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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综合了两个概念：国土和空间（林坚、刘松雪和刘诗毅，2018；林坚等，2019）。国土（Territory）从广义上指一个国家主权管辖范围内的全部陆地、领海及大陆架，不仅包括地面和水面，还包括上空和地下；从狭义上指一个国家主权管辖的土地（胡序威，1982）。空间（Space）具有长宽高特征，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客观形式，而不同的学科概念理解也各不相同。单从地理学角度来说，空间指地球及表面的一部分，即为地理空间，根据研究对象与目的分为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景观和感知6种类型，具有要素属性、尺度属性、主体属性、过程属性以及结构属性5种属性（胡长慧，2019）。《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
中明确提出国土空间（Territorial Space）是国家主权及主权权利管辖范围内的地域空间，包括陆地、陆上水域、内水、领海、领空等，是国民生存的场所和环境，强调了国土的区域属性。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背景下推出了开发、整治、保护三位一体的《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强调对国土资源保护的落实。
当前，对国土空间内涵的理解尚未达成共识。肖金成和刘保奎（2013）认为，国土空间是“区域”在国家尺度上的叫法，又相比于一般区域呈现出更强的行政属性并需要中央政府辅助管制，具有基本的自然地理属性、一定的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马海涛（2015）认为，国土空间既是一个由自然—社会多种主题要素构成的复杂空间，又是一个具有主体功能的功能空间，同时是以不同存在模式共同组成的有机空间，更是一个宝贵的有限空间。林坚、刘松雪和刘诗毅（2018）认为，对国土空间的认知可分为区域型国土空间和要素型国土空间，区域型国土空间强调综合性，划分类型以主体功能区规划提出的四类政策区划为代表；要素型国土空间强调用途或管理的限制性，又细分为用途类和管制类要素空间，用途类划分为耕地、林地、草地等非建设用地和城市、乡村建设用地，管制类划分为城市开发边界等建设用地和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非建设用地。刘效龙（2019）认为，国土空间越来越多地考虑环境质量和生态功能，提出国土空间兼具载体、资源和生态三种属性。曹宇、王嘉怡和李国煜（2019）指出国土空间是一个具有明确边界、复杂的地理空间，强调各类国土要素聚集于不同空间尺度性的综合地理单元之上，同时注重各要素在空间中的物质交换和能量的流通，并在特定的空间尺度范围内体现出空间异质性及特定功能。孟宝、邓伟和彭立（2019）认为，国土空间是政治范畴下的概念，本质上以土地为实体，以地域、区域为表现形式，且其社会属性和社会服务属性更为显著。郝庆等（2021）认为，国土空间是由自然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活动两个子系统相互作用构成的人地耦合系统，是自然地理演化过程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综合体，具有时空尺度嵌套性。
当前，由于制订部门、划分层次、分类依据、分类重点和体系结构的差异，国土空间分类标准尚未统一，主要分为主体功能区划体系、土地利用规划体系、城乡规划体系和生态环境功能区划体系4大国土空间分类体系（黄金川、林浩曦和漆潇潇，2017；孔江伟、曾坚和高梦溪，2019；贾克敬等，2020）。例如，按照提供产品类别的不同可划分为城市、农业、生态和其他空间；按照主题要素的不同可划分为土地、水、矿产、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等空间；按照认知角度的不同可将国土空间划分为区域性国土空间和要素型国土空间；按照功能的不同可划分为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三生空间是当前对国土空间功能划分普遍得到认可的分类体系，既有对空间规模的认识，又包含对空间对象属性的认识。袁国华、郑娟尔和周伟（2016）在考虑国家级、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基础上，根据资源状况、产业基础、城镇化进程和发展潜力划分县级行政区单元，分为城市化地区、城镇化地区、农业发展区、生态保护区、矿业经济区和海洋经济区。
本研究所提到的国土空间指陆域地表国土空间，是由自然—社会多种要素构成的，能够衔接土地利用和土地功能分类体系，具有生态保护、农业生产和城镇开发功能指向的复杂功能空间。
国土空间“双评价”是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二者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种串联递进的关系，是在确定承载能力的基础上进行开发适宜性评价。“双评价”在主体功能区研究中首次提出并得以应用，通过综合分析自然本底条件和区域空间结构关系，科学评估区域对人类活动的适宜程度，为主题功能区划及战略制定提供有力支撑（周道静等，2020）。近年来，我国关于“双评价”的主要技术规程从2015年的《市县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技术规范与编制导则（试行）》
，到2016年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技术方法（试行）》
及《国土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技术要求（试行）》
，到2017年的《省级国土规划编制要点》
，再到2020年1月颁布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指南（试行）》
