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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对国外文献的重要概念和理论视角进行文献综述，包括市场竞争与产品质量的基本理论研究、市场竞争对产品质量关系的研究、市场竞争下产品质量的影响路径的研究、市场竞争下产品质量监管对策的研究等四个方面。
市场竞争思想来源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认为，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是在市场经济主体的逐利性动机驱使下，根据价格机制自发地调整交易市场上所有的商品供给和需求，这种市场调节被称为“看不见的手”。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完全竞争是无穷多个小企业生产相同产品，每个厂商的市场份额很小却面临无限弹性的市场需求。完全竞争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学家用来支持其市场有效性主张的理论体系，由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市场行为理论和社会福利理论等部分构成，其中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研究假设，并于1890年日益成为后来经济理论的标准范式。
但是，在完全信息假设的条件下，完全竞争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市场，这似乎不太可能。完全竞争的前提是没有规模经济、创新、社会分工、产品质量差异化等，
但是这种最有效率的市场是不存在的。上述学者均认为，“任何曾经如此重要且生命力持久的东西都太有价值，不仅不该被抛弃，而且应尽一切努力维护其中心地位，即使这意味着要根据新近的挑战改变思维方式”。Schumpeter J A.（1934）认为，完全竞争理论没有为企业家技术创新留下空间。
Hayek F A.（1994）否定了“完全信息”假设的合理性，认为任何人均不可能拥有所有信息和知识，偏好和生产的相关信息只能在市场主体相互作用过程中显示出来。
Coase（1991）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理论称作“黑板经济学”。Robinson（1934）指出，完全市场竞争理论假设与分析方法具有冲突性，这一结论后来得到了证明。
Stiglitz和Joseph E（2002）否定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认为市场之手，要么“根本就不存在”，即使存在，也是“一只颤抖的手”。
可见，国外学者对现实市场竞争假设条件与基本思想的研究比较深入。本研究将借鉴以上分析思路，在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中引入机会主义、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假设，开展理论分析。
关于产品质量的经济学属性研究，最早出现在《朱兰质量手册》中。“质量”是一组固有特性满足消费者要求的功能与效用，即“适用性”
和合乎“顾客想用它来达到的目的”。
Garvin D A（1984）认为，质量包括产品客观特征，如耐用性、安全性、兼容性、配套服务等，也包括社会性特征、产品设计的美观度、消费者虚荣心满足程度等。所有引起消费者效用水平提升的特征都可以归结为产品质量。
Rust R T等（1994）阐述了价值、质量与效用的关系，
质量有两个组成部分即产品特征和无缺陷。
A Kahn（1970）则从社会消费结构出发，将消费者从商品本身获得的效用分为基本收益和质量收益两部分，并注重产品质量的经济学特性。
Weinstein和Broda（2006）采用产品价格和数量占GDP的比重来代替产品质量。美国通用电气（GE）从顾客导向的视角，认为测量质量竞争力的六个维度有：可靠的运营、高效能、可持续性/寿命、检查和维修难度、接线和安装难度、产品服务等。
Ghorbani M和Hamraz SA（2009）以伊朗为例，对有机食品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Hallak和Sivadasan（2009）构建了质量内生理论，认为考虑产品质量异质性，决定消费者最优选择的是产品数量和产品质量（性价比），即相同价格下，市场绩效越好，产品质量越高。可见，国外学者对产品质量基本思想的研究比较深入，本研究将已有研究成果，在质量差异性假设和质量竞争工具假设基础上展开理论研究。
国外文献关于市场竞争与产品质量关系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市场竞争正向影响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负向影响产品质量。
在国外，市场竞争常出现在市场结构理论中。熊彼特在西方质量思想中引入了“创新要素”，认为市场竞争中引入新的产品、新的生产方法和其他刺激经济活动的创新，提升产品质量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本真需要”和提升竞争优势。
Arrow K J（1962）指出，市场竞争是创新的原动力，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存在正相关关系。
Schmidt Klaus M（1997）指出，市场竞争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有利于委托人把所关注的质量信息和同行信息进行比较，借以判断关注对象的质量情况。
