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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慈善捐赠动力机制是慈善捐赠理论研究的重要方向。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个人慈善捐赠的研究大多聚集在分析个人慈善捐赠的影响因素上，对个人慈善捐赠动力及其机制问题研究甚少，导致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度远远不足。就目前收集到的相关资料来看，虽然有一定数量的个人慈善捐赠相关研究的文献。但是，专门论述个人慈善捐赠动力机制的专著尚未见到。作者以“个人慈善捐赠”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的“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库”进行检索，2000年以来检索结果为4210条，其中没有博士学位论文，仅有12篇硕士学位论文。在此基础上，以“动力”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检索结果为4条，无硕博士学位论文。以“动力机制”为关键词进行精确检索，结果为2条，均为期刊论文。从整体上来看，对个人慈善捐赠问题及个人慈善捐赠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很多，但是对个人慈善捐赠动力机制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个人慈善捐赠的动力要素、运行机制进行系统、深入，以及综合性分析的研究尚不多见。
从以往研究来看，国外学者对个人慈善捐赠的研究主要从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视角来研究影响个人慈善捐赠行为的因素及动机。通过在ISI Web of Knowledge（ISI）、ABI/INFORM、Emerald三大数据库中搜索结果如表1-1所示。
表1-1 国外三大数据库中关于个人慈善捐赠的研究情况
与普通消费者行为研究相似，西方学者在个人慈善捐赠研究中先将研究视角对准了个人慈善捐赠动机的研究。
从经济学理论分析，人们从事任何活动的根本动机都是在不断追求自我效用的最大化。从个人慈善捐赠行为来看，捐赠者没有在捐赠活动中获得任何收益，在许多人看来，个人慈善捐赠行为并不符合“利己”这种人类行为分析的理论基础。1988年，Dawes等在其文章中谈到效用最大化是个人慈善捐赠主体在实现自我偏好时所感受到的一种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受“快乐着人的快乐”驱使，利他行为本身也能够给个人带来他所认为的福利最大化。
Becker（1993）研究认为，捐赠者自我满足的另外一种原因来自他人效用的增加。在一些学者建立的传统捐赠模型中，个人捐赠者的效用主要基于慈善捐赠行为的外部性因素，而不是自己捐赠数额的多少。
个人捐赠者的慈善捐赠行为提高了受捐者的福利水平，基于利他主义动机的个人捐赠者就因此获得一种效用，这是一种只利他不利己的纯利他主义。
Steinberg（1991）则批判了慈善捐赠的纯利他主义模型，Steinberg研究认为一旦政府等捐赠者加大慈善捐赠的外部供给，那么基于纯利他主义之上的捐赠者便会遭受“挤出效应”的冲击。
此外，以Andreoni（1989）为代表的有条件利他主义者将捐赠者的私人利益引入传统利他模型中，捐赠者的私人利益的实质是捐赠者在发生捐赠行为之后身心得到的一种满足感，Andreoni认为利他主义动机模型建立在有条件利他主义者基础之上会更加接近于现实生活中的实际状况。同时，一部分国外学者对于建立在利他主义动机基础上的个人捐赠行为，展开了更深层次的研究，研究认为个人捐赠者产生利他主义动机只能说明有捐赠的可能，但最终实现个人慈善捐赠行为还必须具备对慈善组织的信任、对慈善组织财务运作的熟悉等条件。Smith、McSweeney（2007）则在研究中认为，如果个人捐赠者在慈善捐赠认知和感知方面出现负面影响，则其慈善捐赠动机将会迅速消失
。
按照Fong（2007）、Bekkers和Wilhelm（2006）的研究，运用道德准则和社会公平秩序可以对个人慈善捐赠行为进行解释，人们往往在面对不公平待遇时，其内心会产生向往公平状态甚至达到平均主义的需求。道德准则是社会规则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某些社会成员违反了社会的道德准则，必然会受到道德的谴责，进而遭受社会压力和其他社会成员的异议
。Laffont指出，个人主义因素应该与社会行为划清界限，认为“你不得不这样行动，即是你的行为准则，这成为一条普遍的法则”。
正是基于康德自律这一学说之上，Sugden（1984）认为当个人捐赠者产生慈善捐赠行为决策时，会考虑自己的捐赠行为是否和其他社会成员的捐赠行为具有一致性，当发现其他社会成员的捐赠行为与自己预想一致或已超出自己的预期水平时，那么就会考虑自己的捐赠行为，并促使其产生更多的慈善行为，在这一问题上，Bordignon和Roemer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Sugden的观点。因此，社会的道德规范压力和亲社会价值观就被认为是个人慈善捐赠行为的重要动机。
众多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人的天性是利己的，在许多情况下，个人的慈善捐赠是带有功利色彩的。Becker认为，个人慈善捐赠行为其实是迫于他人的指责和社会的压力而产生的一种外在表现。此外，Glazer和Konrad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认为个人慈善捐赠是那些渴望显示自身实力的人们的一种获得社会认同的显露方式，其实质是发挥名誉传递功效。
在此基础上，Batesonetal和Alpizaretal（2007）研究认为个人捐赠者产生慈善捐赠行为后，若能获得社会和他人的认可与赞誉，则其捐赠行为发生的频率和捐赠的数额都会相应地提高和增加。
Karlan和Bekkers认为，大多数人认为慈善捐赠是有成本的，当个人捐赠者认为其慈善捐赠行为付出的成本越低，产生慈善捐赠动机的可能性就会不断增加。
那么，如何界定个人慈善捐赠成本呢？Barrett认为，个人捐赠者对捐赠成本的感知源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源自数额大小的影响，另一方面源自税收政策的影响。国外学术界在研究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动机时也时常将个人的心理因素归于其中，许多学者都曾运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研究个人捐赠者的行为动机，Batson和Shaw（1991）、Freedman和Fraser（1996）、Bennett（2003）、Bekkers和Wilhelm（2006）等许多国外学者的研究都表明了个人捐赠者的捐赠行为是建立在个人低层次需求满足之后，在归属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等较高层次需要的促使下产生的。