，在内容和方法指标上不断更新改良，与时俱进（蒋国翔、王金辉和罗彦，2020；张茂省等，2020）。2015年9月，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指出，规划编制前应进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2018年4月，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会议
上明确了“双评价”在国土空间保护与开发中的基础性作用。2019年5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奠定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的基础支撑地位。随着2020年1月《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指南（试行）》的颁布
，“双评价”在国土空间中的重要性日益彰显。
资源环境承载力是基于特定发展阶段、经济技术水平、生产生活方式和生态保护目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资源环境要素能够支撑农业生产、城镇建设等人类活动的最大合理规模
。“承载力”最早从力学概念引入生态学范畴，用以表征特定生态环境下承载的物种最大数量。传统意义上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是指在自然环境不受危害且具备良好自然演化的前提下，一定范围内的资源禀赋和环境容量所能容纳的最大人口数量和社会经济规模（袁国华等，2016）。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关注重心转移到人类活动对资源环境的影响上面，先后经历了生物种群存活数量土地、水等单要素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综合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发展阶段，体现了多要素综合集成原则，更加科学全面。从本质上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是自然系统与人类社会系统交互作用的结果，自然系统向人类社会提供了供给、调节和文化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支撑，人类社会向自然系统施加了资源能源、污染废弃物排放、游憩审美需求等压力。
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是指在维系生态健康和国土安全的前提下，综合考虑资源环境等要素条件，在国土空间上进行农业生产、城镇建设等人类活动的适宜程度
。最早产生于土地适宜性评价，为土地利用规划服务。随着20世纪80年代国土整治的热潮，研究重心从农用地转移到非农用地。然而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其内涵也从针对城镇建设的单一功能导向深化到包括生态保护、农业生产和城镇建设的多功能导向，涉及要素也趋向多元化，评价体现了多功能综合集成原则，更加科学全面。
国土空间功能是指处于一定发展阶段的区域在更大范围的国土空间内，通过发挥自身潜能及其与其他系统共同作用下所产生的对自然或人类社会有益作用的特性和能力（念沛豪等，2014a，2014b），是由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的本底功能与人类活动需求功能复合而成（陶岸君和王兴平，2016a，2016b）。国土空间功能包括“态”和“势”两个基本属性，“态”是功能所展现的状态，是“势”发展变化的基础，“势”是功能变化的趋势，是促使“态”转化的能力（刘玉、刘彦随和郭丽英，2011）。
国土空间功能有强弱主次之分，所以存在多重功能和功能叠加的现象，本质上是人地关系的体现，国土空间功能的研究重心在主体功能区建设和国土空间多功能的探索上面。现阶段，在尺度效应的作用下，关于国土空间功能的划分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这是由于不同资源配置的空间范围和发展导向差异，而最终的落脚点均在有利于国土空间的可持续利用和正效应递增性上（孟宝、邓伟和彭立，2019），例如，基于我国国情实际的国土空间主体功能区规划。
国土空间分区是一种高度综合的分区形式，是指在综合考虑国土空间范围内自然、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多种要素的基础上，将具有不同功能和特性的空间要素统筹协调，以地域分异规律为原则，将国土空间划分为区域间既互相独立又互相影响的多要素空间。国土空间分区通常与国土空间规划联系紧密。传统的国土空间分区满足不了当前对国土空间管制的需求，因此国土空间分区的发展阶段也从单一区划过渡到综合区划，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调控管理的需要，进一步出现土地利用分区、城镇体系、主体功能区、土地开发整理工程类型等分区形式，呈现出从理论到决策、从单要素到多要素、由一般定量向综合集成转变的特点。由此可见，整合国土资源多要素的国土空间综合分区成为主要发展趋势（金贵等，2013）。
从本质上说，国土空间综合分区统筹考虑了各地区的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其分区结果既涵盖了国土空间的自然属性，又反映了人类活动对国土空间的影响，还可以反映出各区域在发展过程中的优势和短板，从而为政府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进行空间管制、整合资源提供支撑，使得不同区域分工合理、优势互补，重塑良好的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格局，提高地域系统效益。从意义上来说，国土空间分区既是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支撑，也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格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国土空间优化本质上是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相互协调的过程，是指利用一定的手段，在时间和空间尺度对区域内的土地结构、利用方式、分区进行空间组织优化的过程，包含动态和静态两方面内涵（莫维燊，2019）。