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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成为世界上吸收外资的主要国家之一，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外商在我国的投资量大幅度增长，2004年达到606亿美元，比1993年的275亿美元增长了2.2倍。同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生产总值为46019.55亿美元，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为917.38亿美元，税收总额为4268亿美元。可以说，外商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结20多年来改革发展的实践，可以清楚地看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有效地解决了我国资金供给不足的问题，优化了产业结构，促进了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但以效益最大化的标准衡量，我国利用外资的方式还处于粗放状态，资源配置不尽合理。主要问题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不合理，制造业过高，农业、服务业过低。2003年，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369.4亿美元，占总量的69%；服务业为30%左右；农业仅为10亿美元，占总量的1.87%。尽管制造业外资占我国外资总量的2/3，但主要集中在加工贸易上，产品大多采用OEM（定牌生产）形式。外资在推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迅速增长的同时，也使核心技术空洞化问题日益成为中国制造业的“软肋”，长此以往，必然会随着我国制造业低成本竞争优势的消失，导致外资向更低成本的国家和地区转移，这将使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近期以来，虽然我国服务业成为吸引外资的热点，但与制造业相比总量规模还是偏低，而且这些投资主要集中于房地产业、金融业，基础产业的投资明显偏少。在整个外商投资中，我国农业所占比重一直在2%徘徊，而且项目规模小，主要集中在农产品加工业和养殖业上。从全球农业外资流向来看，流向发达国家的仅是很小一部分，大多数流向发展中国家，一般发展中国家农业利用外资平均约占外资总量的20%，相当于我国的10倍。
二是外商直接投资区域结构不合理，东部地区过高，中西部地区过低。截至2003年，我国东、中、西部实际利用外资比例分别为86.27%、8.93%、4.8%。长三角和珠三角两个经济带占我国吸收外资总量的一半以上，仅广东、上海外商注册资本就占到全国总注册资本的40%左右，而中部河南省约占1.5%，湖南不足1%，陕西不足1%，西藏更少。随着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外商在这两大区域的投资虽明显提高，但格局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目前，我国人均GDP最高和最低地区差距为13倍，而美国、日本不过两倍。2003年，我国东、中、西部GDP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58.86%、24.58%、16.56%。目前的外资结构显然会加剧我国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拉大地区间的发展差距。
三是在吸引外资过程中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十分普遍。由于各地把吸收外资数量作为政绩考核的一项主要指标，不可避免地助长了吸收外资的盲目性。一些地区将吸收外资指标层层分解，下定额，摊任务，从省市一直摊派到街道，其结果是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提高利用外资的数量，无视国家产业发展方向而盲目引进外资，为了争夺外资而竞相出台优惠政策，在利用外资重组国有企业中出现了大量贱卖国有资产的现象，不仅影响了国家产业调整的方向，损害了民族产业的健康发展，而且导致资产和税收的流失，降低了利用外资的效率。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GDP的贡献只有4%～5%，低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水平。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切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吸收外资的第一要务，加强和改善利用外资的宏观调控，引导外资的投向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致力于提高利用外资的效率。
优化外资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协调发展。一是利用外资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服务业是制造业的先导和支撑，没有先进的服务业就不可能有先进的制造业。抓住跨国公司服务业转移的历史机遇，使我国服务业获得大的发展，不仅有利于解决我国制造业发展中的“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矛盾，避免重蹈发达国家所走过的传统工业化道路，也直接关系到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要加快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步伐，着力引进科技含量高的知识型现代服务业跨国公司，特别是对跨国公司投资高精尖技术项目的，应给予政策优惠。二是利用外资改造传统产业，发展现代制造业。发展高附加值的现代制造业是提高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目前，我国在计算机、电子通信、航空航天、生物制药等新兴产业上与世界差距较大，应积极鼓励跨国资本进入这些领域，带动这些领域的技术创新，逐步实现进口替代。此外，还应鼓励外资参与钢铁、机械、汽车、装备制造业等传统产业的重组改造，加速这些行业的设备和技术更新，政府应在相关政策上给予支持。三是积极鼓励外资进入现代农业。现代农业不仅资金需求大，组织化、科技化程度高，而且范围广泛，涉及渔业、林业、畜牧业、农产品加工等。与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仍处于市场化低、组织化低、科技含量低的落后状态。我们应以更优惠的政策吸引外资进入农业，利用经济发达国家的投资和技术，推进我国的农业现代化。
优化外资区域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央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三大战略的实施，对调整外资区域结构、促进外资向中西部地区流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实现三大战略的既定目标，不仅需要国内资本的支持，也需要国际资本的支持。因此，应给中西部地区以更优惠的政策，鼓励外资积极参与三大战略的实施，进一步调整和改善外资在区域分布上的不合理状况，通过优化利用外资的区域结构不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为内资创造平等竞争环境，促进外资与内资协调发展。外资经济作为内资经济的有益补充，和内资经济共同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利用外资的终极目的是壮大民族经济，如果失去了这个基本点，就失去了利用外资的真正意义。因外资推动经济增长而形成的对外资的过度依赖，因注重利用外资而忽视利用内资，都会使利用外资误入歧途。因此，我国产业政策既要保障外资利益，维护外商投资的积极性，更要立足民族经济的发展，为内资企业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不断做大做强民族经济。同时，还应加强和完善利用外资的监管体系，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稳定。
利用市场竞争机制，促使跨国公司以技术换市场。坚持市场换技术的外资战略在引资初期对扩大外资的进入量具有重要作用，但随着外资的不断增长和中国产业的升级，这一战略会呈现出边际递减效应，很难解决核心关键技术转移的问题。实践证明，随着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大幅度增长，外资在中国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迫使跨国公司不断转移先进技术。因为只有这样，跨国公司才能保持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例如20世纪90年代前期，日本遵循边际产业转移理论，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对中国直接投资，但随着欧美在华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日本被迫不断提高投资企业和项目的技术水平，以此来巩固在中国的市场地位。因此，我国应充分利用外资在中国的市场竞争，及时调整利用外资的技术战略，迫使跨国公司以技术换市场。与此同时，不断加大我国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提高技术的竞争力，这也是迫使跨国公司加快先进技术转移的重要条件。
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提高中国企业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我们在积极扩大外商投资规模的同时，要迅速提高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和水平。一要加强国际化人才和企业家队伍建设，培养一批精通国际惯例、具有国际市场开发和经营能力的科研人才与管理人才。二要加大产业政策的扶植力度，加速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三要提高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目前，温州、苏州等地区已形成了一批民营的中小跨国企业。对这些企业，政府应加以扶植。四要加强企业联合投资，用大企业带动小企业和关联企业走出去，或采用中小企业联合对外投资。这样做，可以克服单独投资遇到的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不利因素，分散投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