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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缺口问题已逐渐成为世界性难题，研究养老金缺口问题离不开养老保险制度设计、影响养老金收支平衡的因素，以及与其相关的问题研究。养老金的充足与否直接影响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和社会保险事业的整体发展，由此，国内外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研究。
福利国家型养老保险最早起源于1945年英国贝弗里奇的“报告”，后被瑞典及北欧一些国家仿效，随后，发展中国家也逐步实施养老保险以提高民众的福利水平。在各国实施养老福利政策的过程中，国外学者对不同国家的养老金收支、运营管理、制度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养老金的均衡问题（或养老金缺口问题）。
人口老龄化问题最早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老年人养老问题成为国家、政府和学者关注的热点，养老保险亦成为民众晚年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近年来，学者通过进一步研究和完善养老保险以期解决养老金缺口问题。例如，Feldstein（1974）
研究发现，美国的现收现付制是养老金缺口显现的关键，在该制度下，人们自身的储蓄会逐年减少，而且其养老依赖于美国政府，最终给养老金支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Leimer和Seling（1982）
以美国为例分析，发现社会保障和私人储蓄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而私人储蓄的发展会减轻社会保障的支付压力。为缓解养老金缺口，Davis（1998）
进一步提出将现收现付与完全积累制相结合，混合养老保险体系不仅可以缓解当期支付压力，更能减轻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养老金负担。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近年来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部分国外学者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研究如何缓解中国养老保险缺口。例如，Freidman B和Hausman L（1998）
认为中国通过改革以改善养老金状况。而Helmuth Cremer和Pierre Pestieau（2000）
认为当前养老金制度主要受政治因素的影响，经济和人口因素其次。在已有研究基础上，Colin Gillion（2010）
针对养老金制度改革可持续问题进行目标定位、制度设计。Dorfman Mark和Yvonne Sin（2013）
则认为对中国养老保险制度进行统筹结合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此外，Lindbeck和Niepelt（2004）
通过研究发现人口结构变化导致劳动力市场不匹配，使得养老金的收入和支出的比例不协调，出现养老金缺口，因此，中国在实施养老保险政策时需要合理设计社会福利及养老金水平。Raimond Maurera、Olivia S. Mitchell和Ralph Rogalla（2009）
指出，最佳的公共养老金计划受财政支持，但不能忽视中国养老金体制转轨所面临的“个人账户空账”和巨额的隐性债问题（Calvo，Esteban，Williamson John B, 2008）
。
各国政府在养老保险使用方面，除支付养老金用途外，为了实现养老金的保值增值和稳定市场，证券市场投资也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热门渠道。然而，养老保险基金涉及无数民众的生活福祉，是每个国家社会保障的主要组成部分，选择证券市场进行投资具有高风险的特点，因此，养老金入市一直存在争议，民众也十分关心养老金使用问题。例如，Booth和Yakoubov（2000）
实证分析1982—1997年英国养老金数据，发现在待遇确定型的雇主养老保险计划中，提高投资组合中权益类资产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通胀下的贬值问题；Feldstein（2001）
提出将养老金投资于证券市场是当前增值的首选途径，并提出养老金制度模式应该向基金制度转变；Robert（2013）
认为要想实现基本养老金利用资本市场保值增值，就必须加快养老金入市的步伐，利用发展成熟的资本市场可以顺利地实现基本养老金的收益，同时，基本养老金的投入也为资本市场注入了稳定发展的动力，也有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Jiye Hu（2014）
在此基础上提出，部分养老金可投资于海外市场，从而避免固有资产的系统性风险，达到养老金增值目的。Anna Tilba、Terry McNulty（2013）
和Narjess Boubakri、Jean-Claude Cosset、Jocelyn Grira（2016）
的研究也支持了上述学者的观点，认为通过将养老金投于股市中自然资源和交通等股票时，收益率高于通货膨胀率，养老金收支缺口得以解决。但是，也有部分学者持反对意见，如Lucas和Zeldes（2009）
