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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基础是文章的灵魂和根基，本节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中关于市场竞争和产品质量的理论或思想入手，对本书涉及的理论基础进行回顾。
马克思、恩格斯主要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当时自由竞争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因此市场竞争现象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的主要对象。马克思认为，市场竞争可以理解为“许多资本的相互关系”，市场竞争环境对资本家的动机和行为模式具有重要影响，由此决定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厂商动机是最大限度地占有剩余价值，导致“劳动的异化”。
但马克思并不否认市场竞争的重要作用，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利润是“作为全部预付资本的这样一种观念上的产物”，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马克思将商品价值构成分为三部分：不变资本、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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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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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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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下，资本家将剩余价值不仅看作生产过程中实际耗费资本（可变资本）的产物，更看作全部预付资本（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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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物，即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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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全部预付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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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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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阐述了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过程：“不同生产部门由于投入的资本量的有机构成不同，会产生极不相同的利润率。”
从本质上看，利润本质就是剩余价值，是低于剩余价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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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比率。在长期内，资本间、部门间的竞争导致了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形成。为了得到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个别资本利润率，资本家们从技术、成本、管理等方面展开竞争，技术进步会导致资本有机构成
的上升，当以剩余价值率保持不变为前提时，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就会导致利润率
π′
下降，这就是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的一般规律。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初期，资本在“对剩余劳动的狼一般的贪欲”驱使下，导致资本家隐瞒产品质量损害，产生自利性的机会主义行为。就社会价值总量而言，市场利益具有稀缺性和有限性，资本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胜，形成对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追求，追求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利润率。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竞争思想的主要特征如下。
第一，重视对市场竞争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分析。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把市场竞争看作一个历史范畴，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揭示了市场竞争现象背后所掩盖的经济关系的本质，认为“只有了解了资本的本性，才能对竞争做科学的分析”。
资本家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优势地位，采取压低生产成本的方法，使个别资本生产的个别劳动时间小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获得市场竞争优势。正如马克思所言“商品生产者及其生产资料在社会不同劳动部门中的分配上，偶然性和任意性发挥着自己的杂乱无章的作用”。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和全部社会关系不断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
如果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调节市场竞争的产品质量危机，除了需要较长的调整时期外，还会付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代价。
第二，对市场竞争过程进行了动态分析。在资本的竞争中，大资本更具有竞争优势，生产规模起着重要作用，为了实现资本的扩张，企业（A）资本家要通过减少生产成本的方式来生产和经营，假冒伪劣产品应运而生，资本家（A）得到高于剩余价值的价值。如果单个的竞争性企业（A）的剩余价值率高于社会平均剩余价值率，该企业就会在短期竞争中获胜，该企业的资本积累速度较快，很快成长为大资本；剩余价值率低于社会平均剩余价值率的企业（B）在市场竞争中遭到淘汰。企业（A）不断发展壮大，完成原始资本积累，成长为大资本。所以，马克思认为，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方式之间具有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意味着通过市场竞争机制解决不了产品质量问题。
