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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是发展中国家利用跨国公司投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产业快速升级，经济跨越式发展所产生的一个最重要的效应。截至2005年，我国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6224亿美元，已经连续13年成为吸收FDI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全球吸收FDI最大的东道国之一。不仅如此，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研发中心的速度大大加快。截至2005年，跨国公司已经在我国设立研发中心700多家，比2000年增长7倍左右。《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在联合国贸发会对未来（2005—2009年）最具吸引力研发目的地的调查中，我国以61.8%位居第一，而美国以41.2%位居第二，印度（29.4%）和日本（14.7%）居第三、第四位。这说明“十一五”时期研发活动转移将成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重要特征，这些无疑为我国利用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提供了有利条件。如何将积极有效地利用FDI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自主创新水平将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基于此展开研究。
FDI技术外溢主要是指跨国公司在跨国直接投资中，由于在东道国设立子公司或成立合资公司等形式的国际化生产，使技术自愿地或非自愿地向东道国扩散，从而带动东道国企业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人才素质的提高，促进东道国创新能力的提高和生产力的进步，是经济外部性的一种表现。FDI技术外溢效应主要表现在发展中国家。近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这种外溢效应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具体有以下5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加速产业配套和产业规模形成。跨国公司在进入东道国产业时，通过前向和后向联系的技术扩散，对产业结构的改善和相关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发挥重要作用。后向联系对于下游产业技术产生重要影响，有助于尽快形成当地生产体系，开发其制成品市场；前向联系则是本土企业为跨国公司当地生产提供产品生产所需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各种服务，形成产业配套。这期间，跨国公司的新技术信息会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向本土上、下游配套企业扩散。例如，跨国公司按照技术规范对上游产品生产企业提出要求，或提供图纸，或派出技术人员对上游企业的生产加以指导等，都为本土企业的技术进步和自主开发提供了信息和机会。因此，在跨国公司某一类主导新产品进入后，会在东道国迅速形成与之配套的新兴产业群和产业链，由此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起新兴产业并迅速形成规模，并在实现产业快速升级，增强国际竞争力，扩大出口规模，培植相关产业和企业的竞争优势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示范带动作用十分明显。由于跨国公司在当地化生产中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为本土企业提供了很好的样本示范，本土企业可以通过模仿改进实现自主创新。如一种新产品、新技术、新型商业业态，以及新的管理模式进入都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Glass、Saggi和Kamal（1998）研究认为，只有当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时，发展中国家才有可能对这些先进的产品进行模仿。因而，对FDI的鼓励能够促进本国福利。这是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导致生产分工愈加社会化，各生产者之间相互依存加深，使得人们更加容易观察到跨国公司生产、经营、销售各环节上所运用的技术和手段，可以无偿获取、模仿那些非专利性的基础科学知识与信息，因此，当跨国公司首先成功地在东道国使用了一项新技术以后，同时也为当地企业采用相同技术铺平了道路。