并不支持养老金入市，他们通过拉美国家养老金数据分析，发现股市虽然能为养老金投资带来较高的收益，但是其不能从本质上化解老龄化问题，而发展实体经济才是最根本的方法，不能过于依赖资本市场，因此，政府对养老金入市行为都应保持谨慎的态度。
20世纪70年代，国外学者开始研究延迟退休年龄和养老金相关性，首先，Hall（1980）
认为职工期望退休年龄和实际退休年龄不一定一致，前者可能受不确定因素而发生改变。Rust等（1997）
假定资本市场是不完善的，居民只有退休后才能有养老金，因此，需充分考虑各种不确定因素和退休决策的连续性。在此基础上，众多学者如Roseveare等（1996）
，Casamatta、Cremer和Pestieau（2000）
，Breyer和Hupfeld（2010）
均认为延迟退休年龄能够提高养老保险基金的偿付能力，缓解养老保险的支付压力。此外，针对我国养老保险市场，Stuart Leckile（2005）
认为由于我国“独生子女政策”和人均寿命增加，延迟退休计划对养老保险的影响需要科学有效的评估，Assaf Razin和Edith Sand（2009）
认为调整生育政策将会改善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
随着人口老龄化与人口结构变迁，公共基金资助的现收现付制面临支付收紧的压力，受益者的数量增加而参保人数下降，因此，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老龄化国家不得不通过延长退休年龄，增强基金保值增值能力。此外，学者们针对老龄化下养老金收支缺口问题展开了积极研究，如Gonnot等（1995）
通过分析澳大利亚、捷克、芬兰和匈牙利的老龄化对本国养老财政、养老改革的影响，发现1985—2000年这四个国家的养老金支出规模分别为40%、13%、75%和20%，2000—2015年则分别增长至80%、88%、115%和53%，研究进一步预测在2015—2030年，增幅比例将高达146%、38%、50%和117%，可见该四国的养老金支出在老龄化背景下将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率。Bongaarts（2004）
则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未来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发展会导致养老金债务的不断增加，必须提高公共养老金系统的财务可持续性。Ermisch（2008）
认为，人口老龄化将直接导致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和养老金领取人口增加，而通过个人储蓄和养老基金系统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通过两代人共同负担来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保险基金问题。然而，Barr和N. A（2010）
则致力于查明养老金制度改革中出现的一些误区。例如，通过预筹、积累养老金能否消除老龄化危机、能否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劳动力市场效率等，并深入分析养老金制度的相关约束条件和政策选择。Bloom等（2011）
在此基础上，认为人口老龄化给世界提出一个新的挑战，也会带来一些新的机遇，社会各个方面要根据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进行适当调整。
此外，部分学者则主要研究老龄化对养老保险负面效应的影响机制和相应的改革措施。Galasso V（2004）
等学者通过实证检验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的关系，得出老龄化对养老保险的收支存在负面影响，且随着老龄化的加重，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数逐年增加，人均养老金水平下降，养老保险缴费压力激增。World Bank（2004）的研究结果指出，当前代际分配养老保险虽然短期解决老年人的养老，但老龄化对养老保险会存在长期、持续的负面影响。Tosun M. S（2008）
等学者认为，养老保险具有再分配功能，通过养老保险对高低收入者、男女、单身和已婚者之间进行代内分配，但是人口老龄化会使个人的资本积累程度和储蓄额出现振荡。因此，部分学者将研究目光投向了政策改革，Ermisch J（2008）认为，老龄化下养老金支出存在巨大压力，而目前的养老保险体系无法有效应对危机，代际帮扶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问题，但是家庭经济来源没有持续稳定的保障。因此，政府在养老政策改革需要考虑配套的制度保障。Nickel C等学者（2008）
认为在老龄化背景下，政府针对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改革需要相匹配的税收政策，以兼顾公平与效率。Balázs（2013）
提出，需要改革养老金现收现付制，否则老龄化加剧会威胁到政府财政的可持续性，引发债务危机。Yehuda等学者（2014）
通过研究英国的老年抚养比与养老金负担问题，认为英国政府需要重新评估退休年龄制度，不仅需要适当地延迟退休年龄，也需要制定弹性退休年龄制度。Nickel等学者（2008）
也认为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情况下，政府亟须对公共养老基金体系和税收政策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例如，减少劳动所得税和养老保险相关的企业税等。