国外一些学者认为，个人捐赠者的慈善捐赠更多的是在遵循社会规则中的“互惠原则”，而不是单纯为了扶危济困，帮助他人。“互惠原则”所倡导的理念是基于三类个人慈善捐赠动机的，一是回报过去的帮助；二是希望自己以后遇到困难时也能从其他人那里获得帮助；三是希望建立一种互帮互助的社会交易规则。Buraschi和Cornelli（2002）在其研究中论证假设“互惠原则”成立，个人捐赠者如果能从慈善组织获得某些声誉或物质的回报，那么，个人捐赠者将进一步产生慈善捐赠的动机或者增加其慈善捐赠的数额。
西方学者对个人捐赠者的慈善捐赠动机的研究大多只关注单一动机，然而，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蕴含着多元动机，其慈善捐赠行为的产生往往不是单一动机驱动的结果，而是多元动机联合驱动的结果（Bekkers and Wiepking, 2007）。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个人捐赠者的慈善捐赠一直是慈善组织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关于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的研究一直备受学术界重视，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
在西方，以“慈善意识”为论题的研究并不多，但与慈善相关的诸如慈善事业、慈善组织、宗教慈善信仰、慈善价值观的研究却较为普遍。尤其是以美国为例，有关慈善事业的系统性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3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慈善研究中心的罗伯特·佩滕教授（Robert Payton）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第三部门研究委员会，佩滕教授指出，慈善事业的学术研究已经成为美国高等教育中一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从那时起，美国学术界开始涌现大量关于慈善问题的研究。
其中，Robert H. Bremner的《美国慈善事业》对美国人的慈善观念作了详尽的阐述。在开篇即提道：“趋势表明，世界慈善事业与其所带有的观念在美国引起了复杂的情绪。许多美国人担心国人的慷慨被滥用……无论慈善家的个人慈善动机是什么，慈善事业本身的目的是促进人类的福利、幸福和文化。”
可见，慈善的存在是有其重要意义的。J. B. Schneewind于1996年出版的《给予：西方的慈善观》对西方的慈善观及其历史脉络作了详尽的阐述，“对慈善、公正与道德进步，动机、认知与慈善捐赠等相关性作了分析”。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2003年所作的一项研究报告《慈善选择——来自三个州的实证结果》，通过对实证研究的方式论证“基于信仰的组织”（宗教组织）的慈善功能；Andrea Boggio于2005年发表的《慈善信托和人类研究基因数据库：未来的发展方向吗？》中谈到了医学伦理与慈善的问题；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教授Madhu S. Mohanty于2011年发表的《慈善机构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理论分析》一文中认为，“不管一个社会当前的发展水平如何，只要社会富裕阶层自愿承担造福贫困阶层的志愿服务活动，那么这个社会仍然可以达到一个更高层次的主观幸福感”。
可见，美国学者普遍认为慈善有助于社会幸福感的提升。
众所周知，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慈善文化已经非常成熟。学者们从深层次探究了慈善的意义：“所有的前提必须建立在对慈善真正了解的基础上，慈善为什么产生，为什么存在？”
慈善研究终身教授、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慈善研究中心罗伯特·佩滕、南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副教授麦克·穆迪博士（Michal Moody）2008年发表的《理解慈善——意义及其使命》是一本非常权威的著作，他们从三个方面展开对慈善的探究：首先慈善是什么，即慈善的定义；其次如何去做慈善，即慈善事业的开展；最后慈善何为，即慈善的使命和信条。该著作中提到究竟是什么推动了美国慈善事业的迅猛发展，两位教授认为，“慈善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慈善组织，没有了慈善组织，也就不会有美国今天的慈善事业”。
Bronfman、Charles Solomon和Jeffrey于2010年出版的《给予的艺术：灵魂与商业计划相遇》（
Art of Giving
：
Where the Soul Meets a Business Plan
），不仅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了施予的快乐，还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慈善投资的重要性。
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量的国外学者开始将研究的焦点对准在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上，试图通过一系列研究，发现和总结出影响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的主要因素。当时有许多学者选取了社会学的人口统计特征作为研究视角，认为对人口统计特征的研究可以发现影响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的因素。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当时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国外学者从这些研究中发现，人口统计特征中的年龄、性别、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宗教信仰、职业类别都会对个人捐赠者的慈善捐赠行为产生重要影响。