耶克在美国期间便认为，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经济繁荣源自非真实储蓄的信贷扩张，而且是不可持续的。
但是，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必须解释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时的美国商业银行扩张的信贷，到底是不是基于非真实储蓄。
其实，美联储从成立到大萧条之前奉行的是古典主义的清算主义思想。起初，美联储发行货币的逻辑，多数源自真实的需求和真实的储蓄。它的逻辑是这样的，商业银行吸收票据抵押向市场提供贷款。这是一笔真实的贷款，商业银行提供的贷款来自真实的储蓄。商业银行用这些票据作为抵押向美联储申请贷款。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多通过再贴现率来调控，再贴现大多源自银行的贴现票据的贷款。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货币发行逻辑。
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美联储没有完全执行这种货币发行逻辑，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黄金储备的增加。
一战后，美国成为欧洲多国的债权国，大量黄金流入。当时美国实施金本位制度，大量的黄金涌入，美元升值压力增加，这给美联储带来难题。美联储不得不同比例扩张美元。数据显示，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美联储黄金准备金总量上升47.5%，导致货币供应总量增加了62%。而扩张美元可能导致美元贬值，引发通货膨胀。为了降低通胀压力，美联储支持商业银行向各国发放大量贷款，试图将美元以国际信贷的方式流出美国。1925年，纽约银行、J.P.摩根公司向英国贷款共3亿美元，在此后几年里也接连向比利时央行、意大利央行、波兰央行提供贷款。
但是，大量因黄金涌入而主动超发的货币依然留在了国内市场，压低了市场利率。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美国的利率水平偏低，应该是低于自然利率。低利率降低了再贴现率水平，低再贴现率一定程度上拉低了银行的警戒线，让银行免于担忧危急时向美联储贷款会面临高额利息。数据显示，直到1929年，再贴现率才从5%提升到6%。
大规模货币流入了股票市场，刺激了股票价格上涨。1928年下半年，股价上涨20%，这离不开美联储的操作。美联储承诺并购买了超过3亿美元的承兑汇票，这大大刺激了股市情绪。12月31日，货币供给总量达到了730亿美元，为20世纪20年代资产泡沫的最高峰。
直到1929年10月28日，股市的崩溃成为最明显的信号。随后股票价格跌落谷底，企业家大量破产，银行紧缩信贷，大萧条如同流感一般蔓延到各个国家。
在奥地利学派乃至古典经济学派看来，市场进行清算、自我调整孕育了经济危机。随着市场清算，误判的企业破产，过剩的产能被消耗，市场价格下跌；当价格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市场需求增加，新的供给出现，产能缓慢扩张，价格逐渐上升；至此，经济开始复苏，错误配置的资源归正。
正如米塞斯的弟子巴斯罗德所说，“我们已经看到危机和萧条究竟是什么了，它们是由高效率的经济体中的消费者发动的一场恢复性的运动，它们终结了繁荣带来的扭曲。”
然而，这场经济危机愈演愈烈，最终演变成了大萧条。经济学家期待的市场自我调节和经济复苏迟迟没有出现，自由市场失灵的质疑声越来越多。而后，凯恩斯干预主义上台，政府干预思想统治了白宫近40年。这是我们所熟知的历史。
那么，真的是自由市场失灵了吗？
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是相反的——正是政府的错误干预导致了一场经济危机演化为大萧条。在20世纪20年代里，美联储以及银行体系扩张信贷引发了这场经济危机。而危机发生后，政府依然靠信贷扩张来干预价格，弱化了市场惩罚机制，延缓了市场清算的时间，导致大萧条持续蔓延。
从需求定律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价格提高，商品的需求量会下降，当价格下降到一定程度时，需求量就会增加，经济自然会复苏。而大萧条发生后，联邦政府采用了一系列的信贷援助、救济、维持工资率的政策手段，这恰恰阻碍了价格的自由回落。