大部分学者也持续关注养老金账户的增值、保值问题，并对我国的养老金投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如Leckie S（2005）
的研究得出中国老年人口增速快源于其计划生育政策、人均寿命、人口基数等，为了缓解老龄化下养老保险体系的压力，中国需要更加有效、合理地管理养老金，在必要条件下，可以允许多方加入养老保险的管理体系，形成良好、有效的竞争机制，从而实现养老金的保值、增值。Farid M（2009）
则通过研究智利政府将养老金投资于高风险股票的做法，发现其不仅获得稳健收益，也进一步促进了智利资本市场的发展，因此，提出中国政府如果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智利的养老保险改革经验，将养老基金投资海外资本市场。
人口老龄化、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养老金运行机制，以及养老金缺口问题是近年来国内学者关注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与人口老龄化、养老金运行机制、养老金缺口问题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结合上文分析，人口老龄化会对经济、社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如城镇居民的消费力不足、更趋向于增加个人储蓄、劳动力市场供给不足、国家税收减少、老年抚养比过重等问题，由此，我国学者也开始从老龄化视角研究养老基金收支问题。例如，孙祁祥、朱俊生（2008）
研究老龄化下人口转变问题，提出老龄化与不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之间存在五大矛盾，其中包括老龄化与社会统筹制度、养老保险低覆盖率、养老保险水平等之间的矛盾，研究重点指出农场老人的贫困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且越发严峻。从需求和供给端出发，曹冬梅等人（2015）
提出我国人口老龄化导致养老金供需矛盾不断激化，养老金缺口问题日趋严峻，并指出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长率高现状下，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数快速增加导致需求攀升，且当前老年人的预期寿命延长和养老金体制改革使转轨成本更高，另外，经济实力薄弱、劳动力不足、养老金储备占财政支出比例低、养老制度不完善这一系列问题导致我国养老金供给出现严重缺口。姚金海（2016）
对人口老龄进行研究后也认为，老龄化给养老金制度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而且养老基金收支缺口的拉大将促使政府的财政负担加重，严重时会导致财政风险。
此外，有部分学者对老龄化与社会矛盾问题进行研究。例如，彭希哲、胡湛（2011）
研究发现，老龄化下的人口年龄结构与当前的社会经济体制会产生矛盾，为重构公共政策体系，必须在公共政策调节中考虑社会整合、长期发展，以重新定位老年人在社会中的角色、解决老年人养老问题。亦有部分学者从缴费率、赡养率视角研究老龄化对养老保障的影响。例如，施岚（2008）
指出人口老龄化使目前社会养老的赡养率增加，社会和家庭的养老负担逐步加重，完全积累制的养老金制度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负担问题；相反，如果政府考虑转制成本后，积累制下缴费率提高程度会更显著。因此，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辅以工作时间延长、控制替代率等手段。林宝（2010）
根据养老金资金平衡公式得出老龄化与缴费率之间的关系，即老龄化对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社会统筹部分缴费率的影响，通过测算发现人口老龄化下养老保险的缴费率会增加，但由于养老保险综合覆盖率之比和养老金平均替代率的实际下降，老龄化带来的影响得到有效化解，与此同时，目前的制度设计不仅能够有效测算人口老龄化趋势，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缴费率、给无保障的老年人提供部分基础养老金。林义、林熙（2015）
在此基础上，指出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养老保险体系构建及可持续发展影响深远，且当前趋势严峻，因此，学者们也讨论了在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的决策基点，提出应对老龄化挑战的养老保险制度构建的战略框架、约束条件及相关政策建议。
此外，部分学者利用定量方法研究了老龄化对养老保险支付等方面的影响。例如，莫龙（2011）
重点研究了1980—2050年我国老龄化下经济压力的强度与趋势，结果发现2020—2030年会是老龄化压力最严峻的时期，该时期的压力将会是2010年老龄化压力的4倍，因此，老龄化下我国的经济增长将面临一系列压力。张庆君等人（2014）
进一步根据门限模型实证分析了2003—201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结果发现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的可持续支付能力产生显著影响，该影响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且在不同的门限区域内，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可持续支付能力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而且在东、中、西部地区内部，人口老龄化程度依次降低，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可持续支付能力的影响程度也各不相同。苏宗敏、王中昭（2015）
