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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已经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形态。我国多个政府文件均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区域优势互补、城乡融合发展，形成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以城市群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2006）首次提出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2013）提出城市群要成为带动区域发展的增长极。《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2014）初步规划了21个城市群。中央城市工作会议（2016）从城市发展角度明确要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科学规划城市空间布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2016）提出建设“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加快19个城市群的建设发展进程。2018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提出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推动区域板块之间的互动融合发展。2019年8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提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2018年统计数据显示，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七个城市群土地面积总和为120.3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12.50%；七个城市群年末总人口数为60904万，占全国年末总人口数的43.81%；七个城市群地区生产总值为540013亿元，占全国生产总值的60%
。可见，城市群作为新的增长极在带动本国或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是支撑全国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
城市群内“服务业向中心城市集中，制造业向外围扩散”的产业分工格局日趋明显，并不断强化。如图1-1和图1-2所示，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内，中心城市北京和上海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分别是本地区的最低值和最高值，说明随着分工的不断深化和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已经逐渐与制造业相分离，成为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产业部门。同时由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密切的技术关联，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动态协调发展关系，因此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往往在空间上表现为产业协同集聚，这一特点在城市群内表现得尤为明显。强化城市间的产业分工协作也是国家发改委明确提出的城市产业发展方向。国家发改委2019年发布的《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以推动都市圈内各城市间专业化分工协作为导向，推动中心城市产业高端化发展，夯实中小城市制造业基础，促进城市功能互补、产业错位布局和特色化发展”。依据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外围”理论以及产业梯度转移理论，由于中心城市的人力资本和信息资源相对充裕，外围城市的生产要素价格相对便宜，研发、管理和专业服务部门逐渐向中心城市集聚，成为城市群内的生产性服务中心，而对要素价格较为敏感的制造业逐渐向外围城市迁移，最终在城市群内部形成具有密切产业关联的新型“中心—外围”产业空间布局，其主要特征是：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心城市集聚，制造业分布在外围城市。
图1-1 京津冀城市群2019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计算所得。
图1-2 长三角城市群2019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计算所得。
城市群内区域差异显著。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一直是我国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众所周知，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不仅会造成资源空间配置的失衡、区域经济发展机会的不均等，而且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最终会危及社会经济的健康、持续与和谐发展。城市群是以区域中心城市为主体，与周边的中小城市共同组成的城镇体系，非均质的空间结构使其内部区域差异表现得更为明显。2018年京津冀城市群内北京市人均GDP最高，为140211元，邢台市人均GDP最低，为29210元，北京市人均GDP为邢台市的4.80倍，两者绝对额相差111001元，同期长三角城市群内上海市人均GDP为134982元，而安庆市人均GDP为41008元，上海市人均GDP为安庆市的3.29倍，两者绝对额相差93974元。图1-3和图1-4分别为2003—2018年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内部最高最低人均GDP比值和差值，从图中可以看到虽然人均GDP的相对差异在缩小，但在人均GDP总量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城市群内部人均GDP的绝对差额直线上升。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调研发现，在河北省环绕京津的区域有25个贫困县、200多万贫困人口，集中连片，与西部地区最贫困的“三西地区”（定西、河西、西海固）相比，处在同一发展水平，有的指标甚至更低，提出了“环京津贫困带”的概念。伴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家脱贫攻坚战的实施，2020年河北省环京津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但与京津之间的相对发展差异依然较大。已有研究表明，城市群作为经济增长极，城市群内各城市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快速发展，但从人均GDP来看，其区域内存在明显的发展差异。
图1-3 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内部最高最低人均GDP比值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2019）计算所得。
那么，面对城市群内产业分工的发展和城市群内显著的区域差异，我们既要对产业分工模式进行深入分析，也要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城市群内的非均衡发展。客观来讲，区域差异的形成并不是由一个或几个因素导致的，而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且在不同时期主要影响因素也存在较大差异。已有研究认为影响区域差异的因素包括地理区位、自然禀赋、产业结构等，这些因素主要通过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不均衡导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城市群内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形成“中心—外围”的产业空间结构，这种产业分工模式使不同产业类型在不同区域集聚，从而形成显著的经济活动空间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或异质性不仅体现在以城市群为整体的区域范围内、城市群的中心和外围间，而且体现在城市群的外围区域内部。那么，推动城市群内产业分工发展的因素有哪些？城市群内产业分工对区域差异究竟有多大影响？对不同的空间层次，其作用效果是否相同？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城市群内产业分工及其对区域差异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
图1-4 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内部最高最低人均GDP差值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2019）计算所得。
目前关于分工与区域差异问题的理论研究多是在Marshall的外部经济理论和Krugman的“中心—外围”理论的基础上演化和拓展，并且主要以制造业或服务业集聚为研究对象。对于具有较强产业关联性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形成的新型“中心—外围”分工模式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对于其与区域差异之间的研究，无论是内在机理还是分工效应的研究都比较薄弱，尚未建立起系统、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且不同学者由于研究视角、所选取的研究样本以及研究方法的不同，其研究结论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群的发展壮大，城市群内“服务业向中心城市集中，制造业向外围扩散”的新型产业分工格局日趋明显，为我们理解城市群内产业分工形成过程及其与区域差异的关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研究样本。本书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考察城市群内产业分工的形成机理，并探究其对城市群内部区域差异的影响机制，从而搭建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打通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空间产业分工与区域差异之间的理论分析脉络。这不但可以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同时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丰富了对城市群内部分工问题的研究。相关研究结论可以为政府部门制定合理的区域发展政策，深化区域合作与分工，提高资源空间配置效率，实现区域协调、协同和共同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开阔思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如何正确认识和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已成为中国现阶段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问题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与政治问题，如果地区间差异过大，不但不利于整体经济发展，而且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分工是经济增长和区域差异的源泉之一，长期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以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为基础形成的产业分工与区域差异关系密切，对城市群内的非均衡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谈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时着重强调：“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要立足现代产业分工要求，以京津冀城市群建设为载体，以优化区域分工和产业布局为重点。”本书从城市群总体空间差异、中心和外围间的区域差异、外围城市间的区域差异三个空间层次，多角度研究城市群内产业分工对区域差异的正向和负向影响，有助于制定城市群内科学合理的产业发展政策，指导城市群产业合理布局和协同发展，从而提升城市群整体竞争力。由此可见，从产业分工视角研究区域差异问题，能为区域差异的治理提供参考，这对于实现城市群乃至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