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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3月24日，福建国有骨干企业的55位厂长在《福建日报》全文刊登呼吁书——《请给我们“松绑”》，这是国营企业改革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是当年度具有轰动性的企业事件。“松绑”放权的呼吁很快在全国上下获得共识，开启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先河。这场集聚了企业紧迫需要、领导强力支持、媒体全面配合三大要素的“松绑”放权大变革，就此拉开了企业改革的帷幕。
198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同意将社队企业名称改为乡镇企业，并提出，发展乡镇企业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支柱，是广大农民群众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1984年3月5日，国务院发布《国营企业成本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规定，对企业实行成本管理责任制。厂长（包括经理、矿长、场长和其他企业领导人）对本企业生产经营的经济效果负完全责任。
1984年3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六届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1984年3月21日，中国工商银行印发《关于国营工商企业流动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1984年3月2日，电子工业厅局长会议确定，军事电子装备、大规模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是发展重点。
1984年3月7日，国务院先后批准25个城市的总体规划，国务院在各市总体规划批复中强调，这些城市今后不再新建、扩建大中型工业项目，以保持原有的独特风貌。
1984年3月15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在北京宣布成立。1982年联合国大会第37届会议决定，1983—1992年为“联合国残疾人十年”。这一国际环境背景促使我国必须建立自己新型的残疾人组织。
1984年3月16日，轻工业部向全国轻工业系统发出通知，要求学习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的改革创新精神和海盐衬衫总厂的改革经验。
1984年3月20日，中国计划协会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
1984年3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
《经济科学》（1984年第1期）刊发周叔莲的《集中财力物力和改革经济体制》。文章认为，解决国家和企业的关系是解决企业内部关系的前提。这个前提问题不处理好，企业不仅没有改善经营管理、改进技术的强大动力，还会想方设法把负担转嫁到国家身上或消费者身上，这都不利于改革的健康发展。当前要把改革税制作为城市改革的一个主要环节，以此来实现既集中财力物力，又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
《经济管理》（1984年第3期）刊发蒋一苇的《工业改组与企业联合》。文章认为，工业是一盘棋，企业是一个棋子。如果不能打破地方所有制、部门所有制，尽管煞费苦心地想了各种办法，仍跳不出行政系统的条条框框，改组与联合问题是不会有合理出路的。企业与企业联合成为一个公司，应根据经济需要，要看彼此是否有经济联系，联合之后是否对彼此都有利，因此要尊重企业的意愿。政府可以有意识地加以引导，使其自然形成。如果同行业的企业不能联合在一起，那么，大量的公共性事务该怎么精简？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即组织行业协会。
1984年3月7日，国家烟草专卖局向18个省、市、自治区的57家卷烟厂发放烟草专卖生产许可证。
1984年3月19日，据统计，全国乡镇工业总产值超过800亿元。
1984年3月19日，根据数据显示，1984年能源交通重点建设投资增加40亿元，为提高基建投资效果，重点建设配套工程列入国家计划。
1984年3月25日，根据数据显示，1981年全国婴儿死亡率为34.68‰，全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67.88岁。
1984年3月27日，据统计，1984年高校将毕业27万名本科、专科学生，1.1万多名研究生。
1984年3月29日，我国经济审判工作蓬勃发展，四年审结经济纠纷案件8万多件，对保障经济建设起到了显著作用。
【“松绑”放权大变革拉开帷幕】 1984年年初，邓小平在南方的视察让全国都感受到了进一步扩大改革的决心，很快，在各个领域，突破性事件频频发生，停滞了两年多的“改革列车”再次快速启动。1984年3月23日，福建省55位国有骨干企业厂长、经理齐聚福州，参加“福建省厂长、经理研讨会”。会上，55位厂长、经理提出：“目前体制要大改还不可能，但给企业‘松绑’，给点必要的权力是可以做到的。”55位厂长、经理要求“松绑”的权力主要有三条：一是人事权；二是财权；三是企业自营权。1984年3月24日，福建国有骨干企业的55位厂长在《福建日报》全文刊登呼吁书——《请给我们“松绑”》。这是国营企业改革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是当年度具有轰动性的企业事件。“松绑”放权的呼吁很快在全国上下赢得共识，开启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先河。“松绑”二字日后也频频成为改革的代名词。而发表呼吁书的3月24日还一度被命名为“中国企业家活动日”。这场汇集企业紧迫需要、领导强力支持、媒体全面配合三大要素的“松绑”放权大变革，就此拉开企业改革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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