随着局势的恶化，起初坚持“自愿救济”的胡佛也倒向了政府救济。1931年11月，胡佛开启了建立国家信贷公司（NCC）的计划，以接济濒临倒闭的银行。NCC在3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向575家银行提供了1.53亿美元的贷款。到1932年，NCC被复兴银行公司（RFC）取代，从此大开发放信贷之门。
1932年，RFC获得政府资金后，上半年就向铁路、银行发放了10亿美元贷款，保证了许多银行、信托公司免于破产。随后，RFC的贷款额度、覆盖范围越来越大。1932年7月的紧急援助建设修正案通过后，RFC可发放资产达到38亿美元，可为各州、城市提供农产品、自偿性建设项目等贷款。
罗斯巴德在《美国大萧条》中引用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干预小麦价格。大萧条发生后不久，联邦农业委员会（FFB）宣布它将根据小麦市场价格提供1.5亿美元的贷款。随后，胡佛召集农业组织、FFB、土地银行为农户提供大规模补贴，试图以此维持小麦价格。
注意到政府对小麦价格的维持，麦农增加了小麦种植面积，第二年春天，小麦过剩的问题就显露出来。随后，小麦价格惨遭下跌。除了小麦，FFB在黄油、羊毛、葡萄产业中采取的稳定价格措施都相继失败了。不得已之下，胡佛开始呼吁农民推倒作物、屠杀幼小的牲畜，以减少农产品的供给。
稳定劳工市场、维持就业和工资率更被胡佛认为是“政府应肩负起的领导责任”。1929年秋天，胡佛连续召集钢铁、石油、建筑等行业的代表和劳工领袖前往白宫参会，请求他们不要削减工资。因为胡佛以及当时一些经济学家都认为，维持雇员高工资能够提高购买力，从而增加消费。
从萧条期到1931年下半年，美国的工资率一直维持在繁荣期的水平，事实上还增加了10%；而1931年后，工资率也只是小幅下降。胡佛在演讲中赞颂此举，认为企业家“人为维持工资率，优先牺牲红利与利润，是商业思维的进步”。但是，这种道德治国方略遭到了市场规律的惩罚。
在通货紧缩时期，维持雇员工资水平不变意味着实际工资在上涨。这对遭受财务危机的企业来说增加了成本负担，最终只会导致失业情况恶化。从大萧条起始截至胡佛离任的1933年3月，美国失业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例达到25%，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近一半。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认为，看似主张“放任自由”的胡佛对经济进行了一系列错误的干预，阻碍了价格弹性回落，耽误了市场的自我清算过程。由于20世纪20年代屡次人为制造的繁荣乃至危机后的错误干预，最终导致了这场无可避免的大萧条。
关于大危机，弗里德曼在《美国货币史》中给出了货币主义的解释，他将之主要归因为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错误。换言之，弗里德曼与米塞斯、哈耶克类似，认为美联储的错误政策是这场危机的主因。不过，弗里德曼倾向于从美联储的机制上去找原因。
实际上，20世纪20年代拥有铸币权的美联储，对于货币政策应该服务于什么目标的确缺乏一个清晰标准。在《联邦储备法案》中，联邦储备体系目标包括，“提供富有弹性的通货，提供商业票据再贴现的手段，在美国建立更有效的银行监督”或者“以促进商业和贸易发展”而确定对商业银行的贴现量。
作为总体的货币政策方针，这一规定具有相当的模糊性——比如在特定情形下，美联储更应该把商业繁荣还是金融稳定置于首位——这使得货币供应似乎更加受到随意的人为决策的影响。弗里德曼认为，由于缺乏明确单一的货币目标，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不可避免地陷入达成不同经济目标的冲突中。而当时最为明显的冲突，存在于限制股票市场投机与促进经济繁荣之间。
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金融市场迅速发展，主要特征是企业融资方式首次从主要依赖银行贷款转变为发行股票和债券。1922—1929年，美国商业银行的投资占贷款额的比例均在40%上下波动，较高的投资比例反映了当时附属于商业银行的证券承销和发行公司的运作能力，通过这些附属机构，商业银行在许多城市实际上变成了债券与股票的承销商与经纪商。