第三，学习效应显著增强。本土企业通过“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不断向外资企业学习，吸收掌握先进技术，由此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强弱，往往取决于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学习能力。Patricia Carrillo（1996）通过研究跨国公司对非洲、东南亚地区建筑业的技术转移得出结论认为，技术转移发生在工作的过程中。通常来讲，本土企业学习能力越强，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越大，相反，本土企业的学习接受能力越差，技术差别越大，技术外溢则越小或难以发生。Kokko（1992，1994）研究认为，东道国的技术能力，技术转移需要的存在，以及东道国为了提高生产率，保持利润和市场份额等内生因素，都可以增加FDI的技术溢出。当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所占市场份额较大并且其技术水平差距太大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此时的FDI对本土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能够发生作用。Patricia Carrillo（1996）的研究也证明，技术转移需要协同效果。随着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和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FDI技术外溢效应在大大增强。
第四，竞争对技术进步的激发作用愈加突出。由于跨国公司依靠先进技术提高了本土和海外市场的占有率，获得了超额垄断利润，对本土企业造成了极大的市场竞争压力，为了保住自己的市场份额，并与跨国公司分庭抗礼，迫使本土企业不断改进技术和工艺，改善产品结构，从而激发了自主开发能力。外国直接投资在带来技术的同时也带来了竞争，在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的交互作用下，促使当地技术水平迅速提高，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竞争，由此推动本土企业新技术的更快吸收和创新。跨国公司面对的本土企业竞争越激烈，为了保持竞争优势，就需要转移更多、更先进的技术，从而带来更多的外溢效应。
第五，人才培养效果更加明显。技术外溢效应是一个综合的动态过程，既有进口机器设备、中间品等硬件技术的转移，也有技术服务咨询、技术人才培训、组织管理技能和企业家精神培养等软技术的渗透和扩散。目前，随着技术开发和创新机制的动态发展，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的转移与扩散作用越来越大，随着外商投资企业技术和管理人员本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本地职员获得了掌握先进技术所需要的知识和管理技能，在转换雇主或建立自己的企业时，技术就得以扩散。随着东道国经济活力的不断增加，这种“跳槽”现象就越加普遍。研究显示，韩国有大量的技术转移是通过生产管理人员向当地企业转移带来的；台湾的研究也发现了同样结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工作的人员中，有50%的工程师和63%的技术工人在换工作时加入了本地企业。
外资的进入带动了我国家电、汽车、通信设备、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这些产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成为世界生产大国。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第一，产业出口能力增强。2005年，我国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实际利用外资77.11亿美元，全球IT业制造业的主要企业大都在中国投资，北京、上海、深圳3个城市的高新技术产业外商直接投资都在50%以上。2005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达2182.5亿美元，三资企业出口占比在85%以上。2004年我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外资企业出口量达到1784亿美元，占行业比重85.8%。其中，手机出口量为1.46亿部，占全部销售量的63.3%；集成电路产品出口额为105.2亿美元。2005年我国手机出口达到2.28亿部，占全部销售量的75%；集成电路产品出口额为140.1亿美元，已经成为全球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又如，我国汽车业2004年出口额为81.56亿美元，2005年上半年出口额达到了76.76亿美元。
第二，国内生产配套能力提高，产业链不断完善。例如，我国部分电子信息产品从加工组装开始向研发、制造转移，一些外资企业为降低成本加大了国内的生产配套能力，带动了国内相关产品上下游企业的发展，促进了国内产业链的逐步完整。我国集成电路（Integrated Circuits，IC）产业已经形成了从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到设备、材料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成为世界IC制造基地，我国手机配套件由2000年90%的进口采购降到2004年70%～80%的国内配套，一些外资企业的国内配套率超过了85%，液晶面板的进口增幅由2004年的117.4%下降到13.4%。深圳市利用FDI优势已经在电子计算机、通信设备、光通信器件、光显示技术等领域的核心技术和关键元器件方面，构筑起了完备的产业链条。第三，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本土企业。经过一段时期的快速发展，我国一批高科技企业如中兴、华为、联想已经进入世界先进企业行列。又如汽车业，通过大量引进世界著名跨国公司投资，不仅增加了我国汽车业的品种、出口能力，而且激发了本土汽车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涌现了像吉利、奇瑞等自主品牌。
可以看出，这些20多年前在我国几乎是空白的产业，通过对外开放后的大力引进已经形成了巨大的产业规模和国际竞争力。这些无疑为实现自主创新战略积累了经验，打下了有利基础。