第三，对市场竞争的结果进行了辩证分析。一方面，马克思肯定了市场竞争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市场竞争表现出较高的经济效率，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市场竞争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并导致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由此看来，马克思对市场竞争效应的分析是辩证的，既肯定了市场竞争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又指出了它可能导致的矛盾和问题。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宏观视角研究了生产过程的产品质量循环链问题。
马克思认为，商品具有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二重性。人们从事生产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得到使用价值，满足人的真实需要，使用价值“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
马克思曾指出“由于在产品上使用了更多的手工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不是通过产品量的提高而是通过产品质的提高而提高了”。
随着真实需要的不断提升和生产水平的相应提高，产品的使用价值（质量特性）也在不断提高，这也是经济活动的初衷。马克思将商品的二重性理论作为经济学逻辑基础，按照马克思经济理论，交换成为普遍现象，特别是发展为交换价值时，商品的二重性就显著对立了，形成供给和需求的对抗性矛盾。
简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交易关系如图2-1所示。供给方的直接目的是获得代表“交换价值”的货币，需求方的直接目的是获得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这就是马克思以符号定义的简单产品交换关系或简单商品经济：
此时，虽然交换过程存在，但双方交易的目的还是获得使用价值。当简单商品交换演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竞争的压力使生产和交换的目的转化为获得超额利润时，商品交换的目的便不是获得使用价值，而是获得交换价值即货币的增殖。此时，商品的“使用价值”及“质量”的要素被抽象或被简化了，商品交换公式变为：
图2-1 简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交易关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社会再生产是数量再生产和质量再生产的有机统一。
社会再生产的有机联系系统是数量循环和质量循环的有机统一，这个统一体构成了社会再生产中的质量决定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写道：“废料的减少，部分地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质量。”最后，“还要取决于原料本身的质量。而原料质量又部分地取决于生产原料的采掘工业和农业的发展，部分地取决于原料在进入制造厂以前所经历的过程的发达程度”。
这表明产品质量是由社会循环再生产决定的，产品质量取决于投入原料的质量和厂商的质量努力；在质量循环的过程中，不同环节、不同部门的经济主体行为是相互影响的，一些部门行业的产品质量问题，又会在质量循环过程中影响经济主体的质量决策行为。
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竞争思想和质量思想可以引申出以下结论。
第一，在市场交易中，产品质量在市场交易活动中至关重要，是决定供需双方交易目的最大化的内生因素。在经济活动的本真目的上，使用价值（质量）是资本的生产目的，交换价值（货币）是资本的实现手段。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商品交换公式反转为使用价值或产品质量只不过是手段，获得更多交换价值即货币才是目的。产品质量是产品能够满足实际需要的使用价值特性，在市场竞争条件下，产品质量还指能够满足交换价值实现和竞争力特性。
通过质量消费，使人们的各种消费需要得到满足，又不断创造出新的需要，实现产品质量的享用性，为现代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动力。生产者只有提供质量合宜的产品满足消费者需要，企业才会获得竞争优势，商品交换价值才能实现。
第二，市场竞争下的产品质量问题来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抗性矛盾。市场竞争使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方式产生了对抗性矛盾。在这个矛盾作用下，经济社会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产品质量危机。
如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产品质量问题就会呈现出来。此时，需要引入有效的政府干预或监管机制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市场竞争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抗性矛盾。
第三，以产品质量分析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分析框架亟待建立。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产品高质量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关于市场竞争对产品质量影响的研究，需要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关于市场竞争和产品质量思想基础上，沿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逻辑方式，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进行拓展，构建以产品质量分析为特征的系统性理论分析框架。
第四，在数字化时代，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而数字化又催生了新型生产要素的新型数字化工具（工业互联网、云原生、移动处理终端、移动互联网、云计算、AI等），进而衍生出大批新型劳动者（如软件工程师、数据库管理员、数据科学家、数据分析师、首席数据官、数据专员、数据管家等），从而形成新的生产关系，构造新型生产力，
改进企业产品质量的决定体系，进而提升生产率。
在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竞争理论中，最有代表意义是亚当·斯密的市场竞争理论。在和重商主义的论战中，亚当·斯密提出了以自由竞争为特征，建立在“自然秩序”上的竞争理论，这种“自然秩序”是充分自由的、自我组织协调的秩序。