福克纳和鲍曼（1997）依据顾客矩阵，提出了企业的竞争策略。顾客矩阵说明了可察觉使用价值（质量）与可察觉价格之间的关系，当企业运营使可察觉价格降低、可察觉使用价值（质量）升高时，企业便获得了竞争优势。
市场竞争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从而改善产品质量水平。
市场势力假说（Market-Power Hypothesis，MPH）认为企业所在的市场集中度越高或者拥有的市场份额越高，企业越有机会通过市场势力获得超额利润，并提升产品研发水平，从而提升产品质量。规模效率假说（Scale-Efficiency Hypothesis）则主张在相同的管理和技术条件下，达到规模经济的企业能获得更低的生产成本、更高的经营利润和更大的市场份额（Lambson，1987），从而垄断有助于保持较好的产品质量水平。Grossman G M和Helpman E（1991）建立了适用于分析差异化质量的产品质量升级型增长模型，
将产品质量内生于经济增长模型之中，考虑了质量升级对单一行业经济增长的影响；Aghion等（1992）则分析了技术进步和产品质量升级对整个经济影响的情形。
在Aghion-Howitt模型中，技术进步具有破坏性效应，市场竞争使旧产品被淘汰的可能性增大，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率。
在市场竞争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有压低成本在竞争中获胜的动机。魏伯乐等（2006）在《私有化的局限》中介绍了在市场竞争中私有化企业的大量案例，认为私有化一方面提高了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增加了社会成本，且增加的经济效益可能弥补不了社会的交易成本。
Spence A M（1975）认为，在垄断程度较高的条件下，在无论提高产品质量的成本为零、成本递减，还是成本递增的情况下，因为高质量产品可以带来高利润，
寡头博弈都会使厂商选择生产高质量产品。
由于信息供给、企业声誉和生产规模经济等原因，寡头博弈的结果容易使厂商选择生产高质量产品。垄断性厂商为了保持自身垄断地位，通常会做出生产高质量产品的策略选择，因此垄断提高有助于提高产品质量，并带来高利润。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Oliver E.Williamson，在继承Herbert Simon有限理性理论基础上，认为现实世界中的人是有限理性的、机会主义的人，当“委托—代理”关系的双方出现效用和利益目标不一致时，理性的代理人往往会采取各种机会主义行为，即“利用诡计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狡诈地追求自我利益”。这是人们为实现目标而寻求自我利益的深层次条件。
Spink J和Moyer D C（2011）以牛奶非法添加三聚氰胺（Malamine）为例，认为追求短期边际收益的商业欺诈是食品企业产生质量问题的首要因素。
厂商机会主义导致私人成本降低和社会成本提高。所以，本书认为市场竞争对产品质量影响的路径之一是市场竞争下的厂商基于利益最大化倾向导致的厂商机会主义行为。
学者们普遍认为市场竞争下产品质量产生问题的原因是信息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生产者产生道德风险行为，与之而来的是消费者逆向选择和“柠檬市场”的形成，使市场上的产品质量处于低水平均衡。1970年，阿克洛夫开启了信息传递与市场交易之间关系的研究，引起了人们对市场交易的核心机制——价格机制以外的其他“信息”因素的关注。他关于“柠檬市场”的论述，提出了质量保证（Quality Guarantees）、声誉（Reputation）和信任（Credit）是有用的信息工具。
Nelson P（1970）认为信息不对称会影响消费者购买和选择行为，
按照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可以把商品分为搜索品、经验品和信任品。Antle J M（1995）认为，交易市场存在“不对称不完全信息—仅对消费者信息不完全”和“对称不完全信息—厂商和消费者双方的信息都不完全”两种情况，导致了产品质量水平的下降。
信息不对称下，市场上大多数产品都具有不可验证的经验品和信任品属性。Vetter H（2002）基于对信任品市场的分析，说明了生产者道德风险会降低信任品的产品质量。
信息不对称导致部分产品质量信息存在不可观测性或不可鉴别性；
Starbird S A（2005）通过分析生产者在食品供给中的道德风险问题，实证分析了食品生产中道德风险行为对食品质量的影响。
任何一种经济行为都离不开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因而对经济行为产生影响。政府进行有效的产品质量规制能够促进社会公平、
保护弱势群体，减少质量产品问题带来的社会经济成本。
Joseph A DeFeo等（2004）认为产品质量信号的来源是顾客抱怨、索赔、诉讼案件等。
但是，政府在监管产品质量过程中常存在失灵。Spink J等（2011）以牛奶非法添加三聚氰胺为例，认为政府机会主义导致的寻租行为是产生食品质量问题的主要原因。
Albersmeier F等（2009）实证研究了第三方检验认证行为对产品质量的影响，产品质量认证具有信息传递和甄别功能，可以为消费者进行信息甄别提供权威可信的依据。
第三方在经济利益驱使下，可能失去独立性原则，虚假调高产品质量评级以谋取虚高评级获得的经济利益。
McAllister L K（2012）详细阐述了第三方认证机构参与产品质量监管框架，指出了第三方认证机构被俘获问题，提出政府只有加强对第三方认证机构的监督，才能使第三方认证机构有效地服务于产品质量监管，提升规制的效率。