则利用SFA模型实证分析2002—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产出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我国的人口结构、基本养老保险收入对基本养老保险支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为了解决养老保险的支付危机，应该合理地调整当前的人口政策。蔡晓珊、陈和（2016）
也得到相似的研究结论，即老年人口数增加、适龄劳动力减少会对养老保险基金的给付能力产生直接影响，未来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基本养老保险金和个人账户都会出现缺口，该缺口在2040年左右会达到最大。但是也有学者的研究持不同意见，如程永宏（2005）
提出未来经济增长率保持一定增速，譬如总产出增长率大于4%或人均产出大于3%，养老保险当前的现收现付制能够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未来不会出现养老金缺口。
郑秉文（2003）
从13个方面分析了“名义账户”制的适用性问题，并提出对养老保险制度进行结构性改革，以名义账户制替代传统的现收现付制；李浩（2007）
从制度本身和执行两个方面对我国农村养老模式现状进行分析，在总结发达地区农村养老模式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现阶段我国应建立多层次农村养老模式，并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养老需求提供多样化养老方式的组合；随着中国加速进入了少子高龄化时代，老年人的养老风险也随着家庭规模小型化与寿命的延长而持续加大，在此背景下，郑功成（2006）
从自我保障层次、政府负责层次、劳资分责层次、企业年金层次、市场层次五个层次提出主张建立一个尊重传统特色的养老保障体系，并且强调了多支柱、多层次老年保障体系的同时，政府应该采取适度放开生育、户籍政策改革、家庭政策等配套措施。随后，郑秉文、孙守纪、齐传君（2009）
认为随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不断发展，应逐步将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纳入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体系中，并逐步建立职业年金制度。分别测算了在改革和不改革两种背景下，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支出部分对我国财政负担的影响，研究发现改革初期会增加财政负担，但是从2061年开始将会大大降低财政负担。
此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作为我国养老保险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该制度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地区分割、统筹层次低。郑功成（2010）
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区域分割的危害性，并呼吁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吴旭东、周凤珍（2013）
从养老金收入与支出两个角度分别分析了养老保险双规体制下，公务员养老待遇水平过高导致社会不公平现象突出，为了追求公平，企业退休职工养老待遇水平也随之提高，全社会养老金待遇水平的提高，必然会加大养老金缺口，因此，提出了建立统一而多元的养老制度体系。目前，我国虽然在政策上对多层次养老保险的发展予以重点支持，但是，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均衡发展形势不容乐观。成欢、林义（2014）
基于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由政府单一主导、单一的税收优惠政策等问题，同时结合我国养老金制度现状与国外发展形势，提出要在我国养老保险战略多层次架构的基础上，积极发挥市场的作用，对各项养老保险分类进行改革和统筹。张云野、赵丹龄等（2014）
将职业年金纳入我国养老保障体系，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多层次养老保障制度。付娆（2015）
则基于我国农村养老保险问题，提出城乡一体化养老制度是改革的最终目标，明确制定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供给制度、养老保障制度和配套措施。林义（2017）
深度剖析了制约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发展的深层次原因，指出企业年金计划发展不平衡、养老保险发展动力机制不足、产品服务不够完善等问题。
此外，部分学者提出通过国有资产变现或国有股重新划拨以充实养老保险基金（吴敬琏，1991；周小川，1993；李绍光，2004；王延中，2004；金刚，2009），以达到缩小养老金缺口目的。例如，孙少岩、关丽洁（2006）
