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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国家，农业技术机构积极发展新技术来满足农户的需求，但许多农业新技术却不被农民所认可。参照相关研究（Feder et al.，1985；Gershon，1985），可以把影响农业技术采纳的因素分为：农业技术本身的特征；农民个人禀赋；家庭经营特征；自然环境和制度环境。国外对农业节水灌溉技术采纳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加州、以色列和约旦。理论研究将影响灌溉技术的因素总结为两方面：一是农户基于利润最大化原则选择竞争性的灌溉技术，高水价和排水税促使农民使用节水技术使得生产成本最小化（Caswell，1991），相比大水漫灌，喷灌、滴灌等现代化灌溉技术可提高作物产量。二是农业节水的供给方即农业节水技术推广组织以及私有灌溉设备公司降低了农民采用农业节水技术的交易成本（EL-Hurani，1985；Barghouti and Hayward，1989）。国内学者对农户农业节水技术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太行山前平原区、黄河及海河流域等地。韩青和谭向勇（2004）区分出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在灌溉技术选择中表现出明显差异；王绪龙等（2008）研究发现，户主年龄及其教育水平对其节水技术使用意愿有显著影响；陈崇德等（2009）指出农户水资源配置的选择，是一定经济制度约束条件下，农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刘国勇和陈彤（2010）研究发现，农户对节水重要程度的认识等因素显著影响着其是否会主动采取节水灌溉技术；元成斌和吴秀敏（2010）研究指出，户主的文化程度、家庭人均纯收入等与农户采用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关系；李俊利和张俊飚（2011）测算显示，水资源短缺程度、政府补贴以及水费计量方式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户节水行为；冯颖（2013）研究得出，户主年龄、农户对农业节水的认识及对节水灌溉设备补偿的满意度、土壤质地、农业水费征收方式对农户使用节水技术的意愿有显著影响；刘一明等（2011）分析了单一水价与超定额累进加价两种水价政策对农户用水行为的影响；杜威漩（2012）构建了农户用水行为的制度影响模型，分析了我国农业用水制度安排的不完善之处及其对农户用水行为的负效应。
自“绿色革命”以来，集约化的现代农业生产虽然满足了世界对粮食的需求，但同时也造成了水体污染、土壤退化、物种灭绝等一系列环境问题，引发了经济学界对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问题的研究。环境友好型技术主要包括预防型和末端治理型两大类，其中预防型技术主要从提高农资使用效率、减少无谓流失入手，主要包括节水、节药、节能等技术以及各类生物技术（夏成，2013）。
国内外学者对农户环境友好型技术采纳行为的研究大多以某个特定地区的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运用数理模型和统计方法对影响因素及决策行为进行分析，通常涉及农户户主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信息获取和外部环境4个方面。
在农户户主个人特征因素中，农户户主的年龄（Thangata et al.，2003；Thirtle et al.，2003；Rahman，2003；孔祥智，2004；姜明房，2009）、性别（Bonabana Wabbi，2002；Doss et al.，2001；宋军等，1998；元成斌，2010）、受教育程度（Ervin，1982；Feder，1985；Warriner et al.，1992；Weri，2000；黄季焜等，1993；顾俊，2007；冯颖，2013）、耕作经验（Rahm et al.，1984；Clay et al.，1998）、风险偏好（Fernandez Comejo et al.，1998；马骥等，2007；李佳怡，2010；刘岩峰等，2013）对农户新技术采纳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在农户家庭特征因素中，国内外学者大多认为农户家庭种植规模对农业新技术的采用会产生正面影响（Grieshop et al.，1988；Lee，2005；廖西元，2006；王志刚，2007；徐世艳等，2009），家庭收入也是影响农户新技术采纳与否的重要因素（Caswell，1985；Abdulai，2005；陆文聪，2011）。另外，宋军等（1998）研究得出，兼业化程度高的农户往往会选择先进技术和小型技术；李光明等（2012）基于新疆农户的调研数据发现，家庭非农收入占比与农户对先进农业技术的采纳呈正相关关系。
在信息获取方面，Rahm（1984）通过实地调研分析得出信息获取与农户可持续农业生产技术采用之间存在着正向相关。Dimara（2003）研究指出，农户获取的信息量和信息获取能力显著促进农业新技术的采纳。Isham（2002）把社会资本纳入到技术采纳决策的模型中，发现与村民交流频繁、社会资本水平越高的农户采纳新技术越主动。高雷（2010）调研了新疆膜下滴灌技术采纳情况后研究得出，与村里左邻右舍相处很好、与其他村里人接触多的农户采纳节水技术的比例高。许朗等（2013）利用山东省蒙阴县的农户调查资料，得出农户对节水灌溉技术的认知程度是影响其选择行为的重要因素，政府对节水灌溉技术的宣传力度越强，农户越倾向于选择节水灌溉技术。
外部环境主要包括技术培训、农业技术推广及贷款的可获得性等方面。Ariel Dinar等（1992）定量研究了以色列滴灌、移动式喷灌等7种灌溉技术的放弃和采纳过程，表明政府对灌溉设施的补贴对新技术的扩散有显著影响。刘红梅等（2008）研究得出，培育用水者协会、加大财政扶持等能促进农户采用节水灌溉技术。高雷（2010）调查发现，参加过技术培训和与农业推广部门接触次数多的农户采纳膜下滴灌技术比例高。李佳怡（2010）通过对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377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在农技中等水平地区，农户采用新技术行为易受培训次数以及农区自然条件影响。孙伟等（2011）认为农户选择节水灌溉技术与政府财政支持呈正相关关系，与技术培训负相关。
