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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了更好地解释和研究养老金支付水平和应对未来老龄化高峰时期养老金缺口的政策选择，首先，从养老保险制度的理论基础的角度，分别通过福利经济学说、公共产品理论、生命周期理论和世代交叠模型分析养老保险制度构建的基础；其次，从精算理论和会计平衡理论的角度，解释当下养老金基金缺口问题，也为后续章节的研究提供具体的分析工具。
20世纪初，英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为解决社会资源最优分配问题，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通过研究以最小成本获取社会资源分配后最大的福利效果，由此产生了福利经济学。其中，“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提出边际效用价值论，认为在收入再分配过程中，穷人获得的福利效用远远大于富人损失的福利效用，因此，庇古主张收入分配均等化和政府干预收入再分配以达到社会总效用的增加。而旧福利经济学则明确指出，社会资源配置并没有达到最优化，政府可以利用税收、补贴等措施进行干预，以实现国家福利最大化、合理化，其中，养老金制度则是在此基础上，被视为一种向高收入阶层征收的累进所得税，而对穷人而言则是转移支付。
然而，新福利经济学在边际效用方面持批判态度，指出由于个人对福利大小具有主观差异性，绝对基数衡量的边际效用无法体现福利变化中个体差异性，后者是社会福利水平的基础构成。因此，新福利经济学提出帕累托改进，主张不损害他人福利的情况下使其他人福利好起来，此时社会总体福利水平增加，且新福利经济学还提出经济效率是最重要的部分，即短期内一项政策的实施会导致部分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但是该项政策能够增加全社会生产率，长期下所有人的福利水平最终会得到补偿（卡尔多—希克斯社会福利补偿）。
总体而言，无论是基数效用论，还是序数效用论对于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皆有全面的研究，属于社会保障中的重要内容，并且通过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和以矫正市场失灵为目的的政府干预措施，成为西方国家社会福利保障的根本理论。
英国学者Thomas Hobbes（1657）在其所著的《利维坦》一书中提出了公共物品理论，书中明确提到国家的本质是“大众相关进行信约签订，并针对具体行为进行授权，使其能按照利于和平和防卫的目的进行下去”。Thomas Hobbes认为个人享有公共物品但难以提供，只能依靠政府或集体提供。在美国经济学家Paul A Samuelson（1985）发表的《公共支出的纯理论》和《公共支出理论图释》中对公共物品进行了详细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公共物品理论，此后，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和背景对公共物品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诠释与完善。
Samuelson（1954）在其书中提出公共物品的核心是“公共性”，即个人在消费使用一种物品时并不会影响挤占他人对该物品的使用数量，在此基础上，Richard Abel Musgrave则提出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综合而言，“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大众都能够自由消费而不受他人的影响，其中，“非竞争性”指某人消费某项公共物品或服务时不会挤占他人享用；“非排他性”指由于排除他人使用的成本高额或技术上无法排除的特点。“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下市场无法无限供给公共物品，从而导致不能以市场手段配置公共物品，企业和个人也没有提供这些商品或服务的经济动力。最终，只能是政府参与到公共物品的生产中，该过程也是政府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能所在。
James M. Buchanan指出，生活中实际符合“萨缪尔森条件”的公共物品并不多，更多的产品与物品属于准公共物品。介于纯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因此，根据公共物品的特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纯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如国防、司法；二是俱乐部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却无非排他性，如收费的体育运动场所；三是具有竞争性但无非排他性的物品，通过收费方式将不付费者排除在外，如公海的鱼类。上述俱乐部物品与公共池塘资源统称为“准公共物品”，通过拥挤性区分纯公共物品与准公共物品，当达到拥挤的临界点时，再增加一位使用者必然会减少使用者的原有效用水平，如社会统筹中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这些由政府提供有效资源配置的公共资源，以个人缴费为前提的，先缴费后受益，即受益上具有局部排他性，会因为享用者太多而面临供给不足的问题。