提出将国有资产的产权转移到社会保障基金；金刚（2007）
进一步提出利用戴蒙德代际交叠模型，以财政资金、国债和提高养老保险缴费率等传统方式壮大养老保险基金收入规模；薛泽海、陈少强（2010）
提出今后可直接将部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为社保基金，且初期比例为10%，未来将逐步增加提取比例。陆解芬（2018）
认为，由于受历史原因、市场状况、划转主体利益博弈和配套政策不到位等因素的影响，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还存在不少制约，需要加快顶层设计加以解决。李培、丁少群（2019）
认为，国有资本划转与社保公平性实现和社会保障制度优化都具有内在的互动效应，应该构建相应的利益协调机制推动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的实施。
由于养老金只有职工退休以后才能获得，因此，学者提出改革退休制度、延迟退休年龄以缩小养老金差距。例如，苏春红、李齐云（2004）
及郑功成（2008）
等学者从福利效应、财政效应、劳动力市场效应等方面分析了延迟退休对经济效应的影响，并且给出了弹性延迟退休年龄的制度设计。曾益（2007）则明确指出若退休年龄能够每年推迟2～3个月，养老保险基金缺口会极大地缩减。但是，张熠（2011）
通过连续时间养老金收支模型分析延迟退休年龄对养老保险计划收支余额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短期缴费年限效应、领取年限效应占主导作用，长期替代率效应和差异效应显著，但延迟退休年龄对政府养老保险负担减轻的说法是不全面的，不能仅靠延迟退休年龄缓解养老金缺口。金刚等（2016）
通过设计两种延迟退休方案测算了2015—2050年企业养老保险统筹基金收支平衡状况，测算结果显示延迟退休方案可以明显缓解统筹基金支付压力，但无法完全解决养老金缺口问题。熊婧、粟芳（2017）
也通过统筹结合的养老金收支模型分析养老金的支出与收入的比值，认为仅仅是推出延迟退休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养老金缺口所带来的压力，只能在短期内缓解养老金缺口所带来的压力，真正解决养老金缺口问题还需要相应的配套政策。
养老保险属于社会保障支出的重要部分，部门学者则从社会保障支出角度进行研究，其中，王家新、乔均（1999）
通过研究大量国家成熟的社会保障制度，得出社会保障和公共财政息息相关；郑功成（2000）
也认为财政承担了社会保障的费用，但投入却不足；高培勇（2000）则提出各级政府应削减行政支出、压缩成本以提高社会保障的探索研究和投入。王燕等（2001）
利用一般均衡法模拟研究社会养老保险覆盖面扩大，发现该方法是可以顺利完成养老保险的过渡期；许云芸（2001）的研究视角主要在于隐形债务的产生过程，提出通过拓宽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渠道以达到隐形债务规模缩小的目的。李明镇（2001）则具体提出了需要合理地调整政府财政预算的支出结构、减少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费用支出等方式以解决隐形债务问题。此外，一部分学者通过计量经济学方法实证分析了经济与社会保障间存在显著关系，如董拥军、邱长溶（2007）
对1989—2004年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数据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关系；王利军（2008）
利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分析，发现养老保险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杨杰等（2009）
通过分析2003—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发现地区财政社会保障会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但促进作用有限。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王增文、邓大松（2009）
不仅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测算了各缴费主体应承担的适度缴费比例，也测算了2008—2030年财政收入状况，通过分析得出个人缴费率尤其是农村个人缴费率还有上升空间，但是企业缴费率已经超过了承受的上限。徐磊（2013）
发现经济增长有利于降低养老保险成本的同时会通过带动政府收入增加进而促进养老保险财政支出，养老金缺口缩小。此外，该学者通过对比我国行政经费与英美行政经费所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发现我国有很大的潜力通过压缩行政经费来弥补养老金缺口。
赵耀辉、徐建国（2001）
研究发现养老金制度的激励作用较弱导致拖欠、拒缴、逃避缴费问题，而完全积累制下养老金存入个人账户无法挪用，激励作用发挥更大，最终会有更多人积极参保。郭树清（2002）
也肯定了完全积累制的好处，不仅可以提高经济效率、消除缴费拖欠问题，更能解决政府负债等问题。高建伟、丁克诠（2004）通过对研究生产年金理论的研究，建立了养老个人给付模型，并在该模型中明确划分“中人”和“新人”，并在该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老人”和“中人”养老金债务的精算模型。
易纲等（2007）
