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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富集效应理论由王健（2004） [121] 提出，是指起初的微弱优势通过重要过程的放大，最终会形成更高的优势积累效应，其形成机理在于：一个优先发展的系统之所以能形成强大的富集效应，其根本原因在于系统内部和外部扩张的需求。从内部来看，系统自身强烈的扩张要求使社会性使用成本发挥了积极作用。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为例，其生产第一件产品所耗费的成本要高于第二件相同产品的成本，前提是必须达到一定的生产量。因此，规模扩张成为企业降低成本、增加利润至关重要的生产策略。从外部来看，技术附加和利益附加导致的规模集聚符合低成本演化策略。其中，技术附加是指相关技术向主导技术的集聚，当某一技术在某一地区异常发展后，会迅速吸引更多新的技术、人才和资金，为企业带来规模效应，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并产生更大的引力作用。利益附加是指一种进化上的趋势策略，优势资源的集中为企业带来更高的利益附加，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优势资源，形成优势的“雪崩效应”，推动企业和地区的发展。
在逐利性的驱动下，资源会将注意力以分散态势加注到已经领先的单元上，致使市场上的大部分资源向以微小优势领先的单元汇聚，最终使单元呈几何级数增长。本书以图2-2表示优势富集效应的整个过程。在区域A中，单元在起始点抢先取得优势，虽然能够受到关注并吸引到一些资源，但其范围受到局限，单元在这个区域表现出渐进性的增长，其增长曲线相对平滑；单元一旦经过富集，优势便会凸显，最后致使各种资源向其趋附。在区域B中，单元增长率呈几何级数增长，增长曲线较为陡峭。在区域C中，一旦单元发展壮大到一定规模，资源的富集将保持平稳态势，单元增长率的增长趋向于0，增长率在一个较高的点保持平稳，处于平稳的发展态势。
图2-2 优势富集效应的形成过程
注：本图参考李宏巍（2008） [122] 一文并做了适当修改。
通过对优势富集效应形成机理的分析可以发现，引入优势富集效应能够为我国央企改革提供实践指导。国有资本凭借其产权属性政治关联的优势，能为央企带来资源获取和行业准入等方面的优势，并能形成优势凸显和富集效应。优势富集效应为本书分析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有资本的优势建立—优势凸显—优势富集的路径奠定了理论基础。
鲇鱼效应来源于挪威的一个典故：挪威人喜欢吃沙丁鱼，尤其是活鱼，但是沙丁鱼在运输过程中极易因窒息而亡，只有极少数沙丁鱼能够活着到岸。因此，市场上活沙丁鱼的价格远远高于死沙丁鱼的价格。商家为了延长沙丁鱼的寿命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在装满沙丁鱼的鱼槽中放入了几条沙丁鱼的天敌——食肉动物鲇鱼，鲇鱼在鱼槽中会四处寻找小鱼吃。为了避免被异己分子吞食，沙丁鱼不得不在运输过程中加速身体游动，因此在长途运输中，大部分的沙丁鱼仍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鲇鱼效应”这一原理被频繁运用到经济活动中，并被逐渐演化为企业内部竞争的机制和人才管理的手段。对企业而言，鲇鱼效应是指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采取某种手段或措施激发企业内部的活力，进而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地位。同样，当“鲇鱼效应”作为一种竞争机制和管理手段被引入混合所有制企业改革时，也能够带来一定的竞争效应和刺激作用。对传统国企而言，国有资本在很多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重点行业和领域中占据垄断地位或绝对优势，对其他非国有资本设置了较高的进入门槛，导致国企市场竞争不足。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家逐渐降低了非国有资本的进入门槛，使更多的社会资本也能参与到关键行业和重点领域的发展中，在一定程度上对国企造成竞争威胁，逐步实现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的完全市场竞争，刺激国有资本提高自身竞争优势。而且，鲇鱼效应是一种压力效应，沙丁鱼由于鲇鱼的压力产生活力，国企中的国有资本也是一样。长期以来，国有资产占据主导地位，且经营亏损通常由政府承担，导致国企缺乏市场活力和创新活力，在引入非国有资本后，能充分发挥不同资本的比较优势，通过优化国企的资本结构，盘活优质国有资产存量，改善内部治理结构等提高国企运行效率。
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是对资本结构的调整，更是对多种所有制资本的管理过程，通过引入非国有资本这条“鲇鱼”，在提高公司内部治理能力的同时，能够充分发挥各种资本的协同效应，显著提高央企的发展活力和市场竞争力。同时，鲇鱼效应为本书构建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鱼缸效应模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奥地利经济学家拉赫曼（1956） [42] 认为所有的资本资源都具有异质性，主要表现在资本用途上，且资本“最优”取决于拥有者的“资本计划”和“资本结构”，即资本具有一定环境和使用范围的限制性。由于资本结构是权益资本和债务资本的组合，因此权益资本和债务资本具有异质性。其中，权益资本表现为企业中的资本拥有者（即股东或所有者）的出资，而企业中不同性质的股东对公司治理表现出不同的追求以及不同的报酬率要求（汪平，等，2015） [48] ，股东之间的利益具有相互抗衡性，最终在发生冲突时可以相互抵消。因此，股东同样具有异质性，权益资本的异质性能够通过股东的异质性表现出来。