Jiang Zhao等（2020）提出对第三方认证行为会在一定程度上负向调节信息不对称，而正向影响农产品质量水平。
厂商机会主义、信息不对称和多元化监管的比较见表2-1。
表2-1 厂商机会主义、信息不对称和多元化监管的比较
20世纪90年代，监管的研究重点也从要不要监管向“如何监管”转变，监管机制设计也成为时代的主题。为了抑制监管失灵问题，Garcia Martinez等（2007）首先在研究食品监管时提出合作监管这一新的监管模式，讨论了英国、美国、加拿大在不同制度背景下实施监管的条件，探讨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协调努力可达到的监管有效性和效率红利。
J A Caswell（2012）通过事前监管和事后监管（事先预防和事后惩罚）、过程监管（激励性、过程检查）三个维度，提出了产品质量监管的概念性框架。
Spier K E（2011）
、Marino A M（1997）
、Chen Y（2012）
等注重产品质量问题的事后监管，主要包括事后召回、赔偿制度、可追溯体系等；还有学者注重事中激励与事后激励结合的方式；有些学者注重事中监管的应用，如Starbird S A（2005）认为抽样检测是一种有效的产品质量监管工具；
有些学者论证了事前监管的有效性，如最低质量标准的应用、法律法规的制定、产品质量准入制度的建立等。Starbird S A（2000）在区分事前监管和事后监管的基础上，认为事前监管比事后监管更经济有效。
在监管方式方面，Segerson K（1999）对食品的强制性监管和自愿性监管进行比较，认为自愿性监管更有利于消除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产品质量问题。
信息机制在监管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McCluskey J（2000）探讨了规避厂商道德风险的机制，发现利用信誉机制和重复购买机制进行产品质量监管是必要的。
Laffont J J和Tirole J（1991）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视角提出了激励契约，将生产者道德风险和消费者逆向选择引入监管模型，提出了多重委托代理框架下的最优契约设计。
总之，国外关于市场竞争与产品质量的研究虽然比较全面，但是和中国市场竞争的现实存在差异。新制度经济学关于机会主义、信息不对称、监管失灵的研究思路值得借鉴。国外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制度根植于较为成熟的市场竞争模式，监管实践相对比较成熟；而中国的市场竞争化进程始于改革开放之初，经历了市场竞争初级阶段—市场竞争发展阶段—市场竞争逐步成熟阶段，直接移植国外产品质量监管的理论与实践模式，在理论分析和政策实施上会有所偏差。
本部分对国内文献的重要概念和理论视角进行文献综述，包括市场竞争与产品质量的基本理论、市场竞争对产品质量影响的研究、市场竞争对产品质量的影响路径的研究、市场竞争下产品质量监管策略的研究等四个方面。
市场竞争是本书分析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竞争是个体或群体基于某个目标力图胜过对方的对抗性行为，市场竞争根本上是力量的博弈，其结果根本上取决于互动双方的力量对比。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从各自利益出发，为了取得较好的产销条件或获取市场资源的对抗性行为。市场竞争的内因是利益最大化，具有动态性特征。市场竞争的测定经常采用市场集中度、勒纳指数、赫芬达尔指数和市场竞争度四个指标来衡量。2012年以来，中国的市场结构特征总的来说是过度竞争的。
王小鲁、樊纲、胡李鹏历年编撰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对中国各省份的市场化水平进行了研究，衡量了分省份的市场竞争度。
任保平（2017）认为，产品质量是市场交易满足人们“本真需要”的特性，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
金焙（2018）则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视角，认为使用价值的载体是“质量”，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质量要素有着显著的经济学意义。
李志德、窦志铭（2013）认为，产品质量的本质是在产品买卖双方的博弈中形成的，而买卖双方的博弈胜负受到市场结构的影响。杨林（2015）认为，产品存在量与质两种范畴，中国的产品质量发展主要历经了数量、质量和可持续三个发展阶段。
刘刚（2016）认为，消费者需求即质量，质量改进的重点是影响消费者需求，所以消费者评价是产品质量判断标准之一。
程虹、李丹丹等（2015）通过对比2012—2014年消费者在产品、服务、工程、环境四大维度评价产品质量。刘伟丽（2018）采用单位价值、市场份额、技术复杂度、平均收入、国际质量认证等衡量产品质量。
可以看出，在产品供过于求的条件下，产品质量的经济分析正在成为学术界的关注热点。
鲜有学者对市场竞争与产品质量的非线性关系进行研究，但市场竞争在其他领域的应用研究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施炳展、邵文波（2014）对中国进出口产品质量的研究发现，市场竞争强度会显著提升企业产品质量。