20世纪后，古典经济学经历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理性预期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该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竞争理论建立在严苛的假设条件上，即产品质量的无差异性、信息的对称性、价格无差异、进出无壁垒等，这些假设条件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演化，学者们很快发现，完全市场竞争理论无法解释现实市场竞争问题。阿尔弗雷德·马歇尔首先讨论了大型企业带来的规模经济与自由竞争效率产生的冲突，即“马歇尔冲突”
。考虑到完全市场竞争的非现实性，1940年6月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立足现实的市场环境，提出了规模经济与市场活力相协调的有效竞争理论，令研究逼近现实以解决“马歇尔冲突”。
受马歇尔观点影响，琼·罗宾逊和张伯伦提出垄断竞争市场结构是现实生活中最普遍的范式，填补了完全垄断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之间的空白，但仍坚持“完全竞争效率最优”的观点，认为市场价格信号能够充分披露交易信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
法国经济学家古诺在1830年发表的《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中对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做了最初的数理分析。其后，又经过杰文斯、瓦尔拉斯、帕累托、马歇尔等经济学家的努力，形成了竞争性市场理论。完全竞争中市场自发调整过程的典范是瓦尔拉斯动态均衡。在瓦尔拉斯均衡状态下，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生产者实现利润最大化，社会则实现福利最大化。帕累托则论证了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生产和交换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条件（帕累托最优）。该理论认为，市场可以自发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价格能够自动调节供给和需求，并能最后达到市场出清，实现资源最优配置。
新古典经济学以价格为中心的市场竞争理论后来遭到了赫维茨
、哈耶克
、熊彼特
的批评。赫维茨认为，对现实经济环境而言，依据瓦尔拉斯动态调整过程并不能收敛于均衡，即使局部收敛也很困难。另外，部分经济环境的均衡可能是非帕累托最优的。生产与交换的瓦尔拉斯均衡不能保证满足社会公平和社会福利的目标要求。
马歇尔通过对实际产业的考察，认识到现实市场竞争的非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
熊彼特则认识到市场竞争中质量差异化的作用，企业通过产品质量差异化可以构筑市场进入壁垒，形成竞争优势，带来超额利润进而促进技术进步。
新增长理论考虑了产品质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垄断竞争市场框架下建立了质量升级型增长模型，即斯拉齐模型。该模型讨论了产品质量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认为产品质量升级的根本原因是技术进步，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质量决定的社会环境因素。
鲍莫尔提出的一定程度上的寡头垄断或垄断虽然存在掠夺性定价，但可以在社会福利改进方面具有高效率。
由以上学术思想可以看出，在对市场竞争与产品质量的认识过程中，对竞争性市场的推崇程度逐渐降低，对垄断竞争性市场结构的接受程度逐渐加强。
制度经济学起源于美国经济学家沃尔顿·汉密尔顿于1918年在美国经济学学会第31届年会上提出的“经济理论的制度分析方法”，其关注对制度、理性、知识和信息等本质的研究，所以比当时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更能解决现实问题，强调现实世界的实在性。制度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制度中性”，一方面表明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优势，同时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它解释现实政府干预的脆弱性，脆弱性在于没有考虑制度作用和交易费用。
20世纪70年代后，制度经济学开始从契约和交易成本视角研究经济问题，被称为“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通过弱化新古典经济学某些脱离现实的假定（“交易成本为零”假设），从契约“交易成本大于零”的基本假定开启对市场交易的理论论证。新制度经济学采用了两个研究假设。一是人的认知的假设：假定人的有限理性，即人的动因是意欲合理的，但只能有限达到。
二是人的行为假设：远见和机会主义。
在信息不对称下，当“委托—代理”关系的双方出现效用和利益目标不一致时，代理人往往会采取各种机会主义行为，Williamson O E（1985）认为机会主义是“利用诡计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狡诈地追求自我利益”（Selfseeking with Guide）。实现机会主义的方式，是通过“信息不完全或传递扭曲，特别是经过精密计算的误导、扭曲、伪装、迷惑或混淆等”。
因此，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所有复杂的契约都是不完全的。人的行为不只追求自利，还有机会主义倾向。一旦考虑交易成本的存在，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关系就不再是简单的供给与需求关系，而是包含了机会主义和交易成本的交易方式。
新制度经济学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制度中性”的潜在假定，更强调制度的作用，是比新古典经济学更为贴近现实的理论。
市场竞争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包括制度因素，通过激励和约束对市场竞争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调节，产品质量问题才能得到根本改善。
与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理论假设不同，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具有有限理性。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解释，“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是指把决策者在认识方面的局限性考虑在内的合理选择——包括知识和计算能力两方面的局限性。有限理性根源于市场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科斯，1937）。在对市场环境的认知中，人的理性是有限的。阿罗（1942）认为有限理性是指市场交易环境复杂，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有限。赫伯特·西蒙（1979）进一步指出，人的选择行为是一种有限理性，即不可能知道所有信息并预期所有不确定性，以及无力计算后果。