主要是通过主体之间活动以及土地要素的高效配置和有序流动，来建构社会经济生态空间联系与相互作用，从而优化地域空间结构，提升地域空间功能（彭慧和郑琰琳，2019）。从政府角度来说，需要构建以空间治理和空间结构优化为主要内容的空间规划体系。从研究角度来说，通常采用数学规划模型、GIS、智能优化算法等方法，分析土地利用结构在空间上的差异，挖掘土地利用背后的不合理作用机制，明确土地利用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利用规模及强度，从而实现土地利用数量结构优化与空间优化。总而言之，国土空间优化路径应基于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驱动因素等进行区别对待和分类指导，从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人地关系指人类社会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具有动态性、复杂性、开放性等特点，而且随着社会的进化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人地关系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对古代人地关系的认知中，中国有“天命论”“天人合一”“人定胜天”，西方有“神的干预”“上帝主宰一切”等人地相关思想。近代人地关系论最早起源于19世纪初期，德国地理学家Ritter最早阐述了人地关系理论，为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后，Ratzel、Semple的环境决定论，Blache、Brunhes的或然论相继提出，进一步发展了人地相关思想。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适应论、生态调节论、文化决定论、环境感知论等反映人地关系视角的不同理论。国内地理学历来重视人地关系的研究，吴传钧（1991）创造性地提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思想，陆大道和郭来喜（1998）认为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的研究核心。20世纪末至今，人地关系理论的研究统一于人地协调发展论，并先后产生了人地系统优化论、人地关系辩证论、人地差异协同论、人地协调共生论、人地关系构型论、人地太极图论、人地关系分形论等新型人地关系理论（方创琳，2004），整个研究发展历程源自人类对人地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升华，进一步推进了人地关系理论的深度和广度。
当前，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规模不断扩大，速度和强度也不断加大，人口、生态、社会经济出现全球性失调现象，人地关系呈现负向反馈，如耕地数量质量双下降、生态环境退化、非农建设和农业生产之间的冲突加剧、建设用地和生态用地之间的冲突加剧等，表现在国土空间上就形成了国土空间利用结构、国土空间景观格局、国土空间集约利用、国土功能空间格局等变化情况，能够直观地反映人地关系的变化。如何扭转人地关系的恶化趋势，保持人类系统与自然环境系统各要素在结构和功能上相对均衡，是当前国土空间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在国土空间的语境下，人地关系中的“人”在特定的地域空间上从事生产生活活动，“地”指与人类活动联系紧密，在人的作用下逐渐改变且呈现出一定地域差异的国土空间。准确厘清国土空间利用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把握国土空间利用结构和功能变化规律，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城镇开发、生态保护功能之间协调发展，推进国土功能分区优化，引导人地关系实现正向反馈。
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以共同性、公平性、持续性为三大基本原则，既要满足当代人的发展需要，又要满足未来的发展需要，不能以牺牲后代生存发展的需要为代价满足当代的需求。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当前已成为一个综合性理论，涉及土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方方面面。从国土空间中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来看，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保持国土空间各要素平衡发展的纽带，强调了在国土空间开发利用过程中，不破坏自然生态环境，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经济平稳增长。
国土空间功能分区及优化是一个综合性问题，无论是国土空间“双评价”还是功能分区优化，均需要可持续发展这一理论指导实践，化解在该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不好协调的矛盾。限制开发区下的农产品主产区是特殊的地理空间，具有自身的发展特点和主导功能，可持续发展理论对该区域发展提出具体要求：在综合考虑国土空间资源格局的前提下，对其国土空间进行功能评价，在保持粮食安全稳定增长的前提下，保持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安全可持续，具有重要的引领和现实意义。