证券市场的投机行为在美联储体系内部引起了普遍的担忧。但关于如何抑制投机性信贷的发放，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以下简称纽联储）与联邦储备委员会（以下简称联储委员会）却产生了意见分歧——弗里德曼认为这是权力斗争的结果。纽联储主张，应立即采取提高贴现率的方式，整体提升商业银行的借贷成本，从而限制流向证券市场的贷款规模。而联储委员会则认为提升贴现率的方式对商业活动而言过于严苛，可能限制生产性信贷发放，因而主张采取直接施压的方式，防止银行的过度借贷。1928年5月，联储委员会经济学家阿道夫·米勒就曾召集纽约各大银行的总裁，警告他们必须减少投机活动。
纽联储则并不认为，直接施压的“道德劝说”能抑制股票市场的投机活动。个别受到压力的银行或许会减少对华尔街经纪人的信贷发放，但这些人也可以很容易地转而从其他银行处获取所需的资金，最终的结果不过是换了一批银行向纽联储借款，银行间的借贷重新组合。
在给联储委员会的回信中，纽联储写道：“（纽联储）董事们相信能够成功影响或控制国内信贷总量最可靠、最有效的方法……是贴现率手段的应用，如有必要可以辅之以公开市场操作。”
争议的结果是，联储委员会数次否决纽联储以提升贴现率来挤压投资泡沫的提议，而后者亦对直接施压的策略不甚积极。直到1929年8月9日，联储委员会才最终允许纽联储提高其贴现率到6%。但纽联储认为，此时采取行动已为时过晚。或者说，正是此时的紧缩政策动摇了根基不甚稳固的金融市场，导致1929年危机的爆发。
冲突的根源，除了斯特朗去世后，存在于纽联储和联储委员会之间的权力之争，还有美联储自身在两个经济目标之间的游移不定：是遏制股票市场愈加严重的投机行为，还是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美联储试图从1920—1921年的紧缩政策导致的经济危机中吸取教训，避免采取任何中断经济增长的举措。此外，金融市场泡沫也已经令人无法忽视。在两个目标之间徘徊，美联储于关键的1928—1929年犹豫不决，以致错过了收紧信贷的最佳窗口期。
事后，弗里德曼对这种货币政策的双重目标做了直白的批判：“如果联邦储备体系的目标锁定为遏制股票市场暴涨，那么，它是不会在1927年采取宽松政策的。相反，联邦储备体系应该在当时而非1928年就采取紧缩政策，而且所采取的措施应当比1928年实际采取的更为严厉。毫无疑问，如果当初联邦储备体系采取了这样的政策，牛市会终结。另一方面，如果联邦储备体系专心致力于1923年政策声明中制定的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目标，它在1928年就应采取比实际更宽松的措施……”
最终的结果是，美联储采取了一套对打破投机性繁荣而言太宽松，而对保持经济健康增长而言又太严厉的政策。于是，1927年的宽松政策鼓吹了投机泡沫，1928年的逐渐收紧政策又限制了货币供应增长，至1929年的货币紧缩后，致命萧条终于来临。
弗里德曼的解释似乎是对政府错误干预的可能后果的一种说明。在关于萧条的解释中，弗里德曼同样坚持美联储实施了错误的货币决策。在《美国货币史》中，弗里德曼批判，美联储在大萧条期间不作为、乱作为。美联储实施了紧缩政策，进而加速了通缩危机。在这一点上，弗里德曼显然是认可美联储作为公共机构的干预作用的。
大危机爆发到1933年为止，美国的货币存量一直处于持续下降的状态。1929年，美国流通中的货币和票据加上商业银行存款达到264亿美元，到1933年时已经下降至198亿美元，如此大规模且持续的货币存量下降无疑相当罕见。
实际上，一战后世界各国实行金汇兑本位（即可用外汇补充黄金储备作为货币发行的基础），美国的黄金储量在1929—1933年并非处于持续下降的趋势。1930年，美国黄金储量甚至相对1929年有所上升，从6014吨增至6478吨。
为什么美联储实施了紧缩政策？
当时美联储的思想主要是清算主义，倾向于私人机构的避险操作，而不是公共机构的逆周期调节。
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分析认为，在金汇兑本位制度下，美国之所以在黄金储量上升的前提下货币存量反而下降，是因为银行恐慌和汇率危机导致的货币/黄金比率下降。也就是说，银行恐慌导致了人们兑款需求增加，而为了应对这种挤兑危机，银行需要提升准备金率；而外汇危机则会导致中央银行将外汇兑换成黄金，相应地，黄金在总储备中的比率上升。
