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生产率的测算

本文将继续核算中国1980-2017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其波动情况，并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源泉进行分析研究。

根据以上分析得到的投入数据，运用式（1）计算每年的TFP和各周期的TFP变化，以及各项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见表1、表2和图2。

（一）全周期要素投入变化和经济增长源泉分析

首先，从经济增长情况看，1980-2017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是9.55%，但是年度之间波动较大，增长率的波动区间是［3.9%，15.2%］，相差11.3个百分点。在38年中，中国经历了农村改革（1980年）、城市改革（1984年）、政治事件（1989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1年）、世界金融危机（2008年），其中既有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改革，也有迫使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低的事件，中国经济呈现出“三上三下”的态势。随着经济新常态的到来，中国工业产能出现严重过剩，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开始迅速下降，2017年经济增长率只有6.80%，为了保持经济中高速发展，中国需要继续加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新动能、新产业、新业态等新经济。

其次，中国经济呈现出资本驱动的特征。38年中只有7年的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于33%，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居高不下。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际需求减弱，出口减少，国内企业订单大幅减少，产能利用效率低下，经济增长开始下滑（ 刘建翠 、 郑世林 ，2017）。为了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政府采取经济刺激计划使得投资迅速增长，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超过了70%，在2012年高达86.52%。1980-2017年，资本的年均增长率是10.9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47.26%，这充分证明了经济增长是资本驱动型的。

再次，劳动投入“红利”萎缩，对经济增长贡献普遍较低。1980-2017年，除了特殊的1990年，劳动投入增长率在0.05%～3.7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0.40%～37.25%，劳动投入增长率呈下降态势，“人口红利”正逐步消失。改革开放初期，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两位数，最高的是1981年的37.25%，1991年以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在10%以下，2017年只有0.40%。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施独生子女政策的直接后果是劳动人口增长率迅速下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的数据，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87年开始下降，1987年是16.61‰，2000年是7.58‰，2017年是5.32‰，下降幅度较大；1990-2000年、2001-2010年15～64岁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是1.54%、1.18%，呈快速下降趋势，从2014年开始15～64岁人口数下降，2017年数量低于2010年数量；就业人员增长率也迅速下降，1990-2000年、2001-2010年、2011-2017年就业人员增长率分别是1.08%、0.54%、0.29%，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劳动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空间将越来越小。

最后，1980-2017年，TFP有2年是负值，说明这些年份投入的综合增长大于产出的增长，经济效益较差。从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来看，生产率的贡献大于资本的贡献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3-1985年，1987-1988年，以及改革第二阶段的1991-1997年，这些阶段都是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引进技术和我国生产部门的改进与创新，生产手段、工艺、产品等方面的技术进步以及管理科学、政策、决策等不可度量的要素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良性影响（ 李京文 等，1996）。

纵观整个经济周期，1980-2017年的生产率年均增长率是4.0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42.22%，劳动年均增长率是1.7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10.53%，资本年均增长率是10.98%，贡献率是47.26%，中国经济呈现出科技与资本双轮驱动的特征。

（二）子周期要素投入变化和经济增长源泉分析

在不同的子周期内，经济、各要素投入增长率存在明显的不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较大差距（见表2）。

第一个子周期，1980-1984年，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开始出现第一个增长期。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重经营体制改革，激活了农村的潜力，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经济开始焕发生机，1984年达到第一个增速最高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迅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19.10%，在此期间GDP年均增长率是9.54%；资本的年均增长率是7.5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31.41%；劳动年均增长率是3.1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19.64%；生产率增长率是4.6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48.95%。可见，中国经济是技术进步驱动型的。

第二个子周期，1985-1992年，1985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扩大企业自主权，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措施开始实施，企业活力开始增强，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开始蓬勃发展，这些制度的创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是生产率提高最快的时期。在此期间，GDP年均增长率是9.54%；资本年均增长率是6.8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29.31%；劳动年均增长率是4.2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26.18%，是所有子周期中最高的子周期；生产率增长率是4.2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44.51%。由此可见，中国经济是技术进步驱动型的。

第三个子周期，1993-2007年，中国改革初见成效，市场机制开始发挥作用。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加速，竞争性行业完全实现市场开放，垄断性行业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这些改革使得企业技术进步和效率得到较大提升（ 李平 等，2013）。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水平加速提升，大量国外先进技术成果被引进，大量外资公司和外资进入中国，国内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生产率继续提高。在此期间，GDP年均增长率是10.19%，是四个子周期内增长最高的子周期；资本年均增长率是11.4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44.48%；劳动年均增长率是0.8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5.15%；生产率增长率是5.1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50.37%。中国经济呈现出科技与资本的双轮驱动特征。

第四个子周期，2008-2017年，因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政府为了保持经济增长，实施了刺激经济的“4万亿”计划，导致投资迅速增长，但生产能力不能得到有效利用，直接的后果是生产率增长率迅速下降。虽然投资能够使经济快速走出谷底，但难免出现重复建设、盲目建设等现象，还需要通过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结构性调整来解决这些问题。否则，难以保证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在此期间，GDP年均增长率是7.25%，是最低的一个子周期；资本年均增长率是14.24%，是最高的一个子周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87.18%；劳动年均增长率是0.3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2.49%，是所有子周期中最低的子周期，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空间日益变小；因为投资迅速增长，生产率增长率迅速降低，只有0.7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10.33%。中国经济呈现出投资驱动型的特征。 AOfwwh83UAeJB/AeuNgTTfDycDZMl/mUWb5+34MXpS4KqqeiJaMNSrgqOVtob3s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