部分西方学者十分推崇人口统计特征与个人慈善捐赠行为的结合研究，认为运用此类方法来研究“谁在捐赠”比研究个人捐赠者“为什么捐赠”更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因此，在人口统计特征基础上对个人捐赠进行分析，能够使慈善组织有效地识别出潜在的个人捐赠者，为制定募捐政策和策略提供依据和参考。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对仅从人口统计特征视角来研究分析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因素提出质疑，于是一部分学者开始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对一些学术成果进行检验，通过研究，学者们发现仅从人口统计特征来研究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并不科学。2004年，Brooks分别选取宗教信仰、婚姻状况、收入水平及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特征来进行实证分析，通过一系列实证研究，Brooks发现这些人口统计特征的变量与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之间存在较弱甚至不存在相关性。2007年，Feldman在其论文中验证了个人捐赠者的年龄、种族等人口特征与其慈善捐赠行为并没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2003年，Lee和Farrell在其实证研究中指出，个人捐赠者的年龄、职业、收入水平和婚姻状况与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2007年，Bekkers和Wiepking在对大量关于个人慈善捐赠行为的文献进行研究后发现，以往的研究大多关注“谁在捐赠”，这种研究仅仅属于一种描述性研究，尽管描述性研究对个人慈善捐赠行为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却没有更加深入地探究和阐述人口统计特征与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之间的关系机理，因此，如果把此类研究结果应用到实践中，对于那些慈善组织的募捐者来说，价值有限且可操作性差。
鉴于学术界对从人口统计视角对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存在质疑，因此，部分国外学者开始将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与心理学、经济学和营销学等多学科进行结合研究，试图为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的研究开辟更广阔的研究视角。
一部分西方学者通过运用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研究发现个人捐赠者的捐赠收益是影响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的重要因素，研究者认为个人捐赠者的捐赠收益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收益，而是涵盖慈善捐赠行为所带来的声誉收益、精神收益和内心收益。例如，社会知名人士的个人捐赠行为，主要是通过慈善捐赠来获取声誉收益；一些公益人士考虑的是精神收益；而一些通过慈善捐赠行为来对自己“赎罪”的人士考虑得更多的则是内心平衡的收益。Todd、Lawson（1999）和Weerts、Ronca（2007）分别指出，在充满关爱的社会氛围中，个人捐赠者会受到社会氛围的影响，进而产生乐善好施的道德情操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人捐赠者产生慈善捐赠行为。
还有一部分国外学者则从社会捐赠需求的视角来对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进行研究，有效揭示个人捐赠者在进行慈善捐赠时为何会更加青睐教育、卫生、环境等领域；另外在一些重大自然灾害发生时，短期内会有大量的个人捐赠者进行捐赠，因为这些领域或事件的捐赠需求较为强烈。
还有部分西方学者则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影响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的因素。2001年，David发现个人捐赠者的慈善捐赠行为通常受税收因素影响，一是通过税收激励和减免来降低个人捐赠者的捐赠成本，二是通过降低税率提高税后可支配资金从而增加捐赠量。
Rooney等则在2005年运用经济学研究后发现，政府、慈善组织和个人捐赠者都处在同一个场域环境中，则政府对慈善组织的公共财政扶持会影响个人捐赠者的慈善捐赠行为；政府如果增加对慈善组织的财政支持，则慈善组织对个人捐赠者的募款积极性就会降低，此时个人捐赠者就会因为“挤出效应”而减少。
总结西方文献可以发现，西方学者除了运用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学科来对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进行研究外，还有一些学者采用营销学来研究个人慈善捐赠行为。Fox、Kotler、Sargeant、Bryant等学者都在其研究中指出，个人捐赠者的慈善捐赠行为同样受慈善组织的募捐策略或慈善宣传的影响，这些策略和宣传会对个人捐赠者的感知产生正面或者负面的刺激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的产生。
以上国外文献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影响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的某一项或几项的研究上，研究较为单一。因此，国外部分学者在整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不仅仅是一项或者几项因素影响的结果，而是受多重复杂因素共同影响的一种行为。
美国学者Sargeant发现了以往学者研究的不足，Sargeant认为以往一些学者对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研究时，研究范围和视野过于单一，有的仅从经济学视角来关注个人捐赠行为的影响因素，有的则从社会学的视角来关注影响个人捐赠行为的社会因素，还有学者从心理学角度来研究影响个人捐赠者产生慈善捐赠行为的心理因素，或者是从政府或慈善组织视角来研究一些外在影响因素，这些前人的研究大多数只从这几个方面来进行研究，但是现实中的个人捐赠者的慈善捐赠行为往往面对的是复杂多元的影响因素，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Sargeant进一步提出，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的产出形式是十分多样的，包括现金捐赠、实物捐赠、时间捐赠等形式。Sargeant建立了一个受外在、内在多重影响下的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研究模型，如图1-1所示。这一研究模型是第一个较为完整地揭示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的理论模型，在学术界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图1-1 Sargeant个人捐赠行为研究模型