李志德（2012）选取了中国26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997—2009年的年度数据作为样本，研究我国各地区市场化程度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结果表明，市场化指数与优等品产值率呈正向关系。刘梅、吴林海、高瑛（2013）利用假设市场评价法，调研了日照市150名消费者对可持续农产品的消费意愿，建立Logit模型，对消费者高质量溢价产品购买意愿进行了测定，指出了市场竞争是高质量产品溢价的影响。
工业互联网、大数据、AI等数字经济的投入也会对产品质量产生正向影响效应。
汤吉军（2011）发现了在环境外部性治理过程中，不竞争的市场更有效率也更容易治理；
低度竞争有利于促进厂商质量努力行为（刘刚，2016）。
相反，市场竞争强化了相对利益争夺，使内生性交易费用的经济运行摩擦度越来越高，无序的过度竞争是厂商机会主义的温床；
过度竞争使企业无法保证自己的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唯一能控制的是自己的成本函数或生产函数，因而降低成本进行价格竞争就表现为企业的市场竞争过程。在此情况下，厂商的策略选择是通过控制成本或生产函数取得竞争优势，以便在市场竞争中胜出。
纯粹的自由竞争市场是机会主义的温床。在特定行业如房地产业，过度的市场竞争会对行业产品质量造成影响，不利于行业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总之，国内关于市场竞争对产品质量影响的研究结论不一，特别是过度竞争对产品质量的负向影响，实证研究比较单薄，影响逻辑研究尚显匮乏。本书借鉴张衔等（2011，2014）的研究成果，以及王小鲁、樊纲、胡李鹏（2019）对分省份的市场竞争数据，探讨市场竞争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并分析可能的影响路径。
关于机会主义对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多停留在定性研究的现象研究，何大安（2007）提出了政府产业管制中存在厂商和政府双重机会主义行为，并认为机会主义来源于对资产专用性进行投资的契约各方，并容易产生勒索行为。
厂商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弱化了交易关系，影响交易效率，提升了交易成本；要提升交易效率和减小交易成本，必须对机会主义进行约束、甄别、惩罚和预防。
吴林海、尹世久（2018）发现2017年我国食品市场上68.2%的产品质量损害直接来源于厂商机会主义行为，即出于利益最大化目的，在生产者知情状况下进行不规范生产造成食品质量问题。
国内关于厂商机会主义对产品质量的影响还停留在浅层次的分析上，本书采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思路对厂商机会主义进行分析，借鉴张衔等（2011，2014）的研究成果，以期探讨厂商机会主义对市场竞争与产品质量关系的影响机理。
关于信息不对称对产品质量影响的研究资料相对丰富。信息不对称导致部分产品质量信息存在不可观测性或不可鉴别性。
厂商在利益驱动下，刻意降低质量水平，甚至以次充好、制假贩假，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降低质量的努力，导致产品质量损害。
基于信息不对称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行为，厂商常做出降低产品质量努力的策略选择；在交易市场上，消费者的逆向选择是妨碍产品质量水平提升的主要原因。
本书借鉴李学荣（2017）的研究成果，通过构建调节效应模型，探讨信息不对称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关于市场竞争下经济主体行为，厂商面临着两类主体，即政治关系（企业与政府、市场管理机构、政府监管部门之间的关系）和商业关系（竞争主体与供应商、顾客、R&D机构及其他中介机构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也会对企业产品质量决策产生影响。
这些经济主体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行为、第三方认证机构行为以及社会多方行为等方面。一是政府行为。龚强、雷丽衡、袁燕（2015）提出地方政府出于政策目标与政治绩效等方面的考虑会掩饰，甚至庇护企业，政府监管失灵会降低产品质量水平。
浦徐进等（2013）探讨了企业生产行为和官员监管行为的演化博弈，构建了动态博弈模型并进行了仿真分析，认为官员的监管行为对厂商的产品质量努力行为有重要影响。
宋焕、王瑞梅、胡妤（2018）研究了全程追溯制度下的食品企业与政府的演化博弈过程，并进行了模拟仿真分析。
二是第三方认证机构行为。于涛、刘长玉（2016）探讨了第三方在产品质量监管中的演化博弈过程并进行仿真分析，认为在没有制约的情况下第三方规制机构容易产生寻租行为。
三是社会多方行为。高红贵（2012）、郭鹏菲（2018）
基于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农产品质量监管中食品加工企业、政府、消费者参与的参与机制。本书借鉴于涛、刘长玉（2016）、郭鹏菲（2018）的研究成果，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运用动态演化博弈方法对产品质量多个利益相关者行为进行系统分析，并分析多元化监管策略行为对产品质量的滞后影响。基于现有研究结论不一致的情况，关注多元化监管对产品质量有怎样的影响这一研究问题，以期澄清现有研究结论的争议。
一是关于政府监管。政府监管主要包括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奖励等（郭志斌，2014）。政府监管手段需要通过参与立法、维护公共利益、执行规制、引导责任等实现。
