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继续核算中国1980-2017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其波动情况,并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源泉进行分析研究。
根据以上分析得到的投入数据,运用式(1)计算每年的TFP和各周期的TFP变化,以及各项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见表1、表2和图2。
表1 1980-2017年中国要素投入和贡献情况 (%)
续表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表2 中国要素投入和贡献情况 (%)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图2 1980-2016年中国各项要素和TFP增长情况
首先,从经济增长情况看,1980-2017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是9.55%,但是年度之间波动较大,增长率的波动区间是[3.9%,15.2%],相差11.3个百分点。在38年中,中国经历了农村改革(1980年)、城市改革(1984年)、政治事件(1989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1年)、世界金融危机(2008年),其中既有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改革,也有迫使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低的事件,中国经济呈现出“三上三下”的态势。随着经济新常态的到来,中国工业产能出现严重过剩,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开始迅速下降,2017年经济增长率只有6.80%,为了保持经济中高速发展,中国需要继续加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新动能、新产业、新业态等新经济。
其次,中国经济呈现出资本驱动的特征。38年中只有7年的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于33%,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居高不下。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际需求减弱,出口减少,国内企业订单大幅减少,产能利用效率低下,经济增长开始下滑( 刘建翠 、 郑世林 ,2017)。为了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政府采取经济刺激计划使得投资迅速增长,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超过了70%,在2012年高达86.52%。1980-2017年,资本的年均增长率是10.9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47.26%,这充分证明了经济增长是资本驱动型的。
再次,劳动投入“红利”萎缩,对经济增长贡献普遍较低。1980-2017年,除了特殊的1990年,劳动投入增长率在0.05%~3.7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0.40%~37.25%,劳动投入增长率呈下降态势,“人口红利”正逐步消失。改革开放初期,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两位数,最高的是1981年的37.25%,1991年以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在10%以下,2017年只有0.40%。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施独生子女政策的直接后果是劳动人口增长率迅速下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的数据,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87年开始下降,1987年是16.61‰,2000年是7.58‰,2017年是5.32‰,下降幅度较大;1990-2000年、2001-2010年15~64岁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是1.54%、1.18%,呈快速下降趋势,从2014年开始15~64岁人口数下降,2017年数量低于2010年数量;就业人员增长率也迅速下降,1990-2000年、2001-2010年、2011-2017年就业人员增长率分别是1.08%、0.54%、0.29%,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劳动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空间将越来越小。
最后,1980-2017年,TFP有2年是负值,说明这些年份投入的综合增长大于产出的增长,经济效益较差。从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来看,生产率的贡献大于资本的贡献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3-1985年,1987-1988年,以及改革第二阶段的1991-1997年,这些阶段都是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引进技术和我国生产部门的改进与创新,生产手段、工艺、产品等方面的技术进步以及管理科学、政策、决策等不可度量的要素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良性影响( 李京文 等,1996)。
纵观整个经济周期,1980-2017年的生产率年均增长率是4.0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42.22%,劳动年均增长率是1.7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10.53%,资本年均增长率是10.98%,贡献率是47.26%,中国经济呈现出科技与资本双轮驱动的特征。
在不同的子周期内,经济、各要素投入增长率存在明显的不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较大差距(见表2)。
第一个子周期,1980-1984年,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开始出现第一个增长期。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重经营体制改革,激活了农村的潜力,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经济开始焕发生机,1984年达到第一个增速最高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迅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19.10%,在此期间GDP年均增长率是9.54%;资本的年均增长率是7.5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31.41%;劳动年均增长率是3.1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19.64%;生产率增长率是4.6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48.95%。可见,中国经济是技术进步驱动型的。
第二个子周期,1985-1992年,1985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扩大企业自主权,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措施开始实施,企业活力开始增强,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开始蓬勃发展,这些制度的创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是生产率提高最快的时期。在此期间,GDP年均增长率是9.54%;资本年均增长率是6.8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29.31%;劳动年均增长率是4.2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26.18%,是所有子周期中最高的子周期;生产率增长率是4.2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44.51%。由此可见,中国经济是技术进步驱动型的。
第三个子周期,1993-2007年,中国改革初见成效,市场机制开始发挥作用。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加速,竞争性行业完全实现市场开放,垄断性行业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这些改革使得企业技术进步和效率得到较大提升( 李平 等,2013)。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水平加速提升,大量国外先进技术成果被引进,大量外资公司和外资进入中国,国内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生产率继续提高。在此期间,GDP年均增长率是10.19%,是四个子周期内增长最高的子周期;资本年均增长率是11.4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44.48%;劳动年均增长率是0.8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5.15%;生产率增长率是5.1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50.37%。中国经济呈现出科技与资本的双轮驱动特征。
第四个子周期,2008-2017年,因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政府为了保持经济增长,实施了刺激经济的“4万亿”计划,导致投资迅速增长,但生产能力不能得到有效利用,直接的后果是生产率增长率迅速下降。虽然投资能够使经济快速走出谷底,但难免出现重复建设、盲目建设等现象,还需要通过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结构性调整来解决这些问题。否则,难以保证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在此期间,GDP年均增长率是7.25%,是最低的一个子周期;资本年均增长率是14.24%,是最高的一个子周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87.18%;劳动年均增长率是0.3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2.49%,是所有子周期中最低的子周期,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空间日益变小;因为投资迅速增长,生产率增长率迅速降低,只有0.7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10.33%。中国经济呈现出投资驱动型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