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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供人类消耗的资源是有限的。随着全球人口爆炸性增长、工业革命剧烈变革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发展与资源供给能力、环境人口容量和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资源短缺和生态破坏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发展道路上难以回避的问题。随意开发、不计成本地过度消耗资源并向自然环境排放污染物，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灾害性环境事件频频发生（Ward & Dubos，1972）。以卡逊《寂静的春天》为代表的经典著作和以“增长的极限”项目为代表的科学研究相继提出“人类若持续按照传统的开发利用方式消耗资源，地球生态系统将不堪重负，资源枯竭危机加剧，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灾难”。在此共识下，无论是政府组织还是学界个人，都深刻认识到可持续发展应当成为全球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路径。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明确了人类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这一国际性概念。此后，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的相继召开，为解决人类发展基本问题提供了目标明确的行动纲领，有力推动了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落地实施。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有着庞大的人口基数。21世纪的前15年间我国在消除贫困与饥饿、普及初等教育、促进性别平等、保障妇幼健康、防控疾病、保护环境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千年发展目标成绩显著，但在自然资源等方面仍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我国的自然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资源量少，资源分布不均，长期以来沿用粗放型发展模式，使得自然资源利用率偏低且浪费严重，最直观的表征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过程中自然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从1978年的9.63亿增长到2018年的13.95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8年的59.58%，不断增长的人口和需求使得大规模持续性开发建设活动成为满足快速城镇化的主要途径，也促使人地关系、城乡格局及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格局剧烈演变（樊杰，2007；刘芳等，2016）。同时，也衍生出不可回避的国土空间利用格局的不平衡及功能失调的问题，如城镇用地空间无序扩张、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不断受到挤压，农业空间面临重构、生态空间脆弱性加剧等（孟宝、邓伟和彭立，2019）。国土空间格局决定了开发利用的资源环境要素组合效率，在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背景下，如何更好地调整资源配置，全面摸清国土空间家底，促进国土空间有序、适度和可持续开发利用，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方式，是国土空间分区优化着重考虑的重大方向，也是本研究着力突破的实践点。
生态文明建设承载着“美丽中国”愿景，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是建设人类共有生态系统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如何处理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是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高生态文明水平”。党的十九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确定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强调“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提升至新高度，树立起生态文明建设新的里程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中指出，“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我国全面进入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新时期。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国土空间利用强度日益增大，各类国土空间利用冲突加剧。国土空间“双评价”由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两部分构成，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实质上是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本底的客观评价，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着重对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关系、人地关系进行分析和判断。“双评价”工作的最终出口是要落实在用地的适宜性分区、开发限制分类和风险警示分级上，能客观地认知现状资源环境的优势和短板，发现未来发展的潜力并对现有规划成果进行校正，是探索国土空间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然选择，优化国土空间资源配置，力图解决快速城市化带来的一系列国土空间问题，从而实现空间一体化和有序性发展，提高国土空间的整体竞争力，并保留国土空间的多样性、特色性等特征。现有的“双评价”技术指南和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尚未形成最终的行业标准，因此，探讨基于“双评价”的国土空间功能分区优化是国土空间资源优化配置的核心内容，也是当前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为构建“全域、全要素、全过程、全维度”国土空间管控体系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