并且，对挤兑的担忧不仅促使银行大幅提升准备金率，同时银行也会增加对流动性高的资产的需求，因此更少对外发放信贷。在紧缩环境下，银行出于保护自身资产的考虑做出的决定，进一步加剧了紧缩。
大萧条时期，美国有1/5的商业银行由于财务困难而停业，再加上由于主动清算、收购合并等，商业银行数量因此减少了1/3以上。其中，美国银行的破产是后来被认为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事件。
1930年11月11日，美国银行破产，流失存款额超过2亿美元。这是截至当时，发生倒闭的最大规模银行。在该银行倒闭前，纽约州银行检察长布罗德里克提出各种合并方案，试图挽救它。这些方案最初看起来是有可能成功的，为此，美联储甚至发布声明提名了一些理事人选。但直到最后一刻，清算所银行退出，拒绝按照方案向重组后的银行提供3000万美元的捐助。
而清算所协会主席对此则表示，美国银行倒闭仅仅会对“本地”造成影响。事实是，美国银行倒闭不仅造成大量储户资产流失，其对公众的信心的打击更是巨大的。恐慌在储户之间蔓延，并且这种恐慌的蔓延并没有受到地域的限制。
那么公众信心不足时，有什么力量能恢复公众信心？伯南克认为是：政府。这大约也是曾经身为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为自身的干预政策所做出的最佳辩护。
伯南克认可弗里德曼的判断，当然在解释上，使用的是凯恩斯主义这套逻辑。伯南克继承了凯恩斯的思想，认为通缩比通胀更为可怕，往往更难靠经济的自我调适能力恢复；也继承了费雪的思想，对债务—通缩螺旋颇为恐惧。
论及大危机与大萧条的解释，凯恩斯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凯恩斯在大萧条时期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其对经济危机的解释以及干预政策，受到了政界与学界的推崇。不过，凯恩斯的野心并不止于大萧条，他试图论证市场秩序自然走向崩溃，进而引出他的干预主义。
凯恩斯的主张源自一战。一战改变了欧洲学者对美好世界的一切幻想，也改变了经济学的历史。一战后的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维持了高增长，但是与之相对应的是，英国经济陷入持续低迷。英国经济的低迷触发了凯恩斯的干预主张，他写文章、演讲呼吁政府废除金本位，降低利率，刺激英国出口；要求政府主张投资，带动英国闲置的机器运转，保障工人就业；同时，主张英国家庭妇女多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凯恩斯与卡恩、罗宾逊夫人、斯拉法等剑桥年轻经济学家组成五人组，经常在一起否定他们的老师马歇尔的自由主义，讨论干预主义主张。当然，马歇尔的门生庇古、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罗宾斯等经济学家持反对态度。为此，哈耶克还特意赶赴英国与凯恩斯展开论战。
但是，时运站在了凯恩斯这一边。1929年大危机爆发了，作为经济学家，凯恩斯试图用一般性原理找到干预主义的微观根基。准确地说是，凯恩斯试图找到市场自然崩溃的理论基础。凯恩斯否定了萨伊学说，认为应从需求端出发，将市场自然崩溃的原因界定为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又是什么？
在《通论》中，凯恩斯找到了三个心理规律作为理由，分别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与流动性偏好规律。
凯恩斯认为，由于这三大规律的存在，自由市场定然会走向崩溃。以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来说，他认为，随着收入的提高，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用于消费的占比会减少，而投资的占比会增加，因此经济越增长，收入越高，消费越不足，也就是有效需求不足，自由市场定然走向崩溃。
凯恩斯用有效需求不足说明市场自然崩溃，从而解释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进而推导出他的干预主义主张。如何干预？