本书以资本异质性为出发点，对不同所有制资本各自的优缺点进行分析，在“逐利”本性的驱使下揭示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的优势互补效应。
政治关联理论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克鲁格（Krueger, 1974） [123] 对企业寻租行为的研究，企业与政府之间保持良好的关系能为自身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从而促使企业愿意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与政府或官员建立联系，以求为企业创造额外收益。
对政治关联的认定主要集中在企业高管同政府之间的隐性关系上，通过企业高管自身所具备的政治背景体现。布什曼（Bushman）等（2004） [124] 和阿迪卡里（Adhikari）等（2006） [125] 在研究中将企业中国有股的比例用作衡量企业政治关联的标准和程度。
政治关联存在两个效应：一是“扶持之手”效应，政治关联可以为企业带来税收优惠、融资便利、壁垒行业准入便利和获得政府补贴等利益，有助于提高企业绩效和企业价值；二是“掠夺之手”效应，政治关联容易促使企业过度投资，增加企业的非生产性支出和产生企业的寻租成本，同时，企业容易成为政府实现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目标的工具，最终有损企业价值并对企业长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本书基于政治关联理论，将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国有资本认定为一种基于产权属性的政治关联，具有“扶持之手”的效应，可以为企业带来资源获取和壁垒行业准入便利的优势。
公司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涵盖三个层次：基于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由于实际利益不一致而产生利益冲突，造成代理成本；基于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善的情景，在确保委托人利益不为代理人侵害的要求下，形成了公司治理。詹森和麦克林于1976年对公司治理进行界定，指出公司治理是为了协调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动机，并将难以避免的自利管理行为产生的成本降至最低的过程 [16] 。
委托—代理理论是在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基础上，为解决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产生的，主要研究委托代理关系，是对契约理论的重要发展。委托—代理理论认为，两权分离使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不一致，从而产生委托—代理关系。虽然公司治理结构先后经历了以管理层为公司治理中心、以股东大会为公司治理中心和以董事会为公司治理中心的一系列改革，但均未解决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
在公司实践中，虽然外部股东持股在公司权益资本中占绝大部分，但并不能对公司进行有效控制，整个公司的主要控制权却被持有少量股份或不持有股份的经营管理层掌握。在信息不对称和公司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目标不一致的双重原因下，经营者就会存在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牺牲公司所有者及公司利益的动机。因此，委托—代理理论能够解释公司实践中的问题，为解决公司治理问题提供了借鉴。
在本研究中，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分析央企在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前因国有资本在企业中“所有权缺位”导致对公司内部治理的不利影响，为引入非国有资本的鲇鱼效应创造了空间。
利益相关者理论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其核心思想为外部控制型公司治理。弗里曼（Freeman）和里德（Reed, 1983） [126] 分析了影响公司目标实现的诸多因素，将股东、债权人、员工、供应商以及消费者等视为微观影响因素，同时也认为政府、社区和环境保护等是影响公司目标实现的宏观因素，并将这些因素统一纳入利益相关者管理的范畴。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公司各利益相关者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单个个体的行为会受到其他利益相关者行为的制约，不可能无限度地扩充自己的利益目标而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否则公司既定的契约条款会被破坏而形成新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可见，股东在公司承担的是有限责任和风险，其他利益相关者则必然担负着剩余风险。