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Franco Modigliani、Richard Brumberg和Albert Ando提出生命周期理论，此后该理论在个人储蓄、消费之间得到大量的应用。根据生命周期理论，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人，会将其一生的收入在消费和储蓄中得到合理的利用，以获得最大化的效用。进一步按照年龄结构将人的一生划分为青年时期、中年时期和老年时期，每个时期的个人消费倾向也不一样，青年时期收入较低，但是预期收入会增加，则消费高于储蓄；中年时期收入较高，则不仅要偿还青年阶段时的负债，更多的是考虑将部分收入进行储蓄以满足未来老年时期的生活保障；老年时期，尤其是退休以后，收入水平大幅度下降，消费会高于收入。基于此，生命周期理论不仅是分析个人跨期经济行为的理论工具，也是养老金制度建立的理论基础。社会中每个个体往往都存在短时行为，都是作为理性人的个体存在，恰恰因为养老制度的运行使政府可以重新配置收入，这种配置作用使个人效用不断增加，使得社会个体的消费和储蓄行为愈加理性化，从而缩小了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因此，社会个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和国家制定的延迟退休政策，都能对社会个体未来退休后能够安稳生活提供强有力的保障，鉴于此，政府收缴养老金实际上是进行收入转移的一种政策手段，但同时存在制度设计是否合理，是否具有高覆盖性，是否能够保障未来每个社会个体的生活，都在时时刻刻影响着每个社会个体参保的热情和积极性。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的养老保障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为解决老年生活所需，一方面取决于储蓄状况，另一方面取决于即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基于此，Allais（1947）、Samuelson（1958）在分析美国的养老保险基金的运作模式时提出了交叠世代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并由Diamond（1965）将其和索罗模型融合后加以发展完善，该模型又称叠代模型、Diamon模型、代际交叠模型。该模型提出：每一阶段下都会有不同时期的人生活在一起，此时处在每一时期的个体都能与他人进行交易，但是收入的获得只能在其成年时期，因此，其生命周期中可以跨期转移、不同代转移收入，而这种转移比例取决于当期与未来消费偏好与选择。迭代模型的重点在于人口的新老交替，按照这一规律，未来老年人的消费主要依靠年轻人，其养老金收入也主要来源于年轻人的收入，周而复始下形成了我国现收现付的社会统筹账户。因此，针对未来这种社会发展状况，政府可以采取一系列宏观调控的方式为未来需要作准备，如实施强制储蓄，或者开征税收，一些低收入人群则是由国家财政进行兜底保障，最终实现社会的整体目标。
按照年龄的不同，世代交叠模型将人口划分为不同的年龄组别，对代际结构、代际间差异进行深入研究，突破了生命周期理论中不考虑代际关系的境况，强调了财富转移的最优性和政府干预的重要性，为现收现付制的社会统筹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分析方法，也是研究养老保险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础。
生命表是调查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死亡规律的统计表，以年岁为纲，该表又称“死亡表”，在人口统计学中，生命表是用途最大的工具表，经常用于模拟人口出生至死亡的过程，可以利用生命表计算出人口的预期寿命，故又称寿命表。该表亦可以根据不同年龄的死亡率编制，反映了分年龄下的人口死亡水平，生命表也可称死亡率表。在计算保险费用、责任准备金、退保金时，会将生命表作为科学的数理依据。其中，生命表的主要内容有：①当年生存者的年龄，用符号X表示。②生存人数，以一定的出生数为基数，生存至X岁的人数，用符号lX表示。③死亡人数，X岁的人在一年内的死亡人数，用符号dX表示。④死亡率，X岁的人在到达X+1岁前的死亡概率，用符合qX表示。⑤生存率，X岁的人到达X+1岁时仍然生存的概率，用符合PX表示。⑥生命期望值，X岁的人以后还要生存的平均年数。
此外，生命表在汇编过程中只是将人口在分年龄段上的存活率与死亡率表示出来，而年龄是一个连续性变量。因此，假设新生儿的死亡年龄为T，其分布函数为：
其中，F（t）为新生儿在T岁前死亡的概率，记为t q0 。
则有：
S（t）即为新生儿活到t岁的概率，记为t p0 。
设：
M（t）表示新生儿在t～z岁之间死亡的概率。
依据生命表与生产分布方程式，可以对不同年龄、性别的人口测算平均预期寿命。此外，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医疗、养老等水平的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随之提高，我国人均寿命随之延长，这反而对我国老龄化产生不利影响，并直接影响到退休年龄、个人账户中摊销月数、统筹账户的给付比例等内容。因此，在测算养老金缺口时，必须针对不同个体、群体的生命表和生存分布函数，选择合理的生命表计算。
此外，会计中的平衡理论也被大量运用于养老金测算中，将收支通过一定时间贴现于积累，从而计算该时间点上的基金余额，即假设当期现金余额为Y 0 ，前期累计现金余额为Y，当期现金收入流为I，而当期现金支出流为C，则测算公式为：
由于我国的养老金是统账结合制度，如果要将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分开管理，则需要对这两个账户进行单独核算。一般情况下，我国的养老金系统中重点突出精算理论、会计理论，所以本书在测算时也需要将养老金制度中的相关理论、人口理论与经济理论予以充分考虑，以详细分析人口演变、缴费率、替代率、工资增长率等各种因素对养老金制度的影响，最后再进一步分析这些因素对基金平衡的影响。
与此同时，当前我国养老金制度采用的是给付制，养老金需求具有突出的刚性特征，如果上期养老金缺口大，下期的基金余额也无法弥补上期缺口，也只有达到相对的收支平衡，才能在下期中积累余额。然而，现收现付制也存在一些问题，面对财政补贴不足时，往往只能借助个人账户资金解决燃眉之急，但同时也会导致个人账户亏空，形成空账，影响养老金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所以，我国养老金在统筹账户中进行会计平衡测算，在个人账户中按照平均余命进行精算设计。
基于我国养老金制度从“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转变，其中存在部分问题会影响养老金缺口的解决。例如，我国养老金中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没有明确分担转轨带来的成本，且统筹层次较低、个人账户基金投资回报率低等问题依然凸显。而且，工资增长率、利率和老年抚养比等因素显著影响了养老金的测算难度。因此，本书在养老金缺口测算过程中会运用以下理论与模型：
（1）人口测算，运用人口预算模型和方法并结合生命表来测算生育与死亡人口。
（2）基金动态平衡测算，运用相关理论，如会计平衡理论、精算公平理论等，并采用精算技术进一步预测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与结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