除此以外，影响因素还包括作物特性和耕地质量（Green，1996）、自然条件（Schuck et al.，2005；韩青等，2004）、技术价格（冯颖，2013）、政府补贴（蔡亚庆等，2012）等。
农业节水技术的采用具有正的外部性，因此往往需要一定的政策干预才能促使农户的用水行为发生改变，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也在不断探索有效的政策干预手段与相应的制度安排。John J.Pigram（1999）研究指出，政府调控与监管是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必要手段，政府需要完善相应制度安排，设计节水激励机制。Luiz Gabriel（2005）认为水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其使用必须建立在经济激励机制基础上。Glenn D.Schaible（2000）研究指出，合理的节水激励政策和配套政策组合既能最大限度地节约用水，又能显著提高农户的农业收入，政府需要设计合理的节水激励机制，激励农户采用先进节水技术。国内学者姜文来（2001）研究提出，运用经济杠杆建立农业节水灌溉经济激励机制。韩青（2005）研究得出有效的激励机制可以增加农户选择先进节水技术的预期，从而增加节水灌溉技术供给。
价格手段是很多国家近几年来采取的主要调控措施。Rogers（2001）等从水价政策的角度分析了政府部门怎样利用水价提升用水效率与体现公平，并分析了水价的合理补偿机制，指出灌溉用水价格机制是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体现公平的最好方式。Gleick Peter（2003）认为水价过低抑制了高效用水的激励，指出价格机制能够鼓励农户节约用水。Contor等（2008）认为水价上涨政策是一种减少农民灌溉用水量的有效激励，对收入不会产生巨大的不利影响。李艳等（2005）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了水价与节水灌溉之间的关系，指出水价的提高激励了节水技术的采用，同时应通过财政手段，以农业补贴或其他形式补偿农民因水价提高的成本。赵连阁等（2006）利用线性规划方法，对水价政策可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果进行了模拟。
与此同时，国内外众多研究表明建立水权制度可促进用水主体节水，提高水资源使用及配置效率。Burness H.Stuart（1980）认为水权交易的收益能够激励农户减少农业用水。Hamilton（1989）提出建立可交易的水权制度能够激发节水灌溉技术的采用且可提高用水效率。Alberto（2000）对西班牙南部地区内部水权转换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小规模农户从水权市场受益较大，可以有效减少农户风险。殷德生（2001）论述了黄河水权制度安排存在缺陷，应清晰界定水权，并引入市场机制，发挥价格机制的市场调节作用。段永红等（2003）提出对农业初始水权进行配置后，应建立市场机制，实现农业用水使用权的有偿转换，从而促使用水者因节水获益进而进一步节水。葛颜祥等（2003）从理论上对比研究了提高水价、水权限制和可交易水权3种水权制度下的农户用水行为。陆益龙（2009）指出水权水市场制度是一种自律和自动调节机制，在激励用水主体自觉节约水资源的同时，也能调节稀缺的水资源在用水效率高低各异的不同部门之间进行合理配置。
在农业节水政策研究方面，刘国勇等（2010）则认为农业节水技术补贴政策的作用效果不明显。刘亚克等（2011）对黄河流域和海河流域开展了3轮的跟踪调查，研究发现政府的农业节水技术推广政策和示范村政策在促进节水技术采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王金霞（2012）认为用水者的行为调整主要是通过运用经济激励与诱导政策、节水技术创新及用水者的组织与管理制度创新等措施实现，水资源管理理念应从“以需定供”向“以供定需”转变。陈煌等（2013）在对我国6省大规模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发现相对于抗旱预警和防汛信息，技术、物质或资金方面的政策支持提供的力度则很小。李玉敏等（2013）指出国家在制定政策设施时，应该考虑到农民的反应，通过趋利避害来合理有效地缓解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短缺状况。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围绕农业节水问题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为本书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但仍存在下述问题：
目前对农户节水技术采纳行为的研究主要围绕在农户选择或采纳技术的意愿及影响因素方面，将农户节水技术采纳行为看作一个完整的动态过程而开展的研究不多。在实际生产中，农户决定采纳节水技术以及最终决定在多大程度上使用节水技术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如果只是单独对农户节水技术选择意愿或采纳意愿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可能比较片面。因此，需要对农户技术采纳的每个阶段及影响因素予以剖析，提高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严密性。
现有对农业节水政策的研究大多只是针对单一政策手段进行探讨，对包含水权制度、定额管理、水价改革、政府补贴、技术培训等诸多措施在内的农业节水政策综合体系的研究较少。另外，虽然早期文献探索了农户对某项节水政策的接受意愿，但在当前建设美丽乡村的新形势下，农户行为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有必要了解现阶段农户对不同节水手段的接受程度，从而增强农业节水政策的可操作性。
当前已有的研究要么集中于农户节水技术采纳行为及影响因素等微观层面，要么侧重探讨农业节水政策的必要性及激励手段等宏观层面，较少有基于全局视角统一考虑政府指导、市场引导和农户意愿的逻辑框架。事实上，虽然农户技术采用行为及影响因素是农业节水技术能否得到推广应用的关键，但是用水者的行为调整主要通过制度安排与政策措施来实现，因此需要从更宽广的视角将“用水行为”与“政策环境”联系起来对农业节水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探索对农户节水技术选择起关键作用的政策机制及内在机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