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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银行个人金融业务中，私人银行业务或是未来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之一。随着高净值家族规模的增加，私人银行业务逐渐成为商业银行的兵家必争之地。继招商银行之后，中国银行、平安银行等都升级了私人银行服务，向更加精细化方向发展，通过差异化的竞争优势打造核心竞争力。各银行从注重“跑马圈地”到“精耕细作”，目的都是牢牢地抢占更多的高净值客群市场份额，毕竟对这一市场，外资银行、券商、资管及保险等机构都是虎视眈眈。根据上市银行2022年上半年报数据，银行在私人银行业务方面普遍实现高速增长，截至6月末，从资产管理规模（AUM）来看，招商银行管理的私人银行客户总资产为3.65万亿元，大幅领先同业。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平安银行、交通银行的管理规模分别为2.47万亿元、2.33万亿元、2.18万亿元、2.06万亿元、1.55万亿元、1.03万亿元。虽然私人银行客户在银行总客户群中占比较小，但其对银行管理资产规模的贡献却不容小觑。以工商银行为例，2022年上半年，该行私人银行客户数占零售客户数百分比为0.03%，但私人银行客户资产规模在零售客户资产规模中占比却高达13.78%，而这些主要是来自高净值家庭客群的贡献。
2022年11月20日，胡润百富与中信保诚人寿联合发布的《中国高净值人群家族传承报告》显示，中国拥有600万元家庭净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达到508万户，拥有千万元家庭净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206万户，拥有亿元家庭净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13万户。而且高净值人群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50%集中在30～45岁，30岁以下人群的占比为30%；45岁以上人群的占比则为20%。相较之下，2019年中国高净值人群中40岁以下人群仅占29%，而2021年则上升到42%，可以说，我国的高净值人群整体正在呈现向年轻化方向发展的趋势，而年轻人正是财富金融市场的主力军。但中国高净值人群年轻化的原因也有可能是传承，高净值家庭预计有18万亿元的财富将在10年内传承给下一代，49万亿元的财富将在20年内传承给下一代，92万亿元的财富将在30年内传承给下一代。面对持续增长的财富规模以及生命周期的基本规律，家族传承势必成为高净值家庭越来越关注的投资目标。
从投资方向上看，胡润研究报告显示，“安全”超越“增长”连续三年成为高净值人群最为看重的投资理财目标，风险规避的心理十分明显。投资风格占比最多的是稳健型投资者（46%）。除了财富安全外，高净值人群的“健康观”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他们不再单纯追求财富上的健康与富足，还迫切追求身体健康，乃至追求心灵健康、家庭和睦，逐渐形成一个综合全面的健康观。为此，高净值人群除了常规的金融服务外，还特别看重银行是否能够提供全球高精尖的医疗服务资源，跨境银医联动会是新的服务亮点。
目前国内的私人银行主要提供三个方面的服务内容。一是财富增值服务，即为客户制订投融资方案，比如提供多种现金管理、固定收益、权益投资、另类投资、财富传承和融资产品。以股票投资为例，客户不仅可以投资港股、A股和美股，还可以投资英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德国、瑞士等其他全球主要市场股票。产品包括证券托管、IPO新股、国际配售、证券孖展及其他金融衍生型产品，甚至可根据客户独特需求量身定制结构化金融衍生产品，如股票挂钩票据、外汇挂钩股票期权等产品。二是家族传承服务，包括家族信托、保险、身份和税收筹划以及增值服务。国际化程度较高的银行还为客户提供移民咨询、留学中介等服务，利用海内外机构的联动，为高净值家族的子女到国外游学提供更多便利。三是公私联动服务，主要包括上市前后的家族信托服务、个人及公司融资服务及ESOP（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计划等。银行还可以利用集团旗下的资产管理公司资源，为客户提供个人+公司统筹层面的资产管理及股权安排。