资料来源：Sargeant（1999）
此后，国外的一些学者在Sargeant的理论研究模型上做了修正。以Teich（2001）为代表的一部分西方学者认为，在Sargeant的理论研究模型中，还应该引入社会行为学的相关指标，同时认为作为一种特殊的消费者行为，外在的社会压力是影响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因此，Teich在基于消费者行为研究中最为普遍的消费者行为模型的基础之上，构建了“态度—意愿—行为”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模型，如图1-2所示。
图1-2 Teich个人慈善捐赠行为模型
资料来源：Teich（2001）
Teich的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模型在西方学术界获得了许多认同。Teich的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模型不仅把影响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的一系列变量进行了整合，还发现了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的外在变量、内在变量和行为变量之间的作用机理，极大地丰富了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的研究，并且Teich在实践层面提出该模型在不同的应用环境下，可以进行适当的微调和拓展。
此后，不断有学者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进行拓展和修正，并构建新的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模型。Sargeant和Woodliffe在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2007年提出个人慈善捐赠行为研究模型，如图1-3所示，但该模型存在一定的缺陷，没有通过实证进行检验，其可靠性有待进一步验证。此外，该模型在实践层面上应用性较差，而且模型中没有设定慈善组织的营销活动等变量对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
图1-3 Sargeant和Woodliffe个人慈善捐赠行为研究模型
资料来源：Sargeant和Woodliffe（2007）
国内学者有关个人慈善捐赠的研究较多，但有关个人慈善捐赠动力机制的针对性研究较少，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国内学术界对个人慈善捐赠的研究集中在我国个人慈善捐赠发展状况的研究上。国内学者刘孝龙认为我国民众的慈善意识和慈善理念存在很大程度的偏差，导致个人慈善捐赠的参与率较低，我国慈善事业总体呈现“个人慈善捐赠冷清”的特点。研究表明，超过50%以上的受访者认为慈善捐赠属于一种政府行为，是政府救济的一种，同时认为慈善捐赠是富人应尽的社会义务；一些受访者表示虽然参与过慈善捐赠活动，但这种慈善捐赠却是一种在单位、学校和社区动员下的被动捐赠，并非个人主动进行捐赠；还有一些受访者对慈善事业和慈善组织没有了解，甚至有些受访者从未听说过。总体来说，正是由于广大民众的慈善意识和慈善理念存在偏差，导致个人捐赠的参与度较低，与“慈善是全社会共同的道德事业，每一个公民都有帮助他人的责任和义务”存在较大差距。
另外，个人慈善捐赠的发展现状还体现在个人慈善捐赠的数额与当前的国民收入不成比例，国民收入不断提高的同时，个人慈善捐赠的数额却上升缓慢。官方统计表明，2015年我国人均捐赠额仅占当年人均GDP的0.013%；即使在2008年，亿万民众的慈善捐赠热情被无情的灾难激发时，其人均慈善捐赠额也仅占当年人均GDP的0.145%。再者，我国富豪和民营企业家的个人慈善捐赠并不活跃，富豪和民营企业家慈善捐赠的数额与其拥有的财富不成比例。在一些拥有发达慈善事业的国家中，大量的富豪以把财富回馈社会为荣，进行了大量的慈善捐赠。据历年《福布斯》杂志发布的“美国富豪慈善榜”统计，在过去的10年，美国富豪累计捐赠的总额为2000亿美元，其中，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迄今为止已经向“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捐出310亿美元，约占其个人净资产的45%；反观《福布斯》杂志发布的“2015中国慈善榜”中，大陆前100名富豪只有三成在此榜单中出现，上榜的富豪个人慈善捐赠总额也只占其资产总额的百分之几。据中华慈善总会公布的数据，在该会成立的10年间，内地富豪的慈善捐赠额仅占总会10年慈善捐赠总额的15%。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国内学者对当前我国个人慈善捐赠呈现的特征进行了综合分析。
首先，广大民众的个人慈善捐赠偶然性强，尚未实现日常化。学者俞李莉研究发现，目前我国民众有效的个人慈善捐赠渠道尚未形成，大部分个人慈善捐赠是在一些灾难面前所产生的具有较强动员色彩的突击性捐赠，除此之外，民众的日常性个人捐赠很少。调查表明，86.0%的个人捐赠者认为在一些大灾难发生时，内心对灾区群众深感同情才进行慈善捐赠，只有6.0%的个人捐赠者会经常性地进行慈善捐赠活动。以2008年汶川大地震为例，在突如其来的大灾难面前，全国各地的民众纷纷参与向灾区捐赠的慈善活动，但回归到日常生活中，大部分民众对慈善捐赠渠道、慈善组织并不了解，日常个人捐赠根本无从谈起。
其次，我国现代慈善捐赠主体格局虽未成型，但在不断发展变化。我国的慈善捐赠事业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尤其是在1998年、2003年、2008年等自然灾害高发年份。尽管慈善事业发展迅猛，但我国慈善捐赠的绝对数额和相对数额依然较少，都远远不足全国GDP的1%。一些学者指出，我国慈善捐赠事业发展的总体格局是“党政事业单位和企业捐赠为主、民众的日常个人捐赠为辅、遗产捐赠几乎没有”。
然而，现代慈善事业兴旺发达最主要的标志则是个人慈善捐赠为主，遗赠和基金会捐赠为辅，企业捐赠为补充。