目前，跨国公司已经注意到，只通过出口产品或设备方式而不转让技术将逐步失去在我国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开始调整政策，加强对我国的技术转让。外商投资企业技术引进和跨国公司内部转让技术逐渐增多，以此来增加品种，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档次，保持产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这从4个方面可以得到体现。
第一，外资企业多数使用先进技术。有关调查表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企业中60%以上是采用近三年的技术。江小涓、李蕊（2002）研究得出结论：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工业技术的贡献突出。绝大多数跨国公司提供了母公司的先进和比较先进的技术；相当一部分跨国公司提供了填补国内空白的技术。她们以外方母公司为参照系数发现，外商投资企业中，使用母公司比较先进技术的企业最多，为57家；使用母公司先进技术的次之，为53家；使用一般技术的最少。以国内企业为参照系数发现，外商投资企业使用国内空白技术的企业为83家，占样本企业的65%，使用先进技术的企业为44家，占样本企业的35%。
第二，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高于国内企业。从国际公认的衡量企业技术水平状况的通用指标——全员劳动生产率
来看，外商投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技术水平明显优于内资企业。2001年，化工行业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为38432.74元／人，而外资企业是国有企业的3.3倍；电子行业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为99743元／人，外商投资企业是国有企业的1.25倍；机械行业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为44770.46元／人，外商投资企业是国有企业的2.32倍。
第三，外资企业在技术引进中占主体地位。2000年，外资企业的技术引进约占全国技术引进总额的40%。2002年，外资企业引进技术合同金额131.03亿美元，占总量的75%；2003年为76.07亿美元，占总量的56.55%；2004年为66.9亿美元，占总量的48.3%。2005年，外资企业引进技术合同金额82.7亿美元，占总量的43.4%。从比例上看虽然有下降趋势，但仍然占主体地位。在高新技术进口中外资企业仍占主体地位，2002年外商投资企业的高新技术产品进口550.30亿美元，占总量的66.54%；2003年为861亿美元，占总量的37.13%，2004年为1251.32亿美元，占总量的45.33%；2005年为1579.8亿美元，占总量的40.8%。
第四，外资企业在研发活动中占优势地位。根据2001年的一项调查，世界500强在我国投资样本企业的人均研发额是我国一般企业的164倍。在2005年我国的发明专利授权量中，来自国内的占38.8%，来自国外的占61.1%，这说明了跨国公司在我国企业技术创新中的优势地位。不仅如此，跨国公司大量在我国设立研发中心，加强从母公司及其他同行企业引进最新的技术成果，其在华研发基地所取得的成果也为母公司和其他海外子公司享用。这些研发中心许多是具有较大规模投资的全球性研发中心，例如，微软公司在华设立了5个研发机构，其中微软亚洲研究院是微软在美国本土以外成立的第二个全球性研发机构，有研究人员170名。三星电子在华设立4个研发机构，研发人员达到2000人。
表1 2002—2005年我国技术引进情况
资料来源：商务部科技司统计。
跨国公司为了实施本土化战略大都设置了人员培训计划。如惠普中国公司在1989—2000年共投资1800万美元用于员工培训。又如，IBM公司在三年内为中国培养了10万名软件人才。雀巢公司自1998年以来，在中国推出了滚动培训项目（CCAT），所有员工都参加了培训。西门子公司于1997年在北京成立管理学院以来，每年有6000名员工参加培训。这些培训不仅填补了高新技术产业的人才空白，而且激励了海外人才回流。近年来，许多海外人才纷纷回国创业，这些人才大多是欧美世界著名高等学府毕业的硕士、博士，有美国硅谷或著名跨国公司工作的经验，掌握世界最尖端的信息技术和高科技公司的管理经验，回国创业后便在很短时期使公司迅速杀向全球，如中兴微电子、华为、百度、UT斯达康等。这种大规模的海外人才回流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自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应该看到，盈利是跨国公司的天性，而核心关键技术则是其获得垄断利润的源泉，因此，为了赢得在东道国市场的竞争优势，跨国公司往往会向东道国不断转移相对先进的技术，却不可能转移核心关键技术，当然，一些企业也可以通过并购方式获得核心关键技术，但通常是在这种技术已经不再成为对方重要的战略资产的情况下。此外，随着跨国投资技术含量的提高，技术转移内部化趋势越来越强，目前跨国公司技术内部转移已经达到80%左右，这标志着技术获取的难度加大。因此，核心关键技术更多要通过自主开发获得。日本和韩国的汽车业都是从引进外国技术开始的，所以成功是始终把引进建立在自主开发的前提下。而阿根廷也于20世纪70年代试图通过引进福特汽车投资来发展本土汽车业，但由于缺乏自主创新战略，至今仍然是对进口零部件的组装，这种组装生产没有对阿根廷汽车和金属加工等产业带来任何技术溢出。