人的决策行为没有穷尽所有的方案，一旦发现了符合预期水平的方案，就通知继续搜索进一步的信息。所以，人只能通过搜索行为寻求满意理性。
信息经济学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发展于五六十年代，到70年代基本发展成熟。信息经济学的发展有两条主线，一条是以信息产业和信息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宏观主线，代表人物是弗里兹·马克卢普和马克·尤里·波拉特；另一条是以信息对市场效率的影响为研究对象的微观主线，代表人物是乔治·斯蒂格勒和肯尼斯·阿罗。
信息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突破在于它放弃了完全信息假设，引入了信息不对称假定。信息不对称理论（Asymmetric Information Theory）是由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洛夫和迈克尔斯·彭斯于1970年提出的。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市场交易的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或信息不完全，卖方要比买方有更多的信息优势，使厂商作为信息优势方在市场交易中获益。
在市场交易中，当一方拥有的产品质量信息不能被另一方观测或了解，或者搜寻成本较大时，买卖双方就存在信息不对称。契约执行过程中委托人可能存在着道德问题，使市场机制的价格信号配置资源的效率大打折扣，导致市场机制不能完全合理地配置资源，生产者由于掌握的信息比较充分，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资本的逐利性和机会主义很容易诱发信息优势方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问题。信息劣势方为了避免道德风险行为，往往会以“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来应对。Williamson O E（1985）认为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不一致导致了事前机会主义和事后机会主义影响事前激励，
提升交易的监督成本和执行成本等市场交易成本，从而减少市场交易。
信息是市场竞争主体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行动依据，完备、充分的信息是正确决策的基础。但信息的收集和甄别具有成本，所以信息不对称会导致经济资源的不合理配置，生产和交易市场的一般均衡不易实现，纯粹的市场机制并不能达到生产与交换的一般均衡和帕累托最优。本书基于微观信息经济学理论，分析市场竞争条件下信息不对称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新凯恩斯主义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当原凯恩斯主义陷入现实解释困境时，新凯恩斯主义继承了原凯恩斯主义的基本信条，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新凯恩斯主义代表人物埃德蒙·费尔普斯、斯蒂格利茨、约翰·泰勒等，吸收了理性预期思想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利益最大化思想，建立了以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不完善市场和相对价格黏性为核心的非均衡理论（亦称“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
新凯恩斯主义者在动态非均衡框架下研究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非均衡现象，认为经济是非出清的，需求冲击与供给冲击都不能使经济达到市场出清。非均衡理论否定了新古典框架下价格完全弹性、价格调节具有完全有效性的观点，认为市场价格具有黏性（价格不容易变动）。价格黏性主要是由市场不完全竞争、菜单成本和相对价格刚性等原因引起的。菜单成本的存在使厂商不愿意经常改变价格，导致市场上供需的非出清状态，具有明显的非瓦尔拉斯均衡的特征。
在新凯恩斯主义非均衡理论框架下，内生力量可能经常地增强外生冲击的干扰影响，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震动都认为是市场非均衡和经济不稳定的潜在根源。价格黏性的存在，使生产与交易市场不会达到瓦尔拉斯均衡状态，帕累托最优不会实现。因此，采用政府干预政策提升经济效率是必要的。
新凯恩斯主义在动态非均衡理论下注重宏观的动态分析，它所主张的价格黏性与非瓦尔拉斯均衡的观点更贴近市场竞争现实，在构建本书理论分析框架过程中，借鉴了非均衡理论的分析思路，对现实市场竞争导致的生产与交易的非瓦尔拉斯均衡进行了微观分析。
比较以上理论发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竞争与产品质量的理论都有涉及，且对经济研究和实践发挥着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价格是商品价值在市场竞争、供求关系变化中以货币数量体现的形式，市场竞争是由资本目标驱动的内生变迁过程，其核心是“质量竞争”而不是“价格竞争”。市场竞争的要旨就是比竞争对手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或服务，满足消费者需求，提升使用价值。
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市场理论的理性人假定、质量无差异假定、完全信息假定和交易成本为零假定脱离现实市场竞争情况，完全市场竞争的瓦尔拉斯均衡结果难以实现。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竞争理论体系虽然比较丰富和完善，但完全竞争市场思想假设的合理性和现实解释力值得商榷。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认为，人们从事生产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得到使用价值（质量），满足人的真实需要。价值体现在物的掩盖下的社会生产关系。使用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而质量特性是使用价值的体现。新古典经济学有价格理论而无质量理论。新增长理论包含产品质量理论，但只讨论了影响产品质量升级的技术因素，却忽略了决定产品质量的社会环境因素和人的行为。
但其产品质量分析的方法可供借鉴。
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局部均衡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建立在一系列严格假设之上，脱离了现实市场经济的运行特征。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新凯恩斯主义认为市场处于非均衡状态。在关注“人的行为”及社会环境影响的前提下，生产与交易市场的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均难以实现。本研究以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汲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竞争与产品质量思想，将机会主义、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纳入理论分析框架，在非均衡视角下探讨市场竞争对产品质量非线性影响以及可能的逻辑路径。