一般认为，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是凯恩斯主张的实践方案。新政内容包括紧急银行法，拯救大银行；农业调节法，给农民发放补贴；社会保障法，给失业工人、残疾人、贫困家庭发放补贴；以工代赈，扩张基建保障就业。
“新政”的思想到底是否源自凯恩斯？有人说，新政不过是胡佛政府救市方案的加强版；也有人认为，罗斯福是在效仿苏联。其实，“新政”的总设计师是罗斯福的密友、美联储第一任主席埃克尔斯。
大萧条期间，埃克尔斯作为犹他州的银行家也面临着银行恐慌的冲击。为了应付急于取款的储户，埃克尔斯甚至谎称一家美联储的运钞车中有自家银行的那一部分现金。获得新信心的储户散去，埃克尔斯和他的第一国民银行也成功地活了下来。
这样噩梦般的危机，埃克尔斯遭受了3年，事后回忆时他承认在当时的环境下，完全依靠自己生存并不是一件愉快的经历。
凭借与罗斯福的关系，埃克尔斯被任命为第一任美联储出席。他改变了美联储，将凯恩斯干预主义带进了美联储，从此清算主义退出了美联储。当然，他一直否认自己在当时接触过凯恩斯主义的任何信息。
他担任美联储主席后一项重要的改革是设立“美国联邦银行存款保险”。该保险为小储户的存款提供保障，而保障来自美国政府。也就是说，哪怕银行陷入倒闭，小额储户也能收回自己的存款。保障额度上限最初是5000美元，后逐渐上升至10万美元。这一制度极大地减少了因挤兑导致的银行倒闭数量，也是“新政”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埃克尔斯改变了美联储的权力结构，他成立了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将货币控制权从12家联储银行集中到联储委员会。他解决了弗里德曼所称的美联储权力斗争的问题，接着，埃克尔斯实施他的干预主义计划。
与凯恩斯、费雪以及后来的伯南克一样，埃克尔斯对通货紧缩的恐惧大于通货膨胀。他采用后来称之为“逆风飞扬”的操作手段，通过扩张货币——甚至不惜暂时废除金本位的方式，以应对银行倒闭引发的债务螺旋。
埃克尔斯如此判断：“1929年到1930年的巨大吸力让少数人吸走了日益增长的当下财富……通过吸走普通消费者手中的购买力，存款用户也就会拒绝让自己充当需要商品的有效人群，也就不再认为自己应当将资本积累重新投入到新厂房的建设中。这就像是玩扑克牌，当筹码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其他玩家也就只能通过借钱的方式继续游戏。一旦信贷系统出现崩溃，那么游戏也就结束。”
换句话说，1929年出现的急剧通货紧缩消耗了靠工资收入为生的普通民众的购买力，他们只能依靠借入更多的债务生活。然而，通货紧缩则扩充了债权人的财富，少部分人成为受益者。而由不稳定的信贷所支撑的消费一旦崩塌，生产也会相应萎缩。紧接着便是跌入通缩—债务螺旋。
埃克尔斯认为，要终止这一趋势，唯一的办法就是使少数人手中的货币重新流动起来，而能做这件事的只有政府。政府可以从少数人手中借入闲置资本，再通过各种方式将其交到多数人手中，包括修建公共设施，或对低收入人群提供福利保障，失业救济，农业拨款等。
到这里我们发现，“大萧条”是经济学思想史上的一个关键分歧点，古典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在此交锋，而最重要的战场就是美联储。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类主张：
以哈耶克、米塞斯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信奉清算主义，认为错误干预政策导致了大危机和大萧条，主张以真实的储蓄供应货币，反对信贷泛滥和干预主义，坚持金本位货币和自由货币。
以凯恩斯、埃克尔斯、伯南克为代表的干预主义，对自由市场不信任，畏惧通货紧缩，主张央行作为公共机构，向市场注入信用，实施逆周期调节，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
以弗里德曼代表的货币主义，在以上两者之间属于“中间路线”，认为错误干预政策导致了大危机和大萧条，同时也认可央行作为公共机构的信用价值；因此，弗里德曼主张的是最自由化的法定货币制度，即汇率自由化和利率自由化，同时采用单一目标制和定额发行货币的方式约束央行——弗里德曼认为，美联储应该被一台计算机所取代。
最后，大危机与大萧条的成因到底是什么？
我认为，大危机的直接原因是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信贷泛滥，而深层次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