家族办公室主要为超高净值家庭提供定制化的财富保障与传承方案，根据Campden Wealth亚太区董事Nick Hayward介绍，全球家族办公室市场不断增长，2022年总体资产管理规模至少为65万亿元（徐宇，2021）。世界上第一个“家办”是1882年成立的洛克菲勒家族办公室，其本来只为家族内部服务，一直到1980年才从单一家族办公室（SFO）向联合家族办公室（MFO）转型。2022年12月8日，瑞士顶尖私人银行瑞士瑞联（Union Bancaire Privée，UBP）与胡润研究院联合发布《2022中国式家族办公室行业发展白皮书》，首次定义了“中国式家族办公室”这一概念，即根植于中国本土且适应于中国市场监管特点的家族办公室，服务中国企业家，是践行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参与者和专业服务提供者。胡润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的商业型家族办公室平均成立时间5.5年，79%的总部所在地位于北上广深，平均团队规模11人，团队成员金融相关行业从业年限13年，平均服务的家族数量8家，平均资产管理规模15亿元。在中国式家族办公室外部合作生态圈中，律师事务所（75%）、基金公司（70%）和信托公司（65%），占据了境内合作伙伴的重要位置。在境外合作生态圈中，私人银行需求最高，达到60%。
家族办公室业务在中国尽管还十分“小众”，但也不再“稀有”，在北京就活跃着不少从事“家办”业务的专业机构，据统计，全国从事“家办”业务的有数万人。平安银行联合福布斯中国发布的《2020中国家族办公室白皮书》显示，国内的“家办”有两三千家，业务范围涉及财富管理、税务筹划、学业规划、法律咨询、健康管理、传统文化。这些公司收费标准从每年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主要根据每个家庭的具体情况和所涉及的具体业务制定收费标准，合同一年一签，具体收费每年可以进行一定的调整。目前，“家办”在我国金融监管框架之下尚处于模糊地带。一些“家办”只是名义上叫“家办”，其实并没有私募基金牌照，也没有相应的备案产品。这种所谓的“家办”主要分为三类（杨宏生、王彤旭、马文博和白雅琦，2022）。第一类是挂着“家办”的名头销售金融产品；第二类是只做咨询服务，其本身没有投资能力，相当于信息中介，主要是推荐客户购买相应的金融产品；第三类是有一定的投资能力，但还称不上真正的“家办”，其更类似于股权私募基金。
跨境或离岸家族信托已成为银行满足高净值人群跨境财富管理需求的重要突破口。由于内地财富的积累者和拥有者仍以创富一代为主，其中部分已经60岁以上，财富传承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一些二代继承人由于管理团队之间的权力平衡较为复杂，或者对所处行业并不感兴趣，选择退出经营，只持股权。因此，通过设立家族信托完成财富交接成为双方共识。但是，在国内设立家族信托，法规限制较多，尤其在资产转移方面，存在诸多掣肘。相比之下，境外信托法规较成熟，在资产转移方面较有弹性。家族信托在香港已经发展几十年，市场成熟，内地一些超高净值家庭转投香港（徐兰和潘沩，2015）。据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资料，在香港设立家族信托的客户有50%～70%来自内地，仅2018年以来就有17家在香港上市的内地公司实控人委托信托机构新设或将股权转让给离岸家族信托，涉及总市值超过2300亿港元（张锐，2019）。
跨国银行可以借助境内外机构的联动与资源共享优势，更好地转介服务内地客户。比如，一些外资信托可以配合境内银行提供保险和BVI（英属维尔京群岛）账户服务。信托的主要功能在于隔离和保护，即将资产分割出企业与家族，其余成为信托资产，由受托人给予保护及安排传承，从而达到财富传承的平稳过渡。跨境家族信托条款十分灵活，委托人可以通过在意愿书内提出派发信托资产给受益人的条件，如“防止任意挥霍条款”；也可提出奖励条件，激励有能力的家族受益人为家族奋斗（王延明，2013）。这些规划安排不仅可以防止富二代过度奢靡败家，也可以激励其用好资源做好事业，还可以防止因为债务或离婚而损失家产。
对于私行级客群，虽然国内银行一直在努力完善及提升服务品质，但依然无法满足超高净值人群日益增加的资产配置需求。为改善客户私行理财服务体验，EAM模式应运而生。外部资产管理人（External Asset Manager，EAM）服务，于20世纪90年代首次在欧洲出现，它属于银行体系外的持牌机构，能够为客户提供资产配置的专业意见和建议。通过私行、持牌EAM机构、客户三方签署协议的方式，由外部资产管理人协助私行客户进行全球资产配置，即钱在银行进行托管；客户的资产配置顾问服务由EAM提供。在境外常见的EAM模式中，投顾可以选择私行架上的产品进行交易，也可以通过券商交易全球的基金、股票、ETF等标的。投顾构建的组合能涵盖公开市场、私募市场、一级市场、二级市场等多个市场的产品，极大地实现了多元化、分散化的配置需求。这一模式不仅能够让客户获得更细致专业的服务，银行也可以留住托管存款资金，而EAM机构则参与分享服务费用，是一个“三赢”的合作。有别于传统私人银行只能销售自家银行的金融产品，EAM可以对接不同托管银行、不同资产管理机构、不同的产品和服务。因此，EAM能够更客观地分析客户需求，理性地给出专业意见和建议。据统计，中国香港和新加坡EAM机构的总管理资产（AUM）已有约1000亿美元的规模。EAM模式也被认为是国内买方投顾服务的未来，并为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提供了更大的发展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