则提出了“转型名义账户制”，即养老保险基金中个人账户部分按比例结合名义账户制和完全基金积累制，后者的比例逐步增加，前者的比例逐步减少，最终实现完全基金积累制。彭浩然、罗向明（2009）则从理论上分析我国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产生“空账”的原因，总结了我国目前各试点地区做实个人账户的具体实践，并提出存量做实，流量补缺，钱、人、账对应三原则。杨燕绥、王巍、张曼（2010）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探讨了个人账户基金安全运营机制的发展趋势，得出个人账户基金面临着人口转变危机、相关立法滞后、金融市场薄弱等外部风险。张霞、刘黛莉、梁心怡（2017）提出政府需承担起对养老金历史债务逐步偿还的责任，避免空账问题进一步加剧，并在省市级地区设置做实个人账户试点、增强基金保值增值能力、逐步变空账为实账。
当前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虽然各国政府加速养老保险基金制度改革，但是养老金支付压力日益增加，甚至超过了经济增长所能承受的能力。由于巨大的养老金缺口，各国积极采取财政或制度措施以提高养老金支付能力。例如，一些国家通过政府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加，或采用延迟退休年龄的手段。与此同时，我国政府也在不断关注与推进养老金改革，预算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下养老金预期缺口，世界银行指出，2030年我国老龄化下老年人口比例将突破30%，截至2075年，该比例将高达37.1%，在此预测比例下，2001—2075年我国养老保险金缺口累计达到9.15万亿元。金额之高在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的报告中也得到了证实，报告显示100%的制度覆盖率和缴费率下，2001—2050年社会统筹部分的养老金缺口高达24.65万亿元。此外，亦有学者从社会保障基金规模角度测度了养老金缺口，并得到不同的研究结果。例如，路和平、杜志农（2000）通过养老金收支预测模型对我国基本养老金收支平衡进行预测，预测年限范围为2000—2050年，通过预测发现，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养老金到2028年将出现3089亿元的收支缺口，但是到2050年，基本养老金收支又会出现62亿元的顺差。刘学良（2014）
建立养老保险精算评估模型进行研究，测算结果发现2010—2050年养老保险资金缺口所形成的隐形债务若折现到2010年，总计可达57.5万亿元，占该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143%，其中，绝大部分的隐形债务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相对较小。到2050年，全口径的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养老金总支出将达到同期GDP的13.77%，这项数据与欧洲一些高福利国家的水平基本一致。张秋秋等（2017）
预测了2015—2050年企业养老保险统筹基金收支情况。研究发现，在不同的覆盖率、缴费率和替代率假设条件下，企业养老保险统筹每年在不同程度上都有一定的缺口，其中，最少约为-33万亿元，最多达到-132万亿元，高额的缺口下企业养老保险统筹面临更多的支付压力。杨再贵（2016）
测算了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的精算应计负债，结果显示，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在2015年年初的精算应计负债为18万亿元，而控制应计负债最有效的方法是适时推出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吴爽爽（2017）
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对全国社保基金的释放机制和适度规模进行了动态模拟，提出2038年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会出现3100亿元的缺口，此后缺口会日益扩大，2059年将达到15.68万亿元的缺口高峰。此外，2055—2065年为养老金支付的高峰时期，此时，如果2051—2058年按照缺口占支出比例的26%释放储备金，2050年养老金储备量达到70万亿元较为合理；如果养老储备金只在2055—2065年的高峰期释放，则2054年储备量将达到90万亿元，基本上是可以维持其正常运转的，但一旦提前1～2年释放，则储备金就面临亏空的风险；如果2037—2065年按照缺口占支出比例的42%释放储备金，2036年养老金储备量达到18万亿元较为合理。张向达、张声慧（2019）
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财务可持续性的现状及长期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按照“低替代率方案”养老保险基金将在2040年前后出现收支缺口；按照“中替代率方案”基金缺口出现在2030年左右；而按照“高替代率方案”则在2025年就会出现基金收支缺口。齐传君（2019）
认为，降低基本养老保险用人单位缴费率是当前应对错综复杂的全球经济形势和国内经济转型的必要措施，但这一措施将进一步扩大养老金缺口，为此，需要尽快落实国有资本划转政策和及早实施延迟退休政策。
近年来，老龄化的逐年严重促使政府积极实施生育政策以解决人口结构问题，据此也有学者试图通过研究生育政策以解决养老金问题（孙博、董克用，2011）。例如，刘倩等（2015）
