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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期发展角度考察，国家的财政支农支持了很多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气象等事业的发展，这些都为我国农业抵御自然灾害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是必须肯定的。但是从短期变动方面来衡量，上面所表明的情况却不是非常理想，甚至可以说是很不理想。从短期分析来看，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并非持续稳定地增长，财政支农支出的年度间波动恰好与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短期波动相一致，作为一种短期投入要素的话，这种财政支农的波动实际上不仅未能平减农业生产的波动，反而可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财政支农支出的变动也未能对自然灾害的变化做出应有的积极反应。相比之下，农产品国家收购价格等政策工具的短期变化却能够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反周期特点，它们与财政支农支出的变化也不是协调一致的，而是相互矛盾和对立的。
要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财政货币政策有效配合至关重要。其模式及运行机制如图1-1所示，国家通过财政预算和金融市场，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农业宏观经济，保障农业有效供给，促进农民收入稳定增长，提高农业产出效率，确保农业生态环境优化，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财政货币政策要密切协调配合，保障农业有效供给，确保粮食安全，这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手段，使农民收入不断增长，逐步缩小城乡收入水平的差距和城乡差别。实施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优化配置农业资源，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最终目标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财政货币政策要密切配合，防止财政货币政策变化对农业发展影响的负效应；财政支出结构要优化，合理安排农业与其他部门投资的比例关系；农业投资比重要适度，货币供应结构中要优化农业与其他部门的货币供应比例，合理增加农业的货币供应。
图1-1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财政货币政策运行机制
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比较，我国农业企业面临着综合税费成本过高的问题。综合税费成本包括税收、社会保险费用、灰色隐性寻租成本和各种制度交易成本。此外，还包括高昂的土地、物流和电力成本等。我国农业企业综合税费成本过高的原因在于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晰，政府干预过多，导致支出规模巨大，只能通过较高的税收加以解决。同时，社保欠账也依赖税收征缴。因此，目前需要大力推动减税政策，降低社保费率，以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增加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以此带动投资能力和消费水平。
在国家总体财力提高的前提下，必须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和支持。应该说，在我国农业的许多领域中政府的支持还是有提升空间的。比如，具有明显社会公益性的农业科研和推广，理应得到政府强有力的财政支持。世界银行建议发展中国家农业科研经费应占农业总产值的1%～2%，且推广经费应高于科研经费，但我国农业科研投资仅占农业总产值的0.1%～0.2%，推广经费也仅占农业总产值的0.2%。即便如此，近年来在一些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中，推广事业经费还遭到了大幅度削减。如果连这些固定的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基本人头经费都不能够保证，那么，不确定的将用于农业生产调控的一些支持和补贴手段就更谈不上了。这种情况的出现表明我国财政支农的总体投入力度还相当不够，而且没有得到稳定的保障。
在获得较大财政支持的情况下，还要根据新的形势，研究和改善财政支农的具体政策和内部结构。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其他一些国家的经验和做法。以美国为例，政府对农业的干预仅仅限于通过财政出资来支持农业灌溉设施建设、农业教育、农业科研以及农业技术推广，并不是直接利用价格支持或收入支持来调控农业生产。美国政府所考虑的农业政策目标，主要是着眼于稳定农产品供给、防止农产品过剩、保障农产品价格和保证农民收入，采用的基本上都是针对性较强、能够有效控制某种农产品生产的支农政策工具，如与农业生产计划挂钩的差价补贴政策。我国的农业生产形势虽然不同于美国，不是处于长期过剩的状态，但是近几年农产品销售严重不畅的情况也已经表明，有效地调控农产品供求关系也是我们所面临的迫切任务。在加入WTO之后，调整现行的财政支农政策和结构、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将会变得更加重要。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否畅通，直接决定着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坚持数量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该调控框架发挥了良好的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但随着我国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和金融体系的不断发展，数量型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与中间目标、最终目标之间的相关性在不断减弱，且数量型目标的可控性也在减弱，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不足不断显现。