对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军事、航天、航空技术以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技术和公益性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如农业、医疗、环境、安全、技术标准与监督等），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这类高新技术的关键技术跨国公司不可能向内资企业转让，对这类技术的创新活动政府应保证必要的投入。政府可采取拨款、补贴、贴息、风险投资或财政信用等方式给予直接经济支持，择优支持企业有应用前景的开发研究和发展关键性的高新技术开发，也可利用税收、金融、奖励等间接经济手段建立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有效体制，推动形成国家创新体系。对于这些技术要大力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创新，集中财力办大事。我国科学家在有机分子薄膜上实现了超高刻度的信息存储，具有独创性的“量子避错码”和“量子概率克隆机”等研究的成功，一批重要的非线性光学晶体新品种的诞生，以及TD-SCDMA被确立为第三代移动通信国际标准、10兆瓦高温气冷核反应堆并网发电成功、“神舟”号系列飞船发射成功等，都表明我国在国际科技前沿许多关键领域已经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具有极强的自主创新能力。此外，纺织服装业、皮革业、橡胶与塑料设备制造业、简单金属和塑料制品业、食品业、烟草业、简单木制品业、石油提炼等劳动密集型、资源型产业，我国已具备了较强的技术竞争力。这些行业可以继续发挥比较优势靠自主创新获得核心技术，不必更多地借助技术引进。
通过跨国并购获得核心关键技术能够大大缩短自主开发带来的时间与风险，这在我国已有成功的案例。例如，联想公司通过并购IBM成功地获得了世界最先进的台式机（IBM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台PC机）、笔记本电脑技术，获得了系统的架构设计能力以及软件、硬件研发技术，优秀的项目管理能力。目前，联想公司已经构建起一个以中国、美国、日本为支点的全球研发架构，研发基地遍布北京、上海、深圳、成都以及美国、日本。在全球范围内组建了2000多人的高水平专业研发团队，拥有世界级的学术带头人，包括Thinkpad技术奠基人、联想万亿次计算机主设计师、中国信息安全技术领军人物等。创建了遍布全球的近50个世界一流的实验室。又如，2002年阿尔卡特控股上海贝尔后，成立上海贝尔阿尔卡特股份有限公司。并购后的上海贝尔成为阿尔卡特全球技术库的成员单位，阿尔卡特的全球研发技术上海贝尔都可以享用，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大大增强。
技术可以引进，而技术能力的获得是不能引进的，只能通过不断学习。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FDI技术外溢的有效性取决于接受方的学习努力程度。企业的学习能力越强，吸收外部技术知识的能力就越强，对接受先进技术的转移越有效，从而也就获得了自主开发的能力。我国自主开发能力强的企业也都具有极强的学习能力。海尔集团于1984年开始引进德国技术，产品为琴岛——利勃海尔，但是，多年来，海尔坚持自主开发。截至2004年，海尔累计参与86项国家标准、2项国际标准的制定，申请专利5469项，是国内申请专利最多的企业。正是这种生生不息的自主创新使海尔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全球企业。2004年，海尔全球营业额超过1000亿元，2005年荣获世界品牌实验室评出的世界品牌100强第89位。又如奇瑞汽车，1999年末开始生产轿车，2001年自主开发了第一款轿车，到2003年共开发了4款轿车，2003年销售了9万多辆。而我国某些大型汽车企业规模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三、第四位水平，但仍然没有形成独立的产品开发能力，许多主流汽车厂商与跨国公司的合资年限都在25～30年，上一轮合资的期限还没到，就在千方百计地寻找下一轮的合资伙伴。这种长此以往的严重依赖，离开跨国公司就寸步难行，企业只能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被动局面。有关资料显示，2002年，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达到50%，而1995年美国对外技术依存度只有1.6%，日本为6.6%。
在国家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初期，政府通过制定行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以及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可以迅速提高企业自主开发能力，实现产业的起飞。在日本、韩国汽车产业，以及中国台湾微电子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每一阶段政府都制订了相应的实施国产化计划，以及各种鼓励的配套政策。正是通过政府这双有力的手把这些幼稚产业推向世界，使之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20世纪50年代，日本政府在鼓励本国轿车厂商与国外厂商合作的同时，采取了保护性关税、进口配额、税收减免、加速折旧等一系列措施来促进本国轿车工业的快速成长，同时有意识地减少对零配件组装（CKD）厂商的外汇配给，以迫使其加快国产化进程。印度政府为了促进软件产业发展，对软件企业实行10年免征所得税的扶持，在软件园用地、通信网络建设等方面均给予特殊优惠，因此，班加罗尔工业园每周就能吸引3家左右外资企业。此外，政府优先采购国产设备、建立企业风险投资体系，加强服务职能，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都是强有力的支持手段。