不过，近年来我国的慈善捐赠格局正在悄然发生着一些变化。根据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城市的社情调查，有90%的受访者表示向受灾地区捐赠过款物。
通过对国内近年来相关文献的检索可以发现，在对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国内学者的分析角度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在研究视角选取上存在差异，学者们分别从管理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角度进行研究分析；此外，一些学者选取某一类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还有部分学者则综合多种影响因素进行整合研究。
国内学者关于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影响因素的综合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定性研究层面。刘新玲研究发现个人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因素源于多个方面，其中，个体生存势差是个人慈善捐赠行为的社会基础；生活保障是个人捐赠者产生慈善捐赠行为的经济基础；对弱者的同情和关爱则是个人慈善捐赠行为的道德基础；文化因素和宗教伦理则是个人慈善捐赠行为的文化基础；理性财富观是个人捐赠者的价值基础，慈善氛围和制度则是个人捐赠者的环境基础。这六种基础实质上构成了个人慈善捐赠行为的三大基本条件，其中，个体的生存势差和经济状况是决定慈善捐赠行为是否发生和能否发生的先决条件，促使个人捐赠者产生慈善捐赠行为的外部条件则是慈善氛围和制度措施，而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的道德基础则是循循善诱的文化、宗教信仰以及同情关爱和理性财富观。
董文杰则认为个人捐赠者的心理需要、信仰、道德素质等内在因素和政策制度、文化传统等外在因素综合影响个人捐赠者的慈善捐赠行为。
此外，部分国内学者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学者张楠、张超从供给与需求的角度对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供给主要受税收政策、个人收入水平及个人捐赠者偏好等因素影响；此外，张楠、张超的研究表明卫生、教育、环保等领域吸收了大量的个人捐赠资金，是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的主要流向。此外，除了一些突发的自然灾害和特殊事件外，贫困人口和学龄人口的增加都会在短期内增加慈善捐赠需求。同时，慈善捐赠的需求和供给也受政府财政支出及媒体宣传的影响。
黄振云在对返乡农民工捐赠的实证调查中发现，其经济收入、家人对其行为所持的态度、慈善组织的管理规范、国家政策导向以及其他爱心人士的示范作用等因素是影响返乡农民工产生慈善捐赠行为的主要因素。
慈善事业是一项全社会的道德事业，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慈善认知水平的高低是衡量慈善事业发达与否的重要指标，个人捐赠者的慈善认知内涵十分广泛，国内学者对慈善认知的研究一般是从“慈善意识”“对慈善的理解”“对慈善的认识”等几个方面开展的。
国内学者吴燕在其研究中提出，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等优良传统逐步被遗弃，多数民众对慈善的认知存在误区和障碍，大部分民众认为慈善事业的发展与壮大应该由政府和富人去承担，跟普通人关系不大，同时，慈善组织较低的公信力和“熟人文化”等因素又进一步制约广大民众慈善意识的形成，“熟人文化”使广大民众更倾向于帮助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亲戚朋友，而不习惯按照现代慈善事业的方式将善款捐给慈善组织，由慈善组织救助那些处于困境中的陌生人。此外，广大民众对一些新闻媒体频频组织的不规范募捐活动已经在心理上产生了“道德疲倦”，特别是近年来频频曝光的慈善丑闻，严重挫伤了慈善事业发展的民众基础，许多民众担心自己的善良和同情被利用，致使更多人对慈善捐赠变得更加防范和谨慎。
此外，刘美萍和王小波在其研究中发现，除了慈善意识及传统慈善观念对慈善事业发展产生阻碍外，一些地区尤其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浓厚的宗族情结和乡里情结导致慈善事业的内敛性和封闭性，同样为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部分学者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现代慈善事业，希望能从中探寻可借鉴的方法，国内学者何汇江在研究美国慈善事业的基础上，认为美国慈善事业之所以发达，其重要原因就是美国的个人捐赠者具有较强的慈善意识、经济基础及浓厚的社会慈善氛围。
除此之外，一部分国内学者运用定量的方法对个人慈善意识发展状况进行研究。杨明伟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济南市223名常住人口开展了公民慈善意识的调查研究，发现了受访者对慈善事业的认识和了解情况、相关外部因素的影响以及由此催生的慈善行为倾向特征。杨明伟通过研究发现，绝大部分的受访者能够分辨慈善事业和商业活动的区别，对慈善事业的功能和性质也有较为清晰的认识，这是现代慈善意识的重要基础，但是，大部分受访者仍然认为政府是发展慈善事业的主要力量，应该承担慈善事业发展的主要责任。
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法规、政策的保驾护航，而且需要文化对其进行哺育和支撑。现代慈善价值观作为一种文化支撑要素，是现代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核心理念，如何将现代慈善价值观渗透到广大民众的意识中，是当前慈善事业发展的首要任务，也是塑造现代慈善文化的重要内容。
国内学者王银春、汤仙月等人是慈善价值观问题的主要研究者。王银春认为，我国应建构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慈善观，对此，需要扬弃国内外慈善伦理思想，构建一种适合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多元慈善观。
汤仙月认为，当代社会的慈善价值观存在二元悖论的现象，这种现象已经阻碍了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一方面，是社会责任和个人美德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是施予与尊重的悖论、施善与回报之间的悖论、志愿性与强迫性之间的悖论。
