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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5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这是我国管理货物、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的一部基本法，是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重要体现，是我国与国际经济通行规则和国际商贸法律制度接轨的重要标志。从此，我国对外贸易管理开始走上法制化的轨道。
1994年5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党校工作的意见》。
1994年5月12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1994年5月10日，据《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三定”方案。
1994年5月29日，据《人民日报》报道，我国引入“BOT”投资方式。
1994年5月31日，据《人民日报》报道，经民政部批准，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成立。
1994年5月，国务委员吴仪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评价是，“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她认为该法的主要特点可以归结为两句话：“一是从中国国情出发，二是向国际惯例靠拢。”该法“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促使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的决心”。
1994年5月，外经贸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说明中指出，从改革方向和国际惯例考虑，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审批制度只是过渡的办法，今后将逐渐放宽以至取消。但是考虑到我国的国情，特别是加强外贸领域中，中央宏观调控的需要，在现阶段维护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审批制度是有必要的。从其他国家的立法实践来看，一些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在其发展初期，也都是实行审批制，以后才逐步过渡到登记制。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对此也未作硬性规定。我国对外贸易法既应照顾现实，又要向国际通行做法靠拢，留有余地。
《财贸经济》（1994年第5期）刊发刘尚希的《非国有经济：中国未来经济的主体》。文章提出，我们不能把非国有经济等同于私有经济，非国有化更不等于私有化。非国有经济的外延包涵国有经济以外的各种已有的和正在形成的各种经济，如城镇集体经济、乡镇经济、股份经济、合作经济、合资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这些经济成分的增多，反映出我国所有制结构正日益向着更符合现阶段生产力状况的方向演进。表面看来是公有化程度降低了，但按生产力标准来衡量，所有制结构的这种变化，是一种进步而不是倒退。事实已经说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其中很大份额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
《科技导报》（1994年第5期）刊发吴敬琏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问题和前景》。文章提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改革的战略性措施。其主要任务是：一是先从城市开始，统筹建立全国失业保险基金，由税务部门代理征收，由劳动就业部门掌握使用，也可考虑将部分国有企业的股权划归失业保险基金会，用股权收益作为部分资金来源；二是改革目前的公费医疗制度，分行业或分地区建立医疗保险组织；三是试行养老基金制度，养老金分为两部分，即基本养老金和补充养老金；四是建立全国统一的贫困救济金制度，由民政部门具体负责；五是目前已经建立且业务已得到很大发展的人寿保险公司和财产保险公司，应当分设多家，独立经营，互相竞争。
1994年5月1日，据《人民日报》报道，我国6亿多名劳动者年创总值逾3万亿元。
1994年5月18日，据《人民日报》报道，我国国有资产总量逾3万亿元。
1994年5月21日，据《人民日报》报道，我国农村储蓄存款超7000亿元。
【我国对外贸易管理走上法制化轨道】 我国的对外贸易法律制度是指国家对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这一阶段，中国的对外贸易立法主要以单行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形式出现。1979年之后，随着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的实施，我国进出口贸易迅速发展。大量的对外贸易活动和新出现的对外贸易法律关系，迫切需要对外贸易法律规范予以调整，但直到1994年前，我国的对外贸易立法仍然大量沿袭过去的做法，主要通过修改或制定新的《条例》或部门规章的方式进行。值得一提的是，1979年，我国出台了第一部涉外经济法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86年和1988年，又先后制定颁布了《外资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从而形成了我国吸收外资的三项基本法律。1994年，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当年5月，八届人大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并于同年7月1日正式生效，这是我国法制建设的大事，也是我国发展对外贸易的大事。该法是一部调整我国对外贸易监督管理关系的法律，它规定的是对外贸易关系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权利和义务，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属于国家的行政法。这是我国管理货物、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的一部基本法，是我国与国际经济通行规则和国际商贸法律制度接轨的重要标志，是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重要体现，标志着我国对外贸易管理走上法制化轨道。该法的颁布和实施，必将更好地推动我国的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并为此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对于进一步深化我国外贸体制改革，促进我国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我国涉外经济贸易法与国际规范靠拢、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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