二是信息规制。张维迎（2001）认为产品质量规制策略是声誉机制。声誉机制的运行需要四个必要条件：交易的可持续性、注重长远发展的企业、高效的信息传递系统与对欺骗行为的惩罚机制。
姜翰、金占明、焦捷（2009）认为，标签管理和可追溯管理制度，如HACCP、ISO 9000、GMP等认证制度
、多重认证制度
对食品生产行为有正向促进作用。三是社会协作规制。近年来，产品质量监管的研究框架逐步由“政府—市场”转向“政府—市场—社会”框架。
政府监管一方面通过社会威慑信号和价值重构实现多元共治，
另一方面通过第三方机构降低交易成本和惩罚机会主义行为，增进合同交易双方的集体行动。
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监管、消费者参与、第三方认证对产品质量水平有正向影响。
综上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围绕市场竞争与产品质量的关系这一主题已经做了大量研究。研究方法从规范性分析逐步转向规范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研究内容包含产品质量问题的形成机理及改进机制等。必须肯定的是，这些研究成果为促进市场竞争下的产品质量提升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但不容忽视的是，已有研究还存在有待改进之处：市场竞争与产品质量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相关的可能性？如果存在，市场竞争通过什么逻辑路径来影响产品质量？本书对市场竞争对产品质量的非线性影响进行研究，揭示了市场竞争下产品质量产生的逻辑机理，以弥补以往对市场竞争认识及产品质量影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国内外学者在关于市场竞争与产品质量的基本理论和影响逻辑方面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为本书提供了丰富理论依据和方法指导，是本书后续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基础与思想源泉。但已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价格理论研究多，质量理论研究少，把质量作为主要变量纳入经济分析的文献尤为稀缺；其次，对市场竞争与产品质量的关系研究只关注了市场竞争对产品质量的单一的正向影响或负面影响，而忽视了市场竞争的不同情形对产品质量的双向影响；最后，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视角大多集中于厂商道德风险与消费者逆向选择行为对产品质量负向影响的研究，从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角度研究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的文献相对较少。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分析，批判地继承国内外研究成果，并作为市场竞争对产品质量影响研究的主要理论依据和逻辑起点。在本书的研究中，比较关注的是以下遗漏的三个方面。
现有经济学研究产品质量的文献颇为丰富，但鲜有学者把产品质量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中。本书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把对社会福利起重要作用的“质量”要素内生化，将产品质量作为新的决策变量纳入理论分析框架，分析市场竞争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及逻辑路径。通过应用中国1997—2016年的产品质量优质品率、产品质量相对收益率测度全国各省份的年度产品质量，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GMM），分析市场竞争对产品质量的非线性影响；通过考察厂商机会主义中介效应、信息不对称的双重调节效应、多元化监管的滞后效应，实证分析市场竞争对产品质量的影响路径，构筑市场竞争对产品质量影响的综合研究框架。所以，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对主流经济学中所忽略的“质量”要素的探索，丰富了产品质量理论。
本书基于1997—2016年的中国市场化指数数据，构建市场竞争指标体系，测度全国各省份的产品质量水平。通过建立GMM，分析市场竞争对产品质量的非线性影响。市场有效竞争情形下的信号显示、有效监管有利于提升产品质量；市场过度竞争下由于信息不对称，厂商主体的机会主义、政府监管失灵等行为造成了“竞争扭曲效应”，降低了产品质量。通过构建非线性模型，更加客观地分析了现实市场竞争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多年来，世界范围内的产品质量问题频繁发生并屡禁不止。学术界多从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政府监管失灵等视角进行了诸多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但从市场竞争视角考虑产品质量影响机理的文献较少。本书认为，现实市场竞争通过厂商机会主义、信息不对称、多元化监管等路径影响产品质量。基于统计调查数据，本书通过分析现实市场竞争条件下厂商机会主义中介效应、信息不对称的双调节效应、多元化监管的滞后效应，实现市场竞争对产品质量影响逻辑路径的拓展，给出接近现实的合理解释和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