此外，汤仙月在其另外一篇研究成果中指出，当代慈善价值观的确立要突出以人为本的理念，克服慈善价值观中存在的二元悖论现象，积极培育广大民众正确的社会责任观和现代财富观等。
同时，国内少数学者针对慈善价值观开展了一些实证研究。陈伦华和莫生红研究发现，个人“慈善价值观”实质是促使个人产生慈善捐赠行为的一种动力和导向文化观念。此外，他们还认为，广大民众的慈善价值观受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影响并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通过实证调查分析得出，有45.4%的民众是出于“对弱者的同情”而产生慈善捐赠动机，另外有15%的民众认为自己是出于“积德行善”的动机而产生慈善捐赠行为。陈伦华和莫生红在研究中指出，我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核心是儒家的“仁”思想，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总之，仁者“爱人”。与西方基督教的“博爱”不同的是，儒家“仁爱”源自现实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同情之心”，而西方宗教中“博爱”则来自超验世界的上帝或神。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因此，作为一种情感伦理，儒家伦理是以同情之心为基础的道德价值，这种道德价值是建立在同情心基础上的一种“仁爱”，这种“仁爱”是一种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爱，与西方基督教中的“博爱”相比，儒家的“仁爱”缺乏普惠性，在儒家“仁爱”思想的影响下，我国的广大民众对“熟人”的慷慨程度要远远大于对“陌生人”的救助。儒家的“仁爱”思想对广大民众的慈善价值观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伴着市场经济发展而产生的理性财富观、价值观等却并未上升为社会主导的价值观。
国内不少学者从政策措施角度来关注其对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尤其关注的是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对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
国内学者对于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的研究侧重点有所不同，大部分学者通过对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的国际比较来指出中国税收政策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议。
此外，靳东升在其研究成果中总结了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在国际上的不同减免形式，通过比较研究之后，指出我国的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采取的税收抵免政策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但也存在一些缺陷，主要体现在只有通过一部分慈善组织的慈善捐赠才能享有优惠资格和税收抵免额度较低等方面，这些不足和缺陷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个人捐赠者和企业慈善捐赠的积极性。
冯俊资通过对美国、日本、德国的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比较研究后，并结合中国民众对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的评价和认识的调研基础上，分析当前我国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建议。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将研究的焦点对准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对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王锐认为我国政府对慈善捐赠制度环境、激励慈善捐赠的税收政策以及对慈善组织的监管制度构成了中国慈善捐赠制度发展的约束环境。
慈善组织是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基础，在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产生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杨优军、刘新玲认为，我国民众的慈善捐赠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被官方和民间的慈善组织制约，一是慈善组织数量少，不深入民众；二是大多数慈善组织管理混乱，效率低下，机构职能不清晰，缺乏公信力。
崔树银和朱玉知结合2008年汶川地震后爆发的一系列慈善事件，深入探讨了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有待提升的空间，一是对慈善组织进行监管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二是慈善组织管理体制僵硬；最后是部分慈善组织官办色彩浓厚；三是慈善组织发展使命感缺失，整体缺乏战略规划；四是慈善组织透明度不高，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
此外，方贵跃认为，慈善组织的公信力缺失、专业性不足以及慈善捐赠回报机制不健全等是造成个人慈善捐赠不足的重要原因。
研究发现，在慈善捐赠行为产生过程中，许多个人捐赠者的慈善捐赠行为并非都是经过周密计划或者深思熟虑产生的，有些行为的产生则存在一定的偶然性，这些偶然性主要体现在受到他人的动员，或是在某种场景下受到某种触动而临时作出的行为决策。因此，一些社会关系对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也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焦点之一。
秦东和郑乐平曾针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秦东在研究成果中指出，当前中国社会呈现出原子化的状态，这种状态进一步造成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进而使个体弱势不断加深。在这种原子化状态下，极少数群体占有了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源，而一部分群体则处在需要救助的困难境地，此外，这种态势的蔓延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及社会公德丧失等，使得人与人之间缺乏爱心和基本信任。
