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武汉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报道。报道称,根据国务院的决定,武汉市政府现已拟定出改革试点的10条实施方案。宗旨是以“两通”为突破口,发挥中心城市的优势。由此,武汉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序幕拉开了。
1984年6月7日,国务院同意北京市制定的《北京市国营商业、服务业改革试行办法》,用经营集体商业的原则改革国营商业。
1984年6月9日,国务院最近批转教育部《关于在部分全国重点高等院校试办研究生院的请示报告》,决定先批准22所全国重点高等院校试办研究生院。
1984年6月10日,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国家计委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环境保护资金渠道的规定的通知》,明确规定了环境保护资金的八条渠道。
1984年6月12日,人民日报刊发《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鼓励农民投资入股,兴办各类企业。
1984年6月28日,国务院发布《国营企业奖金税暂行规定》,自1985年起实行。
1984年6月10日,商业部召开全国商业厅局长会议。会议指出,整个商业要进行一次根本性改革。
1984年6月23日,全国第二步利改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1984年10月普遍推行利改税第二步改革。
1984年6月,健力宝成为中国奥运代表团的首选饮料。
1984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外宾时指出,在农村改革见效以后,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城市改革不仅包括工业、商业,还有科技、教育等,其他行业都包括在内。
1984年6月,吴敬琏在德国举办的比较经济学讨论会上提出区分“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的问题。“行政性分权”是把中央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行政机构;“经济性分权”是将过分集中于行政主管机关的决策权向企业分权。吴敬琏认为,在保持命令经济框架不变的情况下实行分权,损害了计划经济的政令统一,结果是政出多门,整个经济陷于混乱。行政性分权也会造成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割据倾向。经过这样的分析,市场取向的改革就变成了唯一选择。
1984年6月10日,根据《人民日报》报道,利改税第一步改革有成绩,28100户国营工业企业实现1983年利润比1982年增加42.2亿元。
1984年6月15日,《人民日报》报道,结构更趋合理,产品适销对路,经济效益提高,1983年社队工业总产值达757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12%,相当于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
1984年6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1983年,我国乡镇集体企业总收入已占农村经济总收入四分之一。
【武汉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拉开序幕】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1978年年底到1984年10月,率先从农村铺开。在城市,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进行了综合和专项改革试点。从1984年10月开始,改革的重点逐步转移到城市,并扩展到科技、教育等方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武汉市委、市政府积极进行城市改革的试点和探索,但由于历史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政企不分,条块分割,严重阻碍了武汉经济社会事业和城市建设的发展。显然,要进一步推动武汉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就必须推进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1984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武汉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报道,根据国务院的决定,武汉市政府现已拟定出改革试点的10条实施方案。旨在以“两通”为突破口,发挥中心城市的优势。由此,武汉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序幕拉开了。武汉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实质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变型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和探索,在某些方面起到了典型示范作用,在当时全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享有较高的地位。这对于搞活华中地区经济,探索省会大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子,以及充分发挥大城市的经济中心作用,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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