从理论与保险精算模型两个视角分析了养老保险与生育政策，提出当前的生育政策有利于改善养老保险统筹问题、缓解支付压力，但具体的实施效果受到大众生育意愿和政府执行力的影响。骆正清等（2015）
则研究了不同生育政策调整方案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的代际平衡问题，认为在2030年人口峰值出现之前，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并在之后取消生育限制能够有效解决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的代际平衡问题。张鹏飞、陶纪坤（2017）
用实证分析了二孩政策放开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影响，涉及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当期结余和累计结余的影响，从研究结果来看，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能够有效改善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基金的收支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养老统筹基金的支付压力。
但是具体效果同样受生育保障力度的影响。岁磊（2017）的研究结论类似，其通过构建连续时间的世代交叠模型，发现2016—2056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冲击能够缩小养老基金缺口，但人均寿命的延长扩大了养老金缺口。
部分学者对社会养老保险统筹层次进行研究，以完善现有的养老保险体制（陆解芬、朱玉林，2002）
。郑功成（2008）
提出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促进劳动力市场统一；马永华（2010）
从公平效率的角度研究统筹层次难以有效提高的原因，并据此提出相关建议；王晓东（2014）
认为，通过剥离历史债务可提升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统筹层次，把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统筹层次统一定格在省级层面、完善制度激励设计、提升统筹层次提高的制度吸引力、加快三大板块制度的整合衔接等措施；焦津强（2017）
提出提高统筹层次的方向应由中央与省级政府共同管理，路径则需满足“省级统筹，一步到位”，既不能维持“自下而上”，也不能“自上而下”，否则会存在原地踏步状况。邓大松等（2018，2019）
提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亟须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面临地方利益格局固化、打击基金有结余地区的征缴积极性、中央财政兜底压力大、易造成逆向转移支付、省际养老保险政策差异较大等问题。建议中央应下决心打破当前利益格局；先推行中央调剂金制度，再逐步过渡到全国统筹；推进机构改革，建立养老保险相关机构；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建立养老保险信息数据库，推进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的进程。高和荣等（2019）
认为，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是建设更加公正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客观需要。但全国统筹面临着建设使命、统筹任务、收支平衡以及信息技术支撑等众多因素的挑战，需要加快推进养老保险制度的整合建设，加强对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监管，有利于解决我国养老保险基金中收支不平衡的问题，为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扫清制度障碍、筹资障碍以及技术障碍，有助于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目标的实现。席恒（2019）
提出基础养老金的全国统支是实现全国统筹的关键一环。
总体而言，目前的研究较为丰富、全面地分析了养老金缺口问题，但是学者们更多是定性研究，相对而言定量研究较少，且很多国外的理论只是生搬硬套到中国问题上，对老龄化、养老金收支缺口、财政风险等方面较少进行定量研究。本课题在各国学者们提出的养老金缺口解决对策基础上，认为该领域在以下方面需进一步研究：一是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不断变化以及覆盖城乡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逐步完善，未来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养老金缺口的类型与规模需要重新界定与测算；二是目前对养老金缺口应对措施的研究多以政策构想为主，而对应用各类政策解决养老金缺口的作用进行实证模拟与精算分析相对较少，因此，对运用各类政策产生的实际绩效进行定量研究很有必要；三是现有的解决养老金缺口的政策及研究多是各自设解，而系统性政策的研究相对较少，这也是本书研究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