现代社会最早的空间规划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欧美国家，如1922年英国当卡斯特矿区规划，1923年德国鲁尔工业区总体规划，1929年美国纽约城市区域规划等。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重建城市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土空间规划从单项要素规划转向综合开发治理阶段，如法国的国土整治计划、日本的国土综合开发计划、德国的国土整治纲要等。70年代至今，资源环境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以协调为中心的空间规划成为主流。我国的空间规划在20世纪50年代主要研究工业和产业布局的问题，改革开放后转向国土规划编制，90年代后开始了国土综合开发整治规划，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等。
当前，中国的国土空间规划是对一定区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在空间和时间上作出的安排，达到对国土空间有效管控、促进发展与保护相互平衡的目的。国土空间规划的对象是国土空间，本质上是建设美丽宜居家园的一种空间治理手段。它是以主体功能规划为基础，统筹各类空间性规划，实现“多规合一”，完善和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实现主体功能区战略布局在市县精准落地。
吴次芳教授在第29个全国土地日宣传周上提出，国土空间规划绝不是简单的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或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延伸，也不是简单的“多规合一”产物，而是“区域整体”的谋划，具有整体性、战略性和时空性的特点。从整体性上，根据次优理论，国土空间规划不能单独强调城市或乡村的重要性，也不能过分强调生态红线最优或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最优或城镇开发边界最优，要以实际整体性效果为首要原则，有针对性地选择规划策略和政策排序。从战略性上，国土空间规划是对未来发展的一种预判和前瞻，对规划地区全部国土空间要素的战略布局作出重要决策，应明确战略目标、战略区位、战略重点及战略利益。从时空性上，国土空间规划研究的对象格局和过程发生、时空分布、相互耦合等特性都要在特定的尺度序列上，同时，国土空间规划要从传统的空间规划走向时空间规划，关注时空间关联、资源、活动—移动系统、结构秩序、行为模式以及路径、活动密度和可达性等问题。
限制开发区下的农产品主产区是国家主体功能区划下划分的一个功能区。在现行的国土空间规划理论指导下，对其进行国土空间功能评价及分区优化具有客观必然性，当前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标准以及技术指南也为县级国土空间功能评价及分区优化提供了方向指导。国土空间规划理论贯彻落实了可持续发展理念，拓宽了地理学研究领域，促进了人类协调发展，对解决现实存在的规划矛盾、重塑新时代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保护格局、实现高水平发展和高品质生活等具有重要意义。
地域功能是特定的地域单元在更大尺度地域空间内，在自然资源系统、生态环境系统或参与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中所赋予的作用或履行的职能（樊杰，2007），即在地域空间系统中的主导功能，具有复杂性、分异性、动态性等特征（陈小良等，2013；张路路，2017）。地域功能组织的基本原理是，既要满足人类的生活生产功能和空间需求，又不能因破坏自然本底而损害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最根本的原则是因地制宜，通过识别不同单元的地域功能，协调和整合当前空间规划，建立可持续的国土空间格局。
地域功能研究是一项应用型研究，依托于功能区建设，既为空间规划服务，也为空间管治提供依据。当前，国土空间规划是地域功能理论在国家规划层面上的全面应用。重视和强化粮食主产县典型区域的研究，以空间协调和整合为出发点，探索其地域功能的格局特征及演化机制等，支撑平原水乡地区功能区建设。在其基础上构建国土空间功能分类和评价体系，在指标选择、方法构建和综合集成时能充分体现该区域地域功能的特征，并且能遵照上级国家规划标准并与其他分类体系进行有效衔接，通过指标的取舍和参数阈值设置适用于同类型区域等，充分考虑成果的可应用性。
地域分异理论最早提出于19世纪中期，是地理学的基础理论之一，反映了自然地理环境系统中各组成成分及整个自然综合体的整体性和分异性及其本质规律。从广义上来说，地域分异理论既涵盖地带性分异、非地带性分异和垂直地带性分异等自然地域分异规律，又涵盖人口、文化等人文社会要素地域分异规律。
地域分异规律能够直接影响我国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是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基础理论，也是研究农业生产—城市开发—生态保护三者协调发展背景下国土空间分区和开发利用策略的现实基础。其实质是对地域分异规律下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模式的探索，从而达到实现自然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平衡的目的。在进行县域国土空间功能分类时，要充分遵循地域分异规律原则，因地制宜，充分考虑研究区域的资源格局和地域环境特征，结合国土空间的多功能性，准确识别不同的国土空间类型。在对县域国土空间功能进行评价时，要综合研究区域自然地理格局和社会经济格局情况，对其进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适宜性评价，并在作出评价后划分“同质区”和“异质区”，从而进行国土空间功能分区。地域分异规律能遵循区域的客观性，使研究工作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真实全面地反映区域的实际发展情况。总而言之，地域分异规律对县域国土空间功能评价及分区优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