要保持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就要让市场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价格成为调节供需的自动稳定器。具体来说，货币政策操作目标要逐步转变为货币市场短期利率，让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去影响中间目标，进而影响最终目标。在中央银行的调控路径上，应进一步探索“利率走廊”调控机制，以市场化的间接调控手段而非行政手段来调控货币市场短期利率，影响信贷市场的定价，最终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从以数量型为主向以价格型为主转型。疏通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需要中央银行灵活运用各类数量、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尤其是要根据不同阶段流动性形势和金融市场发展情况，优化操作工具组合，合理安排工具品种、规模和期限结构，不断提高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和准确性。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也是现代金融的核心。从这些年农村金融运行的情况来讲，征信体系建设是解决农业顺周期性风险的一项重要措施。一是必须高度重视征信体系建设。征信体系建设是金融运行的重要前提，要深入开展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宣传教育。二是要探索建立征信长效体系。该体系包括完善的社会诚信文化体系、社会信用服务体系、信用法律体系、从业人员诚信监管体系和行业诚信自律规则等。三是要开展“惩戒失信”专项行动。对诚信者要大力表彰，对不守诚信者要在多方面进行惩治。在金融监管中，要设置人民银行征信监管中心，实现政府、法院、社会、金融等信息系统共享互动，对失信对象分批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曝光，公安机关也将失信对象列入打击范围。四是为诚信企业创造宽松的投融资环境。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经营管理水平高、产品市场前景好、还本付息能力强的民营中小企业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农业产业是促进现代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是依赖金融体系的支撑，两者相互共存。充分调动金融体系的活力，消除农村经济发展目前所面临的金融抑制现象，已经成为一个影响颇深的现实难题。自20世纪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实现了体系上的分离后，农业发展银行分支机构开始进入农村，一时间在农村金融领域出现了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三强角逐”的情形，农村金融机构呈现出多元发展趋势，也同时意味着新农业发展的金融支持度将得到大力扶持。发展我国现代农村经济，金融支持至关重要，若单独依靠市场的调节，难以解决目前金融支持薄弱的现实问题，而农业部门本身的产业调整和优化也会出现停滞的局面。借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为实现农业产业化，政府对农业投入的力度和广度均有着重量级的表现。故而，推进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在我国，政出多门、各自为政的现象一直存在。比如在农业的短期波动方面，国家收购价格政策和财政支农政策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的现象。今后，应该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要改进和完善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使之更加系统化和统一化。各部门之间应该加强信息交流和沟通，注意相互配合和补充，而不是只考虑自身的情况和利益，造成各种政策之间互相对立和冲突。财政政策通过参与市场资源的配置，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兼顾社会公平，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稳定物价，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财政政策通过支出和税率变化直接影响社会总需求；货币政策则通过对货币供给量的控制来影响利率，从而间接影响投资与消费。财政货币政策在功能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它们不能相互替代，既要相互分工又要协调配合。
首先，应该总结和了解我国农业生产发展中存在的短期波动现象，根据农业波动规律和相应的自然及气象条件方面的监测和预报，更为准确地预测未来几年中的农业生产情况。其次，综合考虑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方面的供求变化，包括积累性因素和即期生产因素等所导致的各种市场变化。掌握了充分的信息之后，还应该采取积极应对、争取主动和事先调节的态度，合理、有效地运用财政手段和工具，尽可能平减农业生产的周期性波动，减少这种波动给国家和农民所带来的各种经济和社会效益损失。
单纯依靠财政投入促进农业发展难以为继，需要在财政投入之外做相应的综合性政策调整，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减少交易成本。政府财政金融的支农投入作为普惠制的公共品只能用于村社成员股份合作制的综合性合作社，所有村域内的资源和政府项目投入皆做集体股，其收益用于增加公积金以促进扩大再生产。因此，能够借综合性合作社建设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形成对外谈判的对等地位。二是政府支持基层综合性合作社抓好农村经济三产化开发，把外部定价改为内部定价。各级政府应以免税、贴息和财政专项免配套等优惠政策帮助基层合作社抓好乡村经济和社会各类资源的综合性开发和资本化利用，重点促进合作社在多功能的“两型农业”及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形成收益反哺一产，利润返还农民“股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