在信贷泛滥这一点上，哈耶克、米塞斯与弗里德曼、伯南克的主张是一致的。斯特朗时代的美联储没能完全坚持清算主义，在黄金涌入的情况下，使用了大量黄金准备超发了货币。
不过，对有效需求不足的观点分歧很大，哈耶克、罗斯巴德与弗里德曼都不会同意。弗里德曼还否定了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的三大心理规律。其实，有效需求不足在当时是存在的，但它不是由凯恩斯所说的三大心理规律造成的——弗里德曼是对的。换言之，有效需求不足并不是市场的必然，也不能说明市场失灵。而大危机时期有效需求不足的真正原因是社会制度问题。当时的社会制度不够完善，农民、工人及底层人士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这导致收入分配失衡。在大危机前夕，美国的贫富差距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很多家庭在举债度日，缺乏真实的购买力，制度因素导致了有效需求不足。
比如，美国大选，当时接近一半的选票来自城市的工商企业人士，而妇女没有投票权，很多农民及底层民众可能因投票成本高而自动放弃。这时的制度容易向工商界倾斜，不利于底层民众。直到一战时期，威尔逊总统推出一系列民权法案，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比如，第十九号宪法修正案确立女性投票权，亚当姆森法案规定铁路工人享有8小时工作待遇，莱克顿反托拉斯法将反垄断扩大到价格歧视等普遍性问题，基廷—欧文法案解决童工问题。
不过，从制度的角度去探索有效需求不足的成因，容易被指责。凯恩斯对此颇为忌讳，而当时多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未将制度纳入经济学的考量。这导致了大萧条后经济学没能走上正确的道路。
大萧条的直接原因是干预主义，深层次原因还是有效需求不足。
这两个层次都可以用需求定律来解释。干预主义延缓了市场清算的时间，打破了市场的公平竞争，拖延甚至加剧了危机，导致了大萧条持续蔓延。斯蒂格勒认为，大萧条时期许多国家提高关税，实施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阻碍了要素自由流通，实际上加剧了全球大萧条。
当时的社会制度问题导致贫富悬殊，普通家庭有效需求不足，这使得市场清算的力度更大，价格指数下降幅度要比一般的危机更大。根据需求定律，在贫富悬殊的市场中，当物品价格下降到相当程度，普通家庭才买得起，这时市场才真正触底，市场供应增加，就业率上升，经济缓慢复苏。这个探底的过程可能会延续很长时间，这就是大萧条。但是，这依然不能说明市场失灵。
可见，公正的制度是自由市场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当然，公共机构，如政府及央行，也有其公共信用价值，关键是如何使用它——弗里德曼的道路是最自由化的法定货币，布坎南的道路是规则或宪法约束，哈耶克的道路是引入竞争。
再看如今全球经济与贫富差距：大萧条，历史照进现实。
［1］本·伯南克.大萧条［M］.宋芳秀，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2］哈耶克.价格与生产［M］.许大川，译.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6.
［3］默里·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M］.谢华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4］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J.施瓦茨.美国货币史［M］.巴曙松，王劲松，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威廉·格雷德.美联储［M］.耿丹，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3.
［6］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