因此，在现代公司实践中，公司除了维护股东利益和自身利益外，还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利益相关者理论为本书分析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社会效应构成要素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也为构建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社会效应的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了框架借鉴。
“共生”一词最早源于生物学，是指不同类型、种类的生物利用彼此的特性共同生活、相依为命的现象。袁纯清（1998）将生态学中的共生概念及相关理论应用到国家的小型经济研究中，指出共生不仅是一种生物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并在辩证唯物主义和系统科学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了共生理论的基本框架 [127] 。
共生主要体现了两种及两种以上的生物之间在生理上彼此平衡的状态，既是广泛存在的生态现象，又是生物体顺应生态环境的一种动态适应过程和达到平衡状态的结果（王德利和高莹，2005） [128] 。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是共生的三大基本要素，如表2-1所示。
表2-1 共生的三大基本要素
注：本表由作者根据袁纯清（1998） [127] 所著文章及其他研究文献整理而成。
三大基本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方面反映了共生单元之间实现共生的条件、性质和特征，另一方面反映了共生的动态演化方向以及共生系统的发展规律，任何共生关系都是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的综合结果。
共生系统是指在各共生单元之间依据一定类型的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集合的总称。将
记为共生系统状态向量，则可以通过对共生模式按照组织模式和行为模式进行不同的组合，进而得到共生系统的基本状态，如图2-3所示。
图2-3 共生系统的状态
注：本图根据袁纯清（1998） [127] 所著文章图片进行了适当修改而成。
图2-3是共生系统可能存在的基本状态。对这些基本状态及其变化进行分析，既可以促进人们对共生系统进行充分的认识和探索，也为人们优化共生系统指明了方向，即较优的共生系统总是趋向一体化共生和对称互惠共生。
共生理论认为，共生的本质是协调与合作，在整个自然界和社会中普遍存在，互惠共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本书将共生理论的概念和原理应用到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效应的研究中，并作为分析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价值创造效应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两种资本在共生环境下能否实现双赢以及能否实现企业层面的价值创造。
价值创造理论主要研究价值是如何产生的。法国经济学者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指出，价值是消费者对产品使用价值的主观效用评价，这种效用性价值离不开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的投入，并呈现出协同效应和收益性。协同效应是指在价值创造过程中，需要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的“生产性服务”；收益性是指各要素均能获得各自的收益，如劳动要素获得工资报酬、资本要素获得利息收入、土地要素获得地租等。工资报酬、利息收入、地租等反映了各要素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成本耗费，进而决定了商品的价值大小。
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价值创造既是企业发展的最终目标，也是企业长期生存的基本保证。自亚当·斯密于1776年提出劳动分工以来，学术界对企业性质、企业价值等进行了深入探索，并逐渐形成了以能力、价值链、竞争优势为基础的企业价值创造理论。本书主要对能力价值创造中的动态能力理论进行分析。动态能力理论认为，企业在整合内外部要素的基础上，能够充分利用优势资源形成自身竞争优势，如企业内部克服组织惯性，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从企业外部吸收和聚集优势资源与资本，发挥资源协同效应，进而获得更大的企业价值。
对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央企而言，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都有各自的优缺点，央企的价值创造离不开这两种资本的参与。价值创造理论为本书分析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资本的价值创造效应提供了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