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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是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姜伟，2008；张俊莲，1999）。根据财政政策调节国民经济总量和结构中的不同功能来划分，财政政策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宋新中，1986）。扩张性财政政策（又称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的总需求，依靠增加国债、支出大于收入，出现财政赤字来实现（李志海，2011）。紧缩性财政政策（又称稳健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减少和抑制总需求（宋海粟，2008）。中性财政政策是指财政的分配活动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保持中性（马蔡琛，2005）。
理论和实际经验表明，政府的财政政策对于一国的农业生产发展来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郭杰等，2019；侯石安，2004）。财政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现代农业发展落后、农业竞争力弱、农业供给对需求变化回应不足，等等。在财力丰足的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欧盟、日本等，财政政策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渠道，是国家调控农业生产供求和农民收入增减的一个基本工具。在我国这样财力不够充足的发展中国家，财政政策对农业发展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农业投入来源，特别是具有广泛外部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农业生产所要求的许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防疫减灾等，由于存在广泛的外部性，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财政以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来解决。
农业财政政策的调控效果仍未达成一致结论。在理论研究层面，对于财税政策如何对“三农”产生影响的问题，李俊生（2018）回溯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财政政策的发展脉络、演进趋势和具体特点，归纳了当前我国农业财政政策的问题和不足；对于在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阶段如何发挥农业财政政策的作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也从未来发展趋势层面进行了研究与展望。何代欣（2018）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论证了财税政策对乡村振兴的重要性，并从现代国家与现代财政制度的关系、乡村振兴与脱贫发展关系方面，对世界性难题下的中国探索进行了回顾和讨论。刘成奎（2018）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和意义，论述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现状和问题，认为虽然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明显提升，但各类公共服务提升的水平依然差距较大，财税政策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依旧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基于问题的分析，作者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公共财政更多向“三农”倾斜、财政政策要优先安排农村公共服务、完善农村公共服务的需求表达机制等。
在实证研究层面，龚斌磊（2019）采用变系数生产模型，将全要素生产率中涉及各生产要素质量提升的部分剥离，从而识别财政支出通过不同途径影响农业增长的内在机制，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1978—2015年31个省份）和县级面板数据（1993—2010年2495个县），从宏观和中观视角，实证考察和比较了各改革阶段财政支出通过不同途径对农业产出的影响及其长期总体回报率。研究发现，每1个单位当期农业财政支出的增加，能提高0.4个单位的当期农业产出，其中通过全要素生产率途径的影响占到一半，通过提升化肥和农机质量的影响各约占1/4，而通过改变劳动力和土地质量的影响很小。王秋苏（2019）选取2010—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两层Logistic回归模型对财政支农支出的减贫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贫困发生率的影响，一方面来源于财政支农支出的主效应，另一方面来源于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科技进步水平的交互效应。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贫困发生比减少最大的省份为江苏，减少最小的为广西和新疆，这与各地区的农业科技进步水平有极大的关联。此外，张维刚（2018）分析了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供给结构优化的影响，通过对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了支农支出可以促进农业供给结构优化的结论。
货币政策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给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合（白岐海，2007）。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公开市场业务、存款准备金、再贷款或贴现以及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等。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一般有4个：稳定物价、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平衡国际收支。货币政策分为扩张性和紧缩性两种。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通过提高货币供应增长速度来刺激总需求，在这种政策下，取得信贷更为容易，利息率会降低。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是通过削减货币供应的增长率来降低总需求水平，在这种政策下，取得信贷较为困难，利息率也随之提高。因此，当总需求与经济的生产能力相比很低时，使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较合适；在通货膨胀较严重时，采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较合适。
货币政策在缓解农村金融融资约束方面，具有靶向“精准”、成本不高、副作用小的优势（楚尔鸣、石华军，2014；汪仁洁，2014）。Galbis（1980）验证了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关系的“供给引导”（Supplyleading）和“需求追随”（Demand-following）理论，即在经济增长的初期阶段，金融发展的“供给引导”居主导地位；在经济成熟阶段，金融发展的“需求追随”模式占据主导地位。Goldsmith（1990）提出了金融发展理论的“金融结构论”。受上述理论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农村金融发展理论流行“农业信贷补贴论”，认为需要从外部向农村注入资金，促进资本形成，达到推动农业发展、缓解农村贫困的目的。据此，一些学者找到了政府支持农村金融发展的理论依据（冉光和等，2008）。
从已有文献来看，农业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干预是产生农村金融抑制的原因，货币政策定向调控类似政府的金融干预。Fukuchi（2010）构建了市场分割模型和储蓄管制模型，从理论上证明了行政干预对农村造成的福利损失。尹志超等（2014）研究发现，货币政策的调整变化对银行体系的贷款违约风险有直接影响，而且对涉农贷款违约的影响显著大于对非涉农贷款违约的影响。如果相应的配套改革跟不上，如农业信贷支持的主体缺位和激励机制不足，风险分担机制滞后，那么，货币政策定向调控的效果将打折扣（曹崇福，2007）。另一种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市场机制失灵，需要政府通过“引导—扩张”机制推进培育农村金融市场，通过非市场化手段干预，如政策支持、信息引导、前期注资等，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陈雨露，2010）。还有学者从金融排斥角度，认为政府需要加大对农村金融支持力度（朱正、陶岚，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