郑乐平研究发现，慈善捐赠以及志愿者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亲社会价值、信任和社会动员。
吴诗宝等人研究发现，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依赖于他人的行为，因为慈善赠予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而且个人的慈善捐赠量取决于他人捐赠的总量。吴诗宝采用从我国台湾地区调查的家庭收入和支出数据分析同样的家庭环境对个人慈善捐赠效应的影响。研究表明，同类家庭的慈善捐赠决策既影响受访家庭的捐赠量又影响捐赠决策。
国内学者从人口统计学特征视角来对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的研究虽然不多，但是研究成果却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刘艳明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对长沙市P社区居民的慈善捐赠状况进行研究，发现该社区居民的个人慈善捐赠行为受到多重因素影响，首先是社区居民个体因素的影响，如个人收入、教育水平等；其次是受慈善组织运作、政府政策法规以及社区内部影响等外部因素。研究结论认为，慈善捐赠行为受个人捐赠者的年龄、性别、职业、信仰等变量的影响不大。但个人捐赠者的教育水平、月收入与其慈善捐赠数额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即个人捐赠者的月收入越高，其平均捐赠额度也就越高。此外，研究还表明个人捐赠者的受教育水平与其慈善捐赠数额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此外，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数额还与健全的慈善政策法规存在相关性。
刘武等学者则借助CATI技术对辽宁省787位城市居民的个人慈善捐赠行为进行了调查，采用独立样本检验及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对人口统计学因素对个人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进行研究。刘武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及家庭收入是影响城市居民慈善捐赠行为的显著因素，而年龄、婚姻状况、性别及职业的因素则无显著影响。
罗公利等通过调查发现，个人捐赠者的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年龄、慈善认知水平、亲戚朋友的鼓励、慈善组织的沟通度、对现代慈善事业的认可度、对慈善组织的了解，以及慈善法律法规9项因素都与个人捐赠者的年均捐赠量存在正相关，在这9项因素中，又以月收入、文化程度及亲朋好友的鼓励影响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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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国内学者开始关注慈善捐赠相关机制的研究，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与制度机制、组织运作机制、慈善激励机制以及慈善文化机制几个方面。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开始从机制的视角来研究慈善捐赠。蔡勤禹、江宏春等认为慈善捐赠机制是慈善捐赠过程中各个环节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慈善捐赠机制由多个因子组成，其中包括慈善捐赠激励因子、动员因子和监督因子等。
胡卫萍、刘婷婷则将慈善捐赠机制界定为与慈善捐赠相关的制度、政策、渠道、方式等一整套综合的系统，是慈善捐赠活动所有因素的总称。
此外，学者黄丹、姚俭建认为慈善捐赠机制既包含慈善捐赠的间接机制和直接机制，又包括慈善捐赠的外部机制和内部机制等多个方面。
慈善捐赠的政策与制度机制通常被称为“外部机制”，主要指与慈善捐赠相关的一系列监督制度、管理制度和税收制度。王名在对中国慈善政策与制度机制进行研究时认为，目前中国政府对慈善捐赠实行的是双重管理体制，其监督管理职能由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分别行使，这种监督管理体制限制了慈善组织的发展，而且这种监督管理体制在实际操作中仅仅是一种政治把关和责任共担。
王振耀在其著作中认为中国慈善捐赠发展的政策环境近年来得到了很大改善，为创新慈善捐赠模式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葛道顺在对中国慈善捐赠现状研究时认为，大多数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在政府或社区的动员下参与过慈善捐赠活动，虽然这些捐赠的人员了解一些税收减免政策，但是由于减免程序复杂烦琐，所以很少有人会主动去申请税收减免。
郭健对税收政策进行实证研究后认为，目前中国的税收政策对企业的慈善捐赠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对个人慈善捐赠而言，效果却十分有效。
此外，曲顺兰、张莉在研究税收政策时提到，政府制定慈善捐赠税收减免政策是促进慈善事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方式，近年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和一些临时的捐赠税前全额扣除政策在促进社会捐赠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慈善捐赠税收制度还存在不少的缺陷，主要表现为没有一个较为整体的税收减免政策，不同部门根据慈善捐赠税收政策制定的具体实施办法千差万别，这些缺陷阻碍了慈善捐赠事业的健康发展。
慈善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推动慈善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施昌奎在其研究中认为，原动力、助动力和配置共同组成了中国慈善动力机制，慈善文化就属于中国慈善动力机制的原动力范畴，他认为中国具有十分丰富的慈善文化，慈善原动力并不匮乏，但是需要进行激活和改造。