不仅如此，跨国公司能否持续地向我国转让技术，也取决于我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取决于我国对吸收FDI的政策稳定程度，以及政府对跨国公司转让技术的政策扶植力度，对能够提供关键技术的外商投资项目实行减税和利息补贴支持力度。因此，政府政策在跨国公司技术转移中仍然发挥关键性作用。例如，新加坡政府为了使FDI与本国的技术创新战略结合起来，制订了“面向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科技计划”“21世纪科技企业家计划”，计划投资基金首期10亿美元，其中25%将投资国外，用于开拓国际市场；50%用于吸引外资在新加坡设立风险投资基金（按1∶2或1∶3与外资匹配）。政府还规定，新兴工业项目固定投资所得5年免税，再投资享受10年10%的优惠税率。韩国政府规定，除航空航天、原子能、国防工业以及申请减免税的高新技术项目外，全部产业的技术引进无须向政府申报，各企业可自行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先进科技公司所得税7年免税，后3年50%免税，财产税等享受8～15年免税。
人才溢出效应是跨国公司技术外溢的重要效应，但是，这种效应只有人才向本土企业回流时才能得到实现并且放大。例如，中国台湾在发展微电子产业时充分利用了跨国公司人才，台湾德州仪器和台湾飞利浦等许多公司高级主管离职后，都成为本土企业的高级主管。我国奇瑞、吉利汽车从三资企业大量“挖”来技术和管理人才，这些人才为企业的自主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吸引创新人才需要良好的机制和环境，如果内资企业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大量的创新人才仍然会滞留在外资企业，甚至长期出现“国有企业为三资企业培养人才”的状况，这种人才溢出效应就无法实现，反而出现恶性循环。例如，目前我国每年培养的软件专业毕业生有5万多人，其中进外企或出国的占50%，国有企业有44.7%的软件人才流向外资企业，这类现象值得警醒。积极吸引海外人才归国创业。海外人才不仅掌握世界最前沿的技术和管理方式，而且情系本土，熟悉国情，是实现自主创新战略的重要力量。我国早期归国的科技人才就在许多关键领域的科技创新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目前，许多高新技术产业都是海外留学人才在发挥作用，如微电子、网络、金融等产业的高层管理人员中许多都有海外留学情结。此外，要立足自己培养。许多跨国公司都创办了自己的大学，这些大学不仅对企业员工进行了知识训练，而且灌输了企业文化理念，使每一个职工都能成为企业的创新源。目前，我国海尔、吉利等企业也都成立了自己的大学，这为企业自主创新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随着我国吸收FDI规模的不断扩大，利用竞争机制促使跨国公司以技术换市场必将成为今后利用外资技术战略的政策取向。在外资汽车刚刚进入我国时，由于缺乏市场竞争，德国大众与上海汽车公司合资成立的上海大众公司，长达16年的主导产品一直是刚刚成立时推出的第一代桑塔纳，而且这个已于20世纪80年代在德国淘汰的产品在我国市场价格却一直处于高位。加入WTO后，大量的外资汽车厂商进入我国市场。为了在我国市场站稳脚跟，跨国公司不断推出新产品新技术，降低产品价格。2002年，我国共有40多个品牌200多种轿车产品，其中新引进车型占了轿车市场的60%，竞争机制促进了外资先进技术的转移。目前，世界500强已经有400多家在我国进行投资，竞争加剧将迫使跨国公司不断转移新技术，加速FDI技术外溢效应。此外，应大力发展与外商投资企业的配套生产，通过为外商投资企业的配套为自主创新创造条件。鼓励内资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形成有机的配套，我国目前的原材料、工艺、生产管理等都已经发展到很高水平，完全有能力与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形成配套，配套过程也将迫使外商不得不向内资企业提供相关的技术，这将给内资企业带来更多的学习机会。
现代科技的特点决定了每一项技术创新活动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力，因此，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是有一定范围和限度的，这需要我们借助跨国公司的力量。我们必须看到在技术领先上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研发投入上与跨国公司更是相去甚远。从研发费用投入占GDP比重来看，2004年我国为1.23%，而2003年美国为2.62%，2002年日本为3.12%，均高于我国。目前，跨国公司控制着全球技术研发费用的90%、技术转让的80%以上。通用汽车公司年度研发费用投资达80亿美元以上，相当于我国医药行业全行业研发投入的3倍左右。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布，2005年中国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申请的专利数共有2452项，列世界第10位，这个数字是居第一位美国（45111项）的5.4%，是居第二位日本（25145项）的9.7%。这些差距告诫我们，自主创新必须建立在广泛吸收人类先进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不断学习的基础上，因此，我们必须以一种海纳百川、敢于冒险、善待失败、乐于合作的心态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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