李朝阳则在研究中指出，中国应该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慈善文化体系，但是受慈善事业发展程度、传统慈善文化以及社会风气的影响，目前慈善文化较为缺失。
郭霞、迟爱敏则在研究中认为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慈善文化的支撑，应该在正确定位慈善文化的前提下，在构建慈善文化的载体、整合传统慈善文化和西方慈善文化的基础上构建中国慈善文化体系。
祝西冰研究认为，志愿精神是慈善文化的重要精神力量，慈善文化应该汲取中国传统慈善文化的精髓，并积极与志愿精神融合，从而产生具有当代特色的慈善文化，这种经过融合的慈善文化是中国慈善事业精神动力机制的主要内容。
一般来看，国内学者对组织运行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慈善组织的动员机制和慈善组织运营机制两个方面。
一些国内学者运用法团主义理论来研究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制度背景，最早选取的就是一些具有浓厚官方色彩的慈善组织进行实证研究。国内学者孙立平对基金会募捐机制进行研究时认为，希望工程主要是采用准组织化动员的方式对体制内资源开展社会运作。
周志忍等则在研究中认为，组织的监督机制主要源于组织内部的自律机制和外部的他律机制，这些内外机制共同发挥着监督功能。
苏力等则运用国际比较的方式，对第三部门的法律环境进行研究，并结合希望工程案例进行综合评估。
徐永光在研究中认为，中国大部分慈善组织呈现“官民二重性”的基本特征，许多慈善组织的组织和管理仍凸显依附于政府的特点，具有制度化联结的表征。
何忠洲在研究中国慈善捐赠动员机制时谈到，中国的慈善捐赠动员大多属于“半体制化”动员，这种“半体制化”动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行政事业单位多数属于强制动员；城市居民往往通过单位或社区来参与慈善捐赠，只有极少数会直接向慈善组织捐赠；农村居民则多半在村干部的动员下进行捐赠。
许琳、张晖认为，中国的民办慈善组织往往选择激发捐赠者内在需求来进行动员，但受制于一些大型官办慈善组织对慈善资源的垄断，许多民办慈善组织面临着生存困境。
王锡源认为，慈善组织的运作机制属于慈善捐赠的内部机制，其中包括慈善捐赠机制的内部运营机制、慈善组织工作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以及慈善组织的专业化建设等。
马昕在其研究中指出，中国的慈善组织在运营方面存在许多“计划经济”的影子，众多慈善组织追根溯源都是由政府部门或者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组织或个人发起，这些慈善组织具有先天的优势，能够获得政府相应的资助和支持。
谢宝富认为，中国一些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公益项目都是获得政府大力支持的慈善组织开展起来的。
慈善募捐机制是从慈善组织的角度出发来探讨慈善组织的一系列募捐方式和募捐策略。国内研究者往往针对具有不同人口特征的特点来研究具体的募捐策略和募捐机制。刘选国在研究中认为，目前我国慈善组织慈善募捐机制大致分为项目导向型的慈善募捐机制、日常性小额募捐机制、名人与基金会专项募捐机制等；
此外，陈新春在其研究中认为，慈善募捐机制应该围绕具有不同人口特征的人群分别构建。
慈善捐赠的激励机制主要指利用一些制度化措施和社会因素来激励、促进社会公众进行慈善捐赠。刘美萍、向长水等在其研究中提到目前无论是政府还是慈善组织，都十分重视慈善捐赠激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但由于中国慈善事业尚处在起步阶段，因此，激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仍存在许多局限。
郭于华则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例探讨慈善组织内部的激励机制，通过研究发现慈善组织的激励机制不仅包括运用政府权力和物质的动机，还包含慈善组织内部成就事业动机。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从经济学的理性人视角来研究慈善捐赠激励机制，认为个人慈善捐赠是建立在“理性人”和“效应最大化”假设上的一种消费行为。
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笔者发现国内外一些学者的研究对个人慈善捐赠动力机制的问题已有所涉及，他们分别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和学科领域对个人慈善捐赠动力机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本书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但遗憾的是，国内外一些学者的研究并未对个人慈善捐赠动力机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大多数学者的研究要么停留在个人慈善捐赠影响因素研究上，仅仅从某几个因素层面来探讨对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的影响，或者简单地将个人捐赠者慈善捐赠行为归结于几种动力的驱动结果，而未能全面揭示个人慈善捐赠动力机制在个人慈善捐赠行为产生过程中的作用机理，研究呈现出单一性和片面性的特点。综合来讲，国内外个人慈善捐赠动力机制的相关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当前国内外对个人慈善捐赠动力机制的研究缺乏系统性研究成果，虽然在一些学术刊物中能够发现一些相关研究，但总的来讲，这些研究呈现碎片化特点，没有上升到系统研究的高度和深度。从动力机制视角对个人慈善捐赠问题进行研究是慈善研究领域中理论性较强的一个方向，也是从深层次剖析个人慈善捐赠行为产生机理的理论需要，然而，当前大多数关于个人慈善捐赠的研究仅仅停留在问题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上，缺乏对个人慈善捐赠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
个人慈善捐赠动力机制是由不同的子系统、诸多的动力要素共同组成的，这些子系统、动力要素之间通过相互作用产生综合驱动力，促使个人捐赠者产生慈善捐赠行为，但目前大多数国内外学者仅仅揭示了个人慈善捐赠的某些动力要素，缺乏对动力要素的运行机理和作用过程的深入研究。此外，当前国内学者对其动力机制的研究仅注重与其相关的一些因素的分析，如大多注重监管机制、政策机制等的分析，将精力过多放在外源驱动机制上，而对如何从外生动力系统和内生动力系统两个方面来整体阐述个人慈善